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中国说｜对话周国平：科技向前，人文不能缺席

对话周国平：

科技向前，人文不能缺席

世界｜对话｜观点

编者按

2026.11.07

APEC进入倒计时，世界的目光投向了深圳。谈亚太合作，人们往往先看贸易、投资与技术，却容易忽略一个关键：文化背景各异的经济体，如何理解彼此、形成共识？经贸合作不能只有利益的计算，还需要人文的沟通。开放的大门之外，也要有相互理解的桥梁。

文化不仅是城市的名片，也是开放与创新的重要支撑。为此，我们与著名作家、哲学家周国平进行了对话。年逾80的他依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热爱的文化事业，自2019年至今，他担任深圳市坪山区图书馆馆长，推动公共阅读、让读书会走进企业厂区，为这座科技之城厚植人文土壤。

在这场对话中，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亚太文化交流以及对深圳创新文化的理解。他认为，科技与人文不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合作，是为了让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美好生活。

本期采编 | 冯箫凝

‘美美与共’是对话的基础，‘各美其美’是对话的成果。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指向幸福，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

——周国平

在文化对话中寻找共识

《大湾区评论》：

今年是APEC“中国年”，APEC作为一个经济合作平台，为什么需要文化对话？

周国平：

APEC是一个经济合作论坛，实际上是一种“软机制”。它形成的“决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需要各个经济体自主落实。能不能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识，取决于共识的广度和深度。

这就需要文化对话。文化对话越通畅、越广泛，形成的共识就越有深度和广度，合作也就越有落实的基础。

另外，APEC虽然是经济合作论坛，经济合作并不是孤立的。旅游合作、数字经济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也会涉及文化差异、价值判断和伦理问题等具有文化性质的内容。这些也需要通过文化对话增进理解、寻找共识。

在深圳拍摄的APEC“中国年”会标（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APEC的21个经济体文化生态千差万别。在这种多元格局下，跨文化对话应该“各美其美”还是“美美与共”？

周国平：

我觉得“美美与共”和“各美其美”是不可分割的。

可以这样说，“美美与共”是文化对话的基础。只有对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形成一些基本共识，才有可能进行对话。而对话的成效体现在“各美其美”，也就是在共识的基础上，让各个经济体的长处得到最好的发挥，而不是把差异消除掉。

所以，这两者不能分割。“美美与共”是对话的基础，“各美其美”是对话的成果。我们既要寻找共同之美，也要尊重各自之美。

《大湾区评论》：

APEC将文化底色完全不同的经济体拉到了同一张谈判桌上，让哲学层面各有千秋的“存在观”和“方法论”，不得不面对贸易、数字、气候等现实议题的考量。怎么看这种从“书房”到“圆桌”的碰撞？

周国平：

“书房”是文化和哲学，“圆桌”是具体的经济议题，我觉得两者有内在联系。文化的内涵、哲学的视角，归根到底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发展，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

各个经济体的文化和哲学虽然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指向幸福，都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也是为了本经济体成员的幸福。经济合作也应该服务于这个目的。在这一点上，“书房”和“圆桌”两者是统一的。

当然，对幸福的具体理解、实现幸福的具体途径，可能存在差异和分歧。面对这些问题，要抱着“求同存异、互相照亮”这样一种态度来进行交流。

《大湾区评论》：

这次APEC“中国年”既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文化软实力的窗口，也为世界观察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是独树一帜的，但从“被看见”到“被理解”，往往并不容易。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

周国平：

要被理解，最关键的是不能自说自话，一定要说大家能懂的话。

什么样的话是大家能懂的？首先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比如，孔子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要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孔子的哲学，就要寻找孔子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

孔子哲学的核心是“仁”，一个非常经典的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犹太教的《塔木德》、基督教的福音书、伊斯兰教的圣训，以及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都有类似的表述。像这样的原则，属于全人类的“金规则”。我们讲孔子哲学，可以从这样的“金规则”展开，让大家理解中国文化所关心的，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孔子博物馆前广场的孔子雕像（图源：央视网）

其次，要讲事实，讲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今年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几十年来，深圳在改革开放上不仅步子跨得大，而且跨得稳。改革开放给深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具体变化，让世界更直观地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发展的意义，理解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方向。向世界表明中国将持续扩大开放，不会走封闭道路的决心。事实是有说服力的，不仅有助于稳定外资预期，吸引亚太地区对华投资；更有助于增强外界对中国发展和开放前景的信心。

要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

《大湾区评论》：

您在谈东西方文化时曾指出，中国想要成为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这里的“实用品格”，应该怎样理解？

周国平：

我是研究西方哲学的，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一个传统，叫“无用之用”，即不把实用作为求知的最终目的。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的灵魂要追求永恒，所以要追问那些永恒的东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的高级属性是理性，所以人去探究世界、寻求真理，目的就是满足理性的需要。

