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叛国者、大清补锅匠：赫德的人间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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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英国克雷加文历史学会的大卫·韦尔拿到一笔1万英镑的拨款。出钱的是英国文物遗产彩票基金，条件是带北爱尔兰阿马郡波特唐镇"赫德爵士纪念小学"的孩子，重新认识一个被故乡忘了的人。

韦尔接手项目后，推广的第一项活动是：

从使用筷子开始。

（赫德爵士纪念小学的孩子们）

韦尔说，对孩子们而言，娴熟地使用筷子并不容易——听说19岁的赫德三年就能流利读写中文，他们惊叫连连。韦尔还说，义和团年间赫德写过一本书，字里行间同情团民，还预言中国会崛起成现代强国。

赫德很清楚中国将走向何方。可在他母国，这个人先被当作叛国者，后被故乡遗忘。而在万里之外的北京，他曾是紫禁城里最不会被遗忘的洋人。

当然，"我大清的朋友"不等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替大清收了45年税的爱尔兰人，中国现代海关与邮政制度的奠基人，曾被孙中山高度评价：

最值得信赖、效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西人。

一个英国人，被当成最可信赖的"西人"。他的N重相互矛盾的身份之中，哪一个才是真的？

① 在逃的长子

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不幸是所好学校。

按照这个标准，亨利·赫德家的长子、大清国太子太保、大英帝国GCMG受勋者罗伯特·赫德爵士10岁那年就上了大学，而且是牛津、剑桥级别的名校。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1845年，马铃薯晚疫病传到爱尔兰，粮食减产了三分之一，英国当局照旧把爱尔兰的农产品输往英格兰，从而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

饥荒持续了七年，爱尔兰人口锐减四分之一，约一百万人饿死或病死，另有一百万人远走北美。

其实，赫德本不应该受到大饥荒直接影响的。

1835年，罗伯特·赫德降生于北爱尔兰一个小镇，父亲亨利是当地酿酒厂的小股东兼职员，母亲是附近一个农场主的女儿。从成分看，赫德家算“中产”。

可坏就坏在有文字记载，赫德的父亲“性情刚毅、精力充沛、富有感染力和传奇色彩”，具体地说：

罗伯特·赫德是亨利·赫德的12个孩子中的长子。

大饥荒一来，赫德家十来张嘴摆在那儿，日子不好过。他几次想让长子辍学进工厂，因为年龄太小没人收，加上儿子年年拿奖学金，这件事才一直"再议"。

1850年，数度转学的赫德考上了开办不久的女王学院，主要动力是学校给了全额奖学金。

当然，英国女王学院并非浪得虚名。它设立于1845年，于1849年首度招生，本意是给天主教徒与长老会教徒另开一扇门，与几乎只收圣公会子弟的都柏林三一学院分庭抗礼。

学校开学时有23位教授、195名学生。今天它的名字是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英国“罗素集团”成员之一，曾诞生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15岁的赫德终于摆脱了“不好好读书就抚养11个弟弟妹妹”的可怕厄运，他在贝尔法斯特的日子，几乎全耗在书上，爱默生的《随笔》深深地影响了他。

他把第一首诗寄给当地报纸，署名"C'est Moi"，居然登了出来。父亲闻言，破天荒地寄来10英镑作为鼓励。

赫德再投了第二首，编辑在报纸的推荐栏中说：

和两周后的这篇诗作相比，"C'est Moi"的上一篇作品，简直不值得它所占用的篇幅。

在一定程度上，15岁拿全奖进大学的赫德和爱默生有诸多相似之处——后者的父亲早逝，半工半读，14岁靠奖学金进哈佛，后来成了著名思想家，“美国的良心”。

另外，赫德的父亲信奉卫斯理宗，母亲一方与加尔文传统渊源颇深，双方都把“个人面对上帝与良知时的独立判断”看得很重，这与爱默生提倡的“教徒自助，凭自己的良知决策”有诸多重合。

