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委书记叛变被捕后仍想潜伏解放区，未料早有封信揭穿身份！

1948年10月，苏北解放区，一名自称从敌占区归来的干部刚刚露面，便被战士控制。此人正是原华中十地委书记金柯。看上去，他熟悉地下工作的规矩，言谈也颇为镇定，似乎只要取得信任，便能重新进入解放区的组织系统。

可他没有料到，几个月前从南京监狱辗转送出的一封信，已经把他的底细写得清清楚楚。写信的人，正是与他共同被捕的华中十地委副书记杨斌。

金柯被押到陈丕显面前时，仍试图争辩。陈丕显没有立即斥责，只从身边取出一封保存多时的信，递到他眼前。金柯看了几眼，脸色骤变。

“这封信，你应该认得。”

金柯没有回答。

信中并非长篇控诉，文字也不多，却明确提醒组织：金柯已经叛变，今后若有人以他的名义返回解放区，必须严加提防。正是这份提前送出的警告，使敌人的一次反向渗透没有得逞。

这封信的分量，不能只从一场抓捕来理解。它背后，是上海地下工作的严酷处境，也是杨斌在身体衰弱、身陷囹圄之后，仍然保持清醒判断的证明。

杨斌原名谢远源，1912年出生于安徽当涂一个贫苦船民家庭。家境清寒，却没有阻断他的求学道路。他先后就读于江苏高淳萃英小学、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成绩一直较为突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学生中反日情绪高涨。杨斌参加爱国活动，因而受到校方处分。那段经历让他逐渐看清，单靠书斋里的议论无法改变民族危局。后来，他进入安徽大学经济系求学，学校相关院系并入北京大学后，又来到北平。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杨斌走上街头，随后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谢远源改名杨斌，这个名字也伴随了他此后十余年的革命生涯。

抗战全面爆发后，杨斌先后在山西、延安以及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10月黄桥决战后，华中地区急需从上海向苏北输送干部和人才，杨斌承担了这项危险任务。他往返于敌占城市与根据地之间，熟悉交通、联络和掩护等环节。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杨斌担任主任。办事处工作结束后，他又参与建立苏中区党委秘密工作部。那些年，他长期置身敌占区，面对的不是公开战场，而是随时可能出现的跟踪、搜捕和叛徒。

肺结核也在这段时期缠上了他。组织曾考虑安排他到大连休养，陈丕显也多次劝他离开一线。杨斌却不愿退下，他曾反问：“是不是我不能工作了？”

这句话并非逞强。杨斌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知道秘密工作远比普通岗位危险，但他认为，自己有多年城市工作的经验，离开这条战线，反而难以心安。

1946年9月，华中十地委成立，金柯任书记，杨斌任副书记，任天石任常委兼社会部部长。十地委主要承担苏南、上海一带的地下工作，办公和联络地点必须不断变化，人员之间也不能掌握过多无关信息。

然而，危险还是从内部逼近。1947年春，任天石被捕，杨斌判断组织可能出现了叛徒。他曾建议把秘密机构转移到杭州，并两次前往寻找合适住处。但在敌人掌握线索之前，十地委的活动已经受到监视。

1947年5月13日，曾混入组织的赵万和在上海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有关人员的住址。5月14日，杨斌、金柯等人相继被捕。敌人将他们押往南京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

在押解途中，杨斌发现同车还有十地委工作人员张达平。他没有条件说话，便用手指蘸水，在桌面写下一个“共”字。张达平立即明白，这是提醒，也是考验：身份可以被夺走，信念不能自行交出。

审讯很快转为酷刑。金柯起初没有屈服，但敌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到面前，以亲属性命施压。金柯最终选择妥协，并供出了多处地下组织和秘密经济据点，造成许多同志被捕。

更危险的是，他没有满足于交代问题，还主动充当劝降者，企图利用自己原有的身份和关系，影响狱中同志。杨斌看出其中的变化，曾在狱中对大家说：“与其乌漆墨黑地生，不如光明磊落地死。”

敌人同样抓捕了杨斌的妻子王力维，试图用亲情迫使他低头。杨斌没有动摇，反而劝妻子坚持住。此时，他已经明白，自己和金柯的身份都暴露，真正能够保全组织的办法，是把敌人的下一步行动提前告知外界。

狱中有一位常到解放区经商的商人艾星华，杨斌经过观察，认为此人可靠。于是，他与任天石设法写下密信，托艾星华带出。为躲过搜查，杨斌又准备了一封故意放在显眼处的假信。

敌人搜身时果然发现了假信，以为已经掌握全部内容，便放松了警惕。1948年3月，艾星华出狱后辗转抵达山东解放区，将真正的密信交给组织。

几个月后，金柯获释，并奉敌方意图进入解放区，准备凭借过去的身份重新取得信任。1948年10月，他刚到苏北，便被早已警惕的部队识破。面对证据，他最终承认了叛变和出卖同志的事实。全国解放后，金柯被判处死刑。

杨斌没有等到这场抓捕。长期监禁、严刑拷打和肺病发作，使他的身体迅速恶化。1948年4月，敌人以治病为名将他抬出监狱，随后折磨致死，牺牲时年仅35岁。

他生前还托人寻找哥哥谢远达。由于兄弟二人自1939年后失去联系，杨斌一度以为哥哥已经牺牲。那只皮箱，则被托付给陈丕显保管。

多年以后，名字成了寻找亲人的一道障碍。杨斌本名谢远源，组织寻找的是“杨斌”的亲属，谢远达寻找的却是失散多年的弟弟。直到1983年9月23日，谢远达随天津市老干部参观团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才从照片上认出四弟。

1984年4月，谢远达在天津见到陈丕显，接回了那只保存多年的皮箱。1985年清明前后，皮箱被捐赠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那封信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写信的人，早已长眠在他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