所以，哲学未必有直接的实用价值，但有“大用”。它的大用是什么？就是满足人的高级属性的需要，让人的理性得到发展，让人对世界和自身有更深的理解。

举个例子，毕达哥拉斯既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有一个关于他的传说：为了庆祝勾股定理得到证明，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百牛宴”。一个数学定理得到证明，对当时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因为这是人的理性的胜利，人的理性具有探究真理的能力，这本身就值得追求、值得庆祝。

毕达哥拉斯雕像，现藏罗马卡比托利欧博物馆（图源：维基百科）

爱因斯坦曾总结：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这是伟大的传统，是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也正是得益于此传统，西方近代在科学和文化领域取得长足进步。纯粹地追求真理和精神价值，往往也会产生实际的成果，只是这些成果未必能够事先预料。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重视“经世致用”。这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如果把经世致用作为衡量精神追求的唯一标准，就容易觉得“够用了就行”，眼前看不到用处的东西，也就不再追问。这样，知识探索的空间就会受到限制。

近年来我研究庄子，庄子也讲“无用之用”，但和西方哲学的“无用之用”有区别。庄子更强调人生要有一个好的境界，比如“逍遥游”的境界。“与天地精神往来”没有什么实用目的，却能让人生达到一种好的境界。这一点也很重要。道家的这一面在中国文化中发展得还不够。

所以，我说要改变中国文化的“实用品格”，并不是否定实用，而是说，不能只用实用价值来衡量精神价值。用王国维的说法来理解，即人的精神追求、人的思考本身具有神圣、独立的价值。神圣，是说它高于实用价值；独立，是说不能用实用价值来衡量它。

人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性的存在。人的精神属性，比如求知、思考、审美，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不能只看它能产生多少物质成果。把实用价值放在精神价值之上作为衡量标准，就颠倒了，也把人矮化了。

希望我们能够形成一种更加尊重精神价值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才会有更大的发展，中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大国。

深圳是一座

有创新文化基因的城市

《大湾区评论》：

深圳常被视为一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怎么看深圳的创新文化？

周国平：

深圳是一座有创新文化基因的城市。我觉得，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有勇于尝试的先行者品格。创新需要敢于探索，不能凡事都等现成的答案。

第二，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聚集了大量年轻人，有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

第三，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来了就是深圳人”，体现的是多元包容的胸怀。不同地方的人带着不同的经验和想法来到这里，彼此交流，也会激发新的创造。

此外，深圳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从音乐、设计、文化产业交流，到全民阅读，这些文化活动也在不断丰富城市的人文生活，为创新增添活力。

深圳坪山图书馆（图源：深圳之窗）

《大湾区评论》：

这次APEC主会场设在深圳，给深圳文化合作与创新带来怎样的机遇？

周国平：

我觉得，这对深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会形成一种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不断向前探索。举办这样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既是展示，也是鞭策，能够推动深圳以更开阔的眼光思考未来的发展。

在文化层面，深圳可以借这个机会，在亚太文化合作方面做一些更长远的事情。比如，可以借此契机，探索建立一个定期、长期举办的“亚太文化合作论坛”，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作家和文化工作者有机会持续交流。把文化对话作为一件长久的事情做下去，意义会更大。

《大湾区评论》：

如果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文化强国应该“强”在哪里？

周国平：

我觉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尊重文化超越于实用的价值。而这种尊重，事实上也往往会在实践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德国在近代崛起，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的例子。德国曾经比较落后，小公国林立，国家也没有统一。到了19世纪，他们提出通过文化振兴国家，建设一个文化型的国家。

这里有一个德文词“Bildung”，它有很广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教化、教育和人的文化养成。当时德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全世界率先创建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普及义务教育，设立公共图书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19世纪以来，德国由落后地区迅速崛起，在精神文化领域迸发巨大的创造力，向世界贡献了非常多的近现代哲学、音乐、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伟大天才，在制造业上也位居前列。

油画《康德和朋友们在餐桌上》，德国画家埃米尔·多尔斯林作于1900年，左三为康德（图源：资料图）

当然，后来纳粹的迫害和战争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浩劫。大批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从20世纪30年代起流亡海外，其中许多人去了美国。这段历史也从反面说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需要尊重人才、保护学术与创造的环境。

所以，文化强国不能只看有多少可见的文化成果，还要看一个社会是否真正重视人的文化养成，是否尊重知识、思想和创造。文化能够兴国，也能够强国。

如何理解科技向善

《大湾区评论》：

您在担任坪山图书馆馆长期间做了件挺“破圈”的事，让读书会开进了比亚迪的厂区，让科技与人文在产业一线对话。那么，您如何看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

