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历过种族清洗的非洲小国,凭什么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一个被五国包围、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又靠什么翻身?
这两个问题,都指向一个越来越常被讨论的话题: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在以修路、建园区、引外资的方式影响世界。
外界有一种看法: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已经不局限于本国,而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生根发芽。要看清这一点,不必空谈理论,非洲的卢旺达和东南亚的老挝就是两个现成的例子。
两国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却都在借鉴中国经验的过程中找到了突破口,经济面貌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
先看卢旺达。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自称促成了刚果(金)与卢旺达之间的停战协议,这个非洲国家因此再次进入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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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许多人对卢旺达的印象仍停留在那段惨痛历史上:它曾发生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国家秩序濒临崩溃,经济长期低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非洲贫困与动荡的代名词。
正是在百废待兴的关头,卢旺达领导层做出了一个关键抉择。三十年前,卢旺达总统曾直言,如果改革失败,卢旺达就会沦为“非洲的柬埔寨”。
这句话既是警醒,也是背水一战的决心。在四处寻找出路时,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从小渔村崛起为现代化都市的样本,让卢旺达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卡加梅担任总统后,大量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理念。
他设立经济特区,为外来投资提供集中、便利的发展空间;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补上长期落后的短板;重视农业现代化,让大多数从事农业的民众先稳住生计;同时引进外资发展制造业,试图摆脱单纯依赖初级产品的经济结构。这一整套思路,与中国当年的路径如出一辙。
在基础设施领域,卢旺达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尤为深入。全国七成以上的道路工程由中资企业承建,一条条公路把原本分散的城镇和乡村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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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人形容,卢旺达是在全方位“抄中国的作业”。但照搬并不等于复制,卢旺达在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逐步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十年下来,成效有目共睹。卢旺达被不少人称为非洲的“小中国”,首都基加利还获得了“非洲最干净城市”的称号,整洁有序的街道与人们印象中的混乱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2024年,卢旺达经济增速达到8.9%,在非洲国家中相当亮眼,有评论称其完成了一次“浴火重生”。当年那句“不当柬埔寨”的誓言,正在一步步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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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的老挝。老挝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东邻越南,南接柬埔寨,北连中国,西靠泰国,周边还与缅甸接壤,被五个国家团团围住,有人称它是“被困了八十年的内陆国”。
按常理,这样的地理条件几乎注定发展艰难,货物出不去,外资进不来,长期在贫困线上徘徊。
老挝没有海港,自然也谈不上发展海上贸易。要想摆脱困境,它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市场,二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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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庞大的市场完全可以消化老挝的产品;而在资金方面,周边一些邻国自身也急需发展资金,难以给予老挝大规模支持。相比之下,中国既有市场,又有能力提供资金,成为老挝最现实的选择。
真正改变老挝命运的,是2021年12月3日正式通车的中老铁路。这条铁路全长1000多公里,从中国云南昆明一路向南,延伸到老挝首都万象。
对于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国家来说,这条钢铁大动脉相当于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让老挝第一次拥有了高效、稳定的陆路运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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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通车后的变化十分直观。到2023年,中老铁路运输的货物已扩展到2700多个品类。
不仅如此,铁路还进一步连通了中国31个省区市,并覆盖泰国、缅甸、越南等1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有人据此认为,仅凭这一条铁路,老挝的GDP就大幅上升,从“陆锁国”逆袭成为东南亚的交通枢纽。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要让一个国家繁荣起来,第一步是交通。没有交通,货物运不出去;货物运不出去,钱就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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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铁路与云南、贵州等地的交通网络连在一起,而这些地区的路网如今早已四通八达,老挝的货物顺着铁路就能进入更广阔的市场,商贸往来随之活跃,生意自然越做越多。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宏观,非洲的处境更值得深思。有评论人士认为,可以把非洲看成“另一个印度”:印度约有14亿人口,非洲也有约14亿人口;按他的说法,印度经济总量约为两万多亿美元,非洲整体约在两万多亿到三万亿美元之间。
