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有报道称：全国3.35万座寺院、9000座道观即将陆续启动财务大检查，主要检查内容是账目是否规范？资产是否完整？
眼下福建、江西、四川、河北等多地已经开始行动。目的是让这些场所去商业化、回归非营利属性，让这些场所的“钱袋子”账本明明白白。
恭喜有关单位！终于找到财源的正主了。
寺院这帮人有多有钱呢？来看看历史的多次治理效果。
历史上，各个朝代对寺院的治理核心，都是要控制其规模与经济势力。
首先是内部自我管理：主要依靠戒律与“清规”。
寺院日常事务由住持（方丈）全面负责，其下设有东序、西序执事，分工管理殿堂、财务、接待、库房等具体事务，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丛林组织架构。
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百丈清规》，确立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制度，使寺院在经济上得以自足。
宋代《禅苑清规》进一步系统化了共住、修行与行政制度。
元代《敕修百丈清规》由朝廷颁行，更将“祝厘”（为皇帝祈福）置于卷首，体现了清规与朝廷治理的结合。
一旦他们自己管不了自己，那就必须上管理手段了。老祖宗们曾经用过的主要手段有很多，列举如下：
第一是建立僧官制度
就是朝廷任命僧人管理佛教事务，这一制度开始于东晋、北魏时期，中央设僧司、昭玄寺等机构，由僧正、沙门统等僧官统领。
隋唐以后，僧官体系进一步被纳入中央行政框架（如由鸿胪寺下的崇玄署管辖），职责也从维护教团利益转向代表朝廷核查僧籍、监管寺产。
第二是搞准入与户籍控制
通过度牒制（官方发放的出家许可）和试经制度（考试合格才准出家），控制僧尼的数量与质量。
这类人不事生产，对社会的贡献很少，因此他们的人数不能太多。是历朝历代的常识。
唐代对出家资格的控制非常具体：试经度僧。
即要求申请者通过官方组织的佛经考试，合格后才发给度牒（出家许可证），以此保证僧尼的基本素质。
与此同时，朝廷还仿照编户齐民的办法编造僧籍，详细登记僧尼的法名、俗姓、籍贯和所习经业。
一些出土的文书中就包含了唐代寺院手实（人口财产申报）和僧籍的实物，证明这种人身管理是切实执行的。
第三是用寺额制度控制他们的经济与空间。
寺额制度规定：只有获得皇帝敕额的寺院才合法，以此控制寺院数量与布局，遏制私建寺院。
比如唐制规定，只有获得皇帝赐额的寺院才能合法称为“寺”，私人建立的佛堂只能叫“招提”或“兰若”，不具备合法寺院的地位。
唐武宗灭佛时，这一制度成为清理寺院的法律依据：诏令明确“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只保留有敕额的合法寺院，大批私建或无额寺院因此被拆毁。
同时，朝廷还会限制寺院占有土地和服侍他们的人员的数量，防止其经济过度膨胀。
当然了，也有非常极端的手段，比如史上的多次灭 F 行动。
当寺院经济与人力资源膨胀到威胁国家财政与兵源时（如僧尼免赋税徭役），朝廷会采取激烈措施。
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便是典型案例，手段包括拆毁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产等。
唐武宗的“会昌灭佛”是“三武一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
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检括天下寺院与僧尼，结果是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多座，勒令僧尼26万人还俗，没收的寺产与还俗人口重新纳入朝廷的两税户籍。
其直接动因，正是寺院经济与劳动力膨胀，威胁到了朝廷的财政与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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