1843年，哲学家詹姆斯·麦科什（James McCosh）在苏格兰教会分裂中站在自由教会一边，被打压后被女王大学收留，成为特聘的逻辑学教授。

麦科什走的也是“尊重理性与个人判断”的路子。他相中了聪明自省、遵守规则、抵制享乐、持续自我规训的赫德。

1853年，18岁的赫德拿下文学、逻辑与形而上学奖章，以高级学者毕业。他本想读硕士，但父母催他工作。

次年春天，赫德以女王学院“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经麦科什教授的引荐，拜会了外交部常务次官埃德蒙・哈蒙德（Edmond Hammond），得以进入外交部领事体系，作为翻译学员派驻香港贸易督察处。

这是赫德职业生涯最惊险的一跃，他原本的打算是通过老乡推荐去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然后在印度厮混，是麦科什教授在痛惜哲学界损失了一名潜力新人之余，给了他进入外交体系、开创传奇生涯的机会。

1854年5月，赫德揣着老师赠与的50英镑盘缠上了船，他在日记里写着麦科什教授对他的教诲：

既然选择踏入了政治生活，就不能以金钱为目标，总是要做官、施政，不管是在哪个部门都可以。

（1854年，赫德来到香港）

到香港三个月，他就学会了粗浅的广东话，并按中国士大夫的习惯给自己取了新名字：

鹭宾·赫德。

1868年，麦科什教授远渡美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第十一任校长。他设立科学、哲学、艺术等学部，开创了研究生教育制度，把一个小型古典学院改造为全球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赫德与麦科什终生保持通信，他们的友谊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② 二十岁的临时领事

约翰·鲍林是边沁的信徒，做过生意，办过《威斯敏斯特评论》，最后因创业失败，”不得不接受英国首相帕默斯顿的邀请，于1854年担任第四任香港总督兼贸易总监“。

可见，创业有风险，入行不自由。

鲍林与赫德几乎先后脚到达香港，他对清朝地方官在外贸上的消极违约和普遍贪腐感到震惊。当年10月，新兵蛋子赫德被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做编外译员。

几个月后，宁波的英国领事与葡萄牙同事闹翻被停职，20岁的赫德作为英国利益代表者，临时顶上。他以彬彬有礼的态度、惊人的冷静和良好的判断力，处理了中、英、葡三方的贸易纠纷与外事冲突，好评一片。

1955年10月，从印度派来的新领事到任，但赫德的名字已经进了大人物的视野。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广东巡抚柏贵被拉来组建联军委员会。1858年3月，赫德被调往联军委员会秘书，负责与中方人员沟通与谈判。

在流氓与冒险者遍地、欺唬技能点加满的联军里，这个礼貌、克制、重视契约与人情的年轻人是个异类。一来二去，赫德与广州的中方实权人物、乡绅富商结下善缘。

1859年，接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要办新式海关填财政窟窿，请这位"信得过的外国老朋友"出面向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请教。

（性情倨傲的李泰国与赫德交好，似乎是一个谜）

赫德说自己对关务一窍不通，但愿意跟进联络人，也愿意学习其中关窍。劳崇光和李泰国对这位坦率、热忱的小伙子非常满意，干脆联名请他做粤海关副税务司。按照当时惯例，这项任命一旦被英国政府批准，日后赫德就别想回到英国外交领事体系中。

1859年，思想斗争了很久的赫德辞去领事职务，从英国外交系统跳到了清国衙门。

1861年，李泰国请假回国采购战舰，推荐赫德会同费士来署理总税务司。费士来不懂汉语，见不上总理衙门的大臣，实权落到了赫德手里。他进京递了七份清单、两份禀呈，把海关弊端和建议一条条列出。

恭亲王把折子递给朝廷，给赫德的评语是：

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1862年，总理衙门奏请设立京师同文馆，经费从海关船钞里提三成，赫德担任同文馆的监察，还替它从欧洲请来教习；这所学校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

