中美俄都没签，国际刑事法院凭啥越界抓人？中方在联大把话挑明了

2026年11月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时，直面这场牵动全球格局的国际法交锋，向国际刑事法院抛出直击核心的质问：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力边界到底在哪里？

一个仅由部分国家缔约设立的机构，有没有资格单方面把管辖权延伸到《罗马规约》非缔约国，甚至对他国国家元首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中方当场明确亮出三大核心立场，直指管辖权越界、无视非缔约国主权、漠视国家元首豁免三大关键问题。

中美俄三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均未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而国际刑事法院此前强行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逮捕令，这一举动，已经引发一场深刻的国际法博弈。国际司法追求正义无可厚非，但不能借正义之名自我扩权，突破主权国家公认的国际法底线。

很多舆论刻意淡化一个关键事实：国际刑事法院不属于联合国下属司法机关，它依托《罗马规约》成立，权力根源只能来自主权国家自愿缔约授权。规约现有125个缔约国，而联合国拥有193个会员国，二者覆盖范围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它天然不具备全球普遍管辖权。

中国始终没有加入规约；美国签署后并未完成国内批准程序；俄罗斯曾经签署，后续明确不成为缔约国。三国法律状态虽有差别，但一致拒绝接受规约对本国的约束。

这就引出核心矛盾：俄罗斯并非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凭什么在2023年3月17日对普京签发逮捕令？法院援引《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作为借口，乌克兰虽当时不是缔约国，却在2014、2015年提交声明，同意法院对其境内特定时段相关案件行使管辖权。

法院据此作出扩大解释，主张即便俄罗斯没有加入规约，只要涉案行为发生在乌克兰境内，就可以启动管辖。这份逮捕令，指向法院单方指控的非法驱逐、转移乌克兰儿童相关战争罪，需要明确：这只是检方指控，不等于生效有罪判决。

这场交锋的本质，不是简单的签约与否，而是一个根本性国际法原则：未经一国同意，任何条约和机构不得把管辖义务强加给非缔约国。法院单方面的解读，试图绕开“条约不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这条铁则。

孙磊在联大清晰表明中方态度：除安理会移交的情势之外，中方绝不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非缔约国国民。法院权力来自主权国家授权，强行管辖非缔约国国民，直接违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践踏条约法基础规则。

相比管辖权争议，国家元首豁免问题，更是这次国际交锋的焦点。经过长期实践沉淀，国家豁免、官员豁免早已成为习惯国际法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元首行使公权力，在境外司法体系内享有法定豁免，这套规则不是为个别人员提供免责庇护，而是保障国家之间正常外交往来，防止一国借助司法工具干涉他国主权事务。

《罗马规约》第27条写明，官方身份不能免除个人刑事责任，也不能阻碍法院行使管辖权。法院常常拿这一条作为突破豁免的依据。但这个条款的约束力，严格限定在缔约国范围之内，无权更改非缔约国元首在习惯国际法下享有的豁免权利。

规约第98条同时写明，法院提出合作请求时，必须尊重被请求国对第三国承担的国际法义务，不能逼迫相关国家违反豁免义务。

中方在联大的表态立场坚定：第27条仅约束缔约国，不能消解各国依据条约、习惯国际法承担的义务，也就是尊重第三国国家元首、高级官员的刑事管辖豁免。国际刑事法院不应发出会迫使他国违背豁免义务的协助请求，这是规约第98条白纸黑字确定的原则。

道理很清楚：一部分国家自愿缔约，约定彼此之间的追责规则，这份约定只约束签约方，无权单方面把这套规则强加给圈外国家。这里事关条约效力、国家同意以及第三国法定权利。国际刑事司法追责不能建立在无视既定国际法义务的基础之上。

中方提出的法律质疑，背后是国际社会持续扩大的分歧。2026年11月2日，第81届联大表决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决议，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中国投下弃权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等国投反对票。

投票结果直观证明：国际社会并非全盘否定国际刑事司法的价值，但大量国家对法院的行事方式、管辖主张存在强烈疑虑，远没有形成共识。另一项不容忽视的信号，是近年多国陆续启动退出《罗马规约》程序。

美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2026年10月9日，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起因是法院针对美方及其盟友人员采取司法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制裁会干扰法院履职。

同样属于非缔约国，美方选择动用单边制裁施压；中方选择在联合国多边舞台，依据国际法指出法院越权、侵害主权的问题，两条路线性质完全不同。

正是出于维护联合国宪章体系的考量，中方反复强调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全球安全秩序里的核心地位。国际刑事法院独立于联合国，不是安理会下属机构，也不是覆盖全球的最高司法机关。

它的权力来自《罗马规约》，联合国的使命是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协调主权国家关系，两套机制可以互补协作，但权责来源不能混淆。

依据《罗马规约》第13条，法院启动调查有三条路径：缔约国提交情势、检察官自行启动调查、安理会移交情势。安理会移交只是渠道之一，并非所有案件都要经过安理会。

但这绝不代表法院可以抛开国家主权、无视非缔约国正当权利。中方的核心诉求，就是要求法院忠实、善意解读规约和普遍国际法，禁止对条约权限做扩大化解释。

需要厘清一个关键：中国从来不是反对国际刑事司法体系本身。孙磊在发言中明确说明，中方全程参与《罗马规约》谈判，认可国际刑事司法机制在惩治严重国际罪行方面的积极作用。

但中方坚持一条底线：法院务必恪守独立客观公正，严守补充性原则，杜绝政治操弄与双重标准。我们支持国际司法机制，前提是这套机制扎根在清晰授权、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之上。

后续有三个关键动向值得持续关注：国际刑事法院会不会正面回应中方提出的管辖权、非缔约国地位、国家元首豁免三大质疑；启动退出规约程序的国家数量是否继续增加；美国单边制裁会不会进一步瓦解法院的国际合作网络。

国际刑事司法机制有其存在意义，但司法权力天然存在边界，国际正义绝不能成为践踏国家主权、突破条约授权的借口。中方已经在联合国把法理讲透，现在该交出答案的，是国际刑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