周国平：

实际上，人文与科学的沟通一直存在。两者的结合点是什么？是哲学。

在古希腊，人文与科学还没有分家，哲学基本上是“一统天下”的。那时学科也尚未真正分工，它们都在哲学的母腹里。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包罗万象，既有物理学、生物学、动物学，也有形而上学。当然，文学比哲学产生还早一点，荷马史诗就早于希腊哲学。但至少从西方思想史来看，许多科学学科是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的。

后来到了中世纪，大学逐渐兴起，学科进行分化。当时重要的学科有医学、神学、法学等。神学关乎灵魂，法学关乎社会和法律，医学关乎身体。此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学科进一步分化。

但不管怎样，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人文与科学始终通过哲学这个汇合点交流、沟通。科学发生重大进步，会影响哲学，再通过哲学影响人文；人文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也会影响哲学，再通过哲学影响科学。

比如，培根在《新工具》等著作中强调经验、实验和归纳，对近代科学方法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康德、尼采等哲学家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与艺术。

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和科学家，都具有深厚的哲学关怀，他们探究的都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人文与科学是相通的。

《大湾区评论》：

您怎样理解“科技向善”这四个字？

周国平：

什么是“善”？我的理解，就是美好生活。科技应该促进人类走向更美好的生活，这就是科技向善。我觉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是功用层面，科技给人类生活各领域带来进步、便利和效率。比如今天许多事情用一部手机就能完成，这在过去很难想象。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给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至少在效率层面，大大改善了生活。

其次是社会层面，要让技术体现公平和正义。如何让科技普惠众生，如何保护个人的权利，这些都需要思考。

再次是伦理层面，如何守护人性和人类伦理价值？现在前沿的科学领域，包括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已经提出很多伦理问题，比如生育干预、基因工程、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海德格尔就曾对现代技术有过深刻的反思，提醒我们要警惕技术可能控制人的生命和生活。当技术对生命的介入到了这种程度，在人文层面上更需要界定这其中的边界。

最后是精神层面，在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要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科技推动了物质进步，但科技本身并不能自动带来精神生活的发展。生活更方便了，人的内心是否更充实？信息更多了，人的理解和思考是否更深入？这些问题，不能只靠技术本身来回答。在这一点上，科技与人文必须合作。

2026年5月，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上，千行百业的机器人汇聚一堂，有可以聊天的“心理导师”、有会喷涂的“专家”，还有会写一手好字的“书法家”（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您刚才提到，要让技术体现公平和正义。要如何做到？

周国平：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一是技术普惠。要让不同人群都能够享受到技术带来的好处。尤其到了AI时代，要照顾弱势群体，避免技术导致城乡、地域、种族、性别、老年人的数字歧视，要真正做到让科技普惠众生。

二是权利保护。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促进了知识传播与共享，但共享不等于可以不尊重权利。作品、肖像、声音等被使用时，怎样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当算力和数据资源高度集中在科技巨头手中时，又怎样兼顾创新、公平竞争和公共利益？这些都值得认真讨论。

三是隐私保护。大模型训练需海量图像、语音、文本，如果数据来源、收集和使用不规范，就可能侵犯个人信息权益和隐私。人脸识别、语音识别以及换脸、仿声等技术，也可能被滥用于诈骗、诽谤、制造虚假信息、网络犯罪。技术的使用边界在哪里，责任由谁承担，都需要明确。

《大湾区评论》：

人文应该如何助力科技向善发展？

周国平：

有两个层面很重要。

一个是限制性的方式：技术要有禁区，有些事情不能因为做得到，就认为应该做。人文需要参与技术伦理的讨论，为技术建立边界。帮助辨明什么应该保护，什么不能被牺牲。

另一个是积极的方式：主动让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科学实验、企业策划的一些关键环节，把人文因素带进去，把对人的关心带进去，共同探究科技造福人类的途径。这种参与，不应该只是技术做出来以后，再讨论它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研究和设计之初，就把人的需要、权利和精神生活考虑进去。

科技与人文不是相互对立的。两者合作，是为了让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于人，服务于美好生活。

*本文收录于“亚太中国说”系列对话，同名专题片会同步在大湾区评论视频号发布。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2026年是APEC“中国年”，在这一历史性时刻，《大湾区评论》联合《21世纪经济报道》共同推出“亚太中国说”系列专题对话，邀请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知名学者、业内专家展开深度对话，系统呈现各界对APEC“中国年”的思考、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展望，以及对大湾区在亚太格局中角色与使命的深刻洞察，为APEC中国年汇聚智慧与力量。本系列对话将于大湾区评论公众号、视频号平台，以及21世纪报道相关平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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