和恭亲王的通力合作，让赫德获得了更大的表演舞台。

1863年11月，李泰国因阿思本舰队事件被革职，28岁的赫德实授总税务司。

也许在大清衮衮诸公眼里，赫德人微言轻，性情温顺，实在是完美的橡皮图章。

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③ 国之干城

《红楼梦》第五十回，王熙凤跟平儿说，她才不真个是为了搞钱，无奈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

再几年就都赔尽了。

赫德接手前，户部管着的海关，差不多也是如此不可言说的糊涂账。

清朝沿袭了明朝”隆庆开海“的政策，设关抽取外贸关税，主要是把盈余供内务府，海关效忠的对象是：

皇帝本人。

说白了，“窝大清“的关税分两块：名义上的"定额"由户部定死，定得极低，算国家财政；超出定额的大头叫"羡余"，直接解内务府广储司，是皇帝私产。

既然大头是私产，保证结果就是关键，至于流程、透明度、征收成本…就没人较真了。

乾隆末年，仅专营外贸的广东十三行，每年毛利就有200-250万两白银，粤海关账面收入却只有110万两。

国家没收到钱，海关官员先富了：粤海关私设税费七十多项，收上来通通私分；1763年两广总督上奏，承认每年私分十六七万两。嘉庆二十三年，粤海关监督阿尔邦阿把24名家人、41名巡役安插到总巡口、黄埔口、江门口掌要职，时人称这里是：

天子之南库。

关差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盈余、报效内帑。这事办成了，中间留点灰色空间，各方都默认。

毕竟，皇帝还不差饿兵呐。

赫德上任后，对这一顽疾痛下杀手。

首先是确立海关垂直领导、完全独立。海关从户部划出，行政、人事、财政只对总理衙门负责，与满清官场基本隔离；工作语言定为英语，一切报表公文用英文起草，目的之一就是让户部官员看不懂。

其次是抛弃中式记账，换上复式记账法，并从英国引进最先进的会计审计制度。1866年英国通过《国库与审计部法案》，赫德通过英国审计委员会的朋友跟进，把这套 “独立稽核、专款专用、账实核对、突击巡查” 的流程补进海关章程。

再次，勒令海关职员“逢进必考”。海关是肥差，来打招呼的人不少，赫德一概应下，给他们考试机会，考不过照样不录；同时还面向各国招聘，选拨人才并平衡列强利益。

最后，稽核官独立于业务线。1870年起陆续颁行账册章程，设独立的稽查账目税务司，可以定期突击盘库、接管账册，发现问题有权先停相关官员的职务。

赫德刚柔并济，推行高薪养廉政策，连最低等钤子手（验货员）年薪都有600两白银，是朝廷事务官的3倍。与此同时，广东海关有个职员是赫德的爱尔兰老乡，因私下收了一条鱼被勒令开除，永不叙用。

赫德在清国为官48载，掌管晚清海关45年，记录在案的贪污、滥用公款或不当行为，一共是：

5起。

在他之前，光是乾隆年间的粤海关，一把手就换了6次，每任都是被革职。

另一组数字可能更直白些：1861年，中国海关税收490万两，四年后达到830万两，1875年首次突破千万。到1908年赫德离开时是：

3020万两。

也许更重要的是：

海关税收占满清财政收入的比重，从9%涨到24.35%。

很多人不明白，1840年以后的“窝大清“，外有侵略，内有起义，凭什么硬撑了七十多年；而前朝大明，仅"辽饷"和士大夫避税两件事就作鸟兽散。

其实那正是晚清最缺钱的年头，是海关这个极品人参吊住了它最后一口气：镇压内乱、平定新疆、洋务运动，经费多半来自关税；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北洋舰队的大采购，也得记在海关名下；连割地赔款都要用关税作抵押，于是列强也乐于维系这个大号血包。

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德是晚清的续命者，至于这个评价是褒是贬，谁也不敢打保票。

赫德不只是服务于晚清的钱袋子，还充当着朝廷补锅匠的角色。

新海关不同于唐朝以来的市舶司，不是关起门来收钱就完事。1868年赫德倡导成立海务部，督办中国沿海第一批灯塔、引水船、浮标；1896年朝廷批准开办全国邮政，也由他总司其职，甚至于外债发行、海务、外交、海防，都往海关塞。