两者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大体相当,潜力同样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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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交格局看,非洲共有54个国家,其中53个与中国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只有斯威士兰与中国台湾保持所谓“邦交”。
这意味着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有着广泛基础,中国的发展经验也更容易在非洲大陆传播、落地,卢旺达只是其中走得比较靠前的一个。
非洲的发展长期被三大问题困扰。第一是内战频繁,不同派系、不同族群之间反复冲突,打来打去;第二是独裁,一些领导人一干就是二三十年,迟迟不愿下台;第三是贪腐,公共资源被层层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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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独裁、贪腐交织在一起,非洲就卡在这里,迟迟难以迈出前进的步伐。
在这位评论人士看来,中国的经验恰恰给出了破题思路:先把交通搞好,包括铁路和公路运输。交通四通八达之后,内战会逐渐减少,因为各地被紧密连接起来,人员、货物、信息流动频繁,过去那种“占山为王”的小山头就难以维持,割据的土壤也就慢慢消失了。
交通打通以后,经济才能发展,老百姓手里才能有钱。有了钱,人们就会重视教育;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要求随之提高,政府的运作也会慢慢变得透明。这是一条由交通到经济、由经济到教育、再由教育到治理的递进链条,环环相扣。
卢旺达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条逻辑。一个曾经深陷族群冲突的国家,在修路、建特区、引外资的过程中逐步稳定下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从“唯恐成为柬埔寨”到被称作“非洲深圳”“小中国”,这种转变本身就说明,选对道路并坚持走下去,比任何口号都更有说服力。
有意思的是,与中国在海外高效修路建桥形成反差的,是美国本土的基础设施困境。美国交通部发布的报告指出,建设进展缓慢的加州高铁存在工期延误等一系列问题,并因此威胁要取消对该项目的额外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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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却迟迟修不成一条高铁,原因值得追问。
加州高铁南北两端的直线距离约为600公里,这在中国并不算特别长的线路。可是这个项目花了17年时间,投入了160亿美元,至今只修了一小段,甚至连一条轨道都还没有铺到底。时间和金钱都投进去了,成果却寥寥无几,这样的效率令人难以理解。
这位评论人士先从美国经济的整体状况谈起。他回忆,二十多年前曾在华盛顿走访四十多家智库和多所大学,包括乔治·华盛顿大学、乔治城大学、美利坚大学等。
当时美国人的收入约为中国台湾的2.5倍,但他请美国学者吃饭,对方并无回请之意。他由此认为,美国贫富差距很大,穷人依然穷,学者也不富裕。
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制造业衰落,经济越来越依赖金融服务业和衍生性金融商品。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要靠制造业,从微波炉、洗衣机、电视机到汽车乃至航天,都要自己造,才是扎实的经济。
若主要依靠股票、保险和衍生性债券,把股市炒得很高,表面上人人赚钱,底下却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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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滑之后,正如俗话所说“荷包空空,英雄气短”。他提到,美国国债已达36.7万亿美元,而且还在持续增加。
他判断,美国推出的“大而美法案”不仅不会让国债缩减,反而会推高国债规模。这只是他个人的预测,但美国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确实已经影响到大型公共工程的推进。
具体到高铁本身,他认为最大的症结在于“整合”。美国各个系统、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像是“战国时代”;中国则是一体化推进,规划好就按线路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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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里要征地,那里是保留地,各方要求不一,线路只能弯来绕去。可高铁要追求时速350公里,线路必须尽量取直,每一处都得协调,一站谈完再谈下一站。
此外,参与项目的公司众多:通信系统用这家的,轨道用那家的,机械设备用另一家的,软件又来自别的公司,整合起来困难重重。他把问题归结为环境整合、系统整合和契约整合三个层面,光是几百份合同的协调就耗费大量时间,合同管理问题由此而生。
加州高铁迟迟无法建成,症结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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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旺达、老挝到美国加州,三个案例指向同一个结论:交通基础设施是国家发展的起点,而能否高效规划、协调和整合,决定了基础设施能否真正落地。
卢旺达借道路连通走出动荡,老挝借一条铁路打破“陆锁”,美国却在层层掣肘中让高铁一拖再拖,高下之分一目了然。
卢旺达当年那句“不当柬埔寨”,并不是一句空话。三十年来,它把中国经验当作参照,从修路起步,以特区为抓手,最终换来了8.9%的经济增速和“非洲最干净城市”的名片。
所谓“非洲深圳”,本质上是一条先通路、再兴业、后富民的发展逻辑被成功验证,这或许正是中国模式最大的说服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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