有人用"三不停"形容他：

脑不停，手不停，腿不停。

意思是说，赫德天天跑总理衙门谈机构改革，每月给高官皇族解释西方制度，每年花大量时间巡视口岸，简直是国之干城。

据说赫德的办公室，简陋得连张阔气的太师椅都没有。倒不是说他清廉简朴，这是他为了提高效率，基本不坐着，全程站立办公。

这些事由一个"帝国主义代理人"去做，难免有点别扭。管的是同样的事，差别怎么那么大？

是因为西药见效快的原因吗？

④ 我们为叛国者挑个念想儿

方根拔男爵（von Gumpach）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混遍全球，最后栽倒在清国。

此君年轻时因挪用公款被银行开除，中年时以私人学者身份撰文批驳牛顿的"谬误"，后来投靠某位议员的路子被推荐为同文馆的教习，教天文与数学。

赫德对此人的学问、人品都不满意，最终把他解雇。方根拔羞愧难当，以诽谤罪起诉，官司一路打到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赫德拿出铁证才了结。

事后有人含蓄地提醒他：

要团结同胞，尊重来自伦敦的友谊。

他在日记里写道：

必须时刻牢记，我担任的是清国的官员，服务于清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

这就是赫德，一个很矛盾的人。

他是爱尔兰人，拿着英国护照，最先替英国外交部做事，后来跳船代表大清当官，却从不替英国人留面子与后门。

1875年马嘉理案爆发，英国公使威妥玛狮子大开口，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开放云南边界贸易、在上海租界以外筑铁路。中英谈判破裂，几乎兵戎相见。

李鸿章和恭亲王找到赫德，请他动用在国内的人脉打听到英方谈判底线，又借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利益一路斡旋，最终促成《烟台条约》。

清政府很快批准了条约，消息传到英国却招来鸦片商人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对，拖到1885年英国政府才批准。当时的英国驻华外交官无法理解，赫德为什么要那样维护中国人的利益，有人干脆把他视作：

叛国者。

但事实上，学者佩里·安德森曾评价说，赫德个人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与母国的分离程度：

假如他是迪斯累利的鹰犬，他便不会获得来自于紫禁城的友谊，也不会拥有巨大的对华影响力。

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便赫德表面上不愿做大英帝国的忠犬，但他的价值终归来自于代表与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

1885年，英国政府请他出任驻清、驻朝鲜公使，那一年他五十岁，正处人生顶峰，可接任总税务司的人很可能不再是英国人。他犹豫了四个月，8月给伦敦写信推辞，理由是：

首要的问题，是把海关的领导权保留在英国手里。

忠于大英还是大清，对赫德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它们本就是一体两面。

直到1900年，由于未能成功地调停清廷和西方列强，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赫德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批判，很多人忘了，赫德曾多方奔走，建议采用更温和的条约条款，为此不惜顶撞英国使团。

这是赫德在清朝官场走下坡路的开始。

1902年，赫德动过归国的念头，慈禧太后召他入觐。紫禁城的觐见厅不大，头顶是彩画，门上是木雕，没有椅子，没有茶盘，别的摆设也没有。

慈禧跟他聊起他要回去的伦敦城，略带羞愧地说，自己这辈子只出过一趟远门，就是两年前逃去西安那次，从此倒喜欢上了旅行和看新鲜东西。

这个意味深长的冷笑话没有逗笑赫德。临别前太后总算露出一丝温情，没说赏赐，说的是：

我们为你挑了个念想儿。

陪同的官员催他叩谢，一辈子在清廷当官的赫德百感交集，嗫嗫嚅嚅吐出一句"谢谢您"。皇帝和太后脸上的表情如佛像一般，木然地任由这个总税务司默默退下，仿佛完全忘了他的存在。

替他立传的裴丽珠（注：赫德的外甥女）后来在书里记下这一幕，说这是：

清廷区分朋友和主权者关系的方法。

（1894年，英国《名利场》杂志刊发了幅赫德身穿汉服的画像）

民国初年，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修《清史稿》，给赫德立了传，其中记载：

总署尝拟请授总海防司，道员薛福成以其阴鸷专利，常内西人而外中国，上书鸿章力争之，议始寝。

薛福成讲得大义凛然，说赫德这个人阴险专横，遇事总把洋人放在心头、把中国人放在外头，吃大清的饭、砸大清的锅，老两面人了。

薛先生倘若穿越今世，想必大有作为。

此后，赫德未提离职，但逐渐退出外交舞台，潜心本职。1905年与德国使节商议修订青岛设关办法，改行无税区；1907年在东三省测量土地，在日俄双重压力下设置多处海关。

1908年4月，赫德因病请准离华，清廷加尚书衔。从1854年19岁上岸到这一年离开，他在中国呆了54年，其中为清廷工作了45年，只有两次回英国休假的记录。

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格兰白金汉郡病逝，终年76岁，清廷追授他为太子太保，这是晚清外籍客卿里名气最高、政治分量最重的荣典。

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赫德所效忠的对象，与他一起滑落深渊。

⑤ 社会的游戏规则

2004年，古根海姆奖得主刘禾出版了《帝国的话语政治》，书中提到：

殖民主体不可能生活在一种暧昧或者混杂的神话状态当中，除非他拒绝这种欲望。

显然，刘禾的这一论述，针对的是霍米・巴巴的 “混杂性”，即认为殖民夹缝里的历史人物可以超越时代和国别，生成一种游离的超然身份。

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近年来对赫德的重新评价。

1949年10月25日，孔原在北京接手了一个部门，新中国海关总署成立，定下的第一条规矩，还是垂直领导。

孔原还做了两件事，一是继承旧海关查验、征税、统计、审计等科学的业务流程；一是大胆留用技术业务人才，通过旧人培养新中国海关干部，不搞全盘推倒。

这意味着，赫德建立的那套制度没有被辛亥革命中断，先是被民国政府全盘继承，然后被新中国大胆扬弃。能享受这个待遇的原因，可能是中外史学研究者几乎一致认定：

赫德建立的制度，是近代中国政府里效率最高、最有诚信的。

今天的海关，仍是国务院序列里少数几个垂直管理的部门之一，稽查与审计、人员考核、待遇标准，仍依稀看得到那个爱尔兰人的影子。

与此同时，赫德在中国那些年，大清也在学西方，说是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学了三十年，学的是船，是炮，是机器，是器物，是所谓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他们顽固地认为，老祖宗的经卷是好的，学点奇技淫巧就能让国家再次伟大。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

我觉得赫德的成功很好，好在不仅仅建立起领先数十年的制度性框架，它好就好在无情地撕破了“东宿西食“的最中幻想。

1993年，诺斯因制度变迁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24年，诺奖又发给三个研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人，他们说，殖民者到了新地方，先看自己能不能正常活下来：

能正常地活下来的地方，就定居、置产、把产权保护写进法律；活不下来的地方，只建关卡、征税、挖矿，捞到钱就走——前一种叫包容性制度，后一种叫攫取性制度。

黑色幽默的是，赫德接手的那个海关，之前正是攫取性制度的样本：皇帝派主管，主管带家奴，关税大头收归内库，外贸好不好没人管。只要目标足够奇葩，制度就会相应灵活，上行下效，大家合伙捞钱。

赫德看出商贸足以养活更多人，于是提前落地了一套让人愿意如实报账、愿意按规矩办事的包容性制度，再借列强之间的利益倾轧反复横跳，硬是建成了行政、人事、财政与满清官场彻底隔离的制度孤岛。

赫德不懂制度经济学这个时髦名词。他只是把这项思想实验提前做了一遍。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也驳斥了"民智未开，不宜冒进改革"的陈词滥调。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这就好比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开篇就写道：

制度是社会的第一游戏规则，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交换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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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ov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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