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在宁波打工，隔壁住着个辽宁女人，长得俊俏身材丰满。

我住鄞州姜山那边，一个本地人盖的四层楼，隔成二十来间，住的全是外地来的。我在旁边电子厂焊线路板，一个月拿一千一，房租一百八，剩下的寄回家。她住我隔壁，比我晚搬来半个月，搬来那天我正好下夜班，看见她一个人拖一个红色行李箱上楼，箱子轮子在楼梯上咣当咣当响，她穿一件墨绿色棉袄，头发扎得松松的，额头上一层汗。

她叫陈红，辽宁本溪的，在附近一家海鲜酒楼当服务员。那酒楼我去吃过一回，菜贵，一个海瓜子炒蛋要十八，我扒了两碗免费米饭就走了。陈红后来跟我说，那酒楼老板是温岭人，脾气大，但钱给得利索，月底不拖，光冲这个她就忍着。

一开始没什么交集。我上白班，她中午出门晚上十一点多回来，高跟鞋在走廊里哒哒哒，走到头是我那间和她的那间。有时候她喝了酒，钥匙插半天插不进锁眼，骂一句“这破锁”，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穿过那层石膏板隔断。我翻个身，接着睡。

真正搭上话是有回她屋里的灯泡憋了。那天我歇班，听见她在走廊打电话，打给她妈，说“没事，就是灯坏了，明天找房东”。她妈耳朵不好，她得喊，喊完了进屋，我听见她摸黑碰了一下凳子。我出门敲了敲她门板，说我那儿有个备用的，你先拿去用。她开了条门缝，露出半张脸，说“东北人不说虚的，谢了兄弟”。

后来就熟了。她做了海鲜粥会给我盛一碗，用那种带盖子的搪瓷杯，盖沿还缺了一块。我帮她搬过两回东西，一回是楼下小卖部搞促销，大米一块二一斤，她扛了四十斤，另一回是她从酒楼带回来一箱过期啤酒——老板让扔的，她觉得可惜，问我喝不喝。我喝了一瓶，剩下的搁在阳台上，到过年也没喝完。

她有个男朋友，叫大勇，也在宁波，在工地开塔吊，一个月能拿两千多。大勇不常来，来的时候拎一兜子橘子或者甘蔗，在走廊里碰见我，点个头，也不多说话。有一回陈红跟我聊天，说大勇家也是本溪的，两家隔两条街，他妈跟她妈认识，说不上青梅竹马，但处了三年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在择韭菜，语气平平的，好像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就等谁出个彩礼钱。

2006年入秋的时候，大勇来得少了。陈红那段时间也不怎么出门，经常下了班就闷在屋里。有一回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屋里的灯还亮着，门缝底下透出一条光，里面静得不像有人在。第二天我装作随口问了一句“大勇最近咋没来”，她正蹲在门口刷鞋，头也没抬，说“分了”。

我没接着问。过了几天她主动说，大勇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本溪矿上的闺女，家里开小卖部的，能帮衬他。陈红说“帮衬”俩字的时候把鞋刷子往水盆里一扔，水溅了一地。

大勇彻底不来了之后，陈红开始隔三差五带回不同的人。有的是酒楼客人，有的是她老乡，有时候是男的，有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来，在屋里喝酒说话，声音不大，能听见杯子碰桌子的响。有一回她带回来一个穿polo衫的男人，四十来岁，手腕上戴一串珠子，第二天早上我在楼梯口碰见他，他点了个头，脚步没停就下去了。陈红后来跟我说那人是她酒楼老板的朋友，做外贸的，“没什么事儿，就是聊聊”。

我其实也不太信“没什么事儿”。但那时候我自己也好不到哪去。我谈了个女朋友，河南的，在服装厂踩缝纫机，处了半年，她家里知道以后打来电话，说河南的闺女不嫁外省，她哭着跟我断了。我难受了俩月，那俩月我也跟厂里一个安徽大姐走得很近，大姐离过婚，带个孩子，我们下了夜班一起在路边吃炒粉，吃完了各回各屋。啥也没发生，但你说没那个心也不诚实。

所以陈红带人回来，我没什么立场说她。就是有一回她带回来一个男的，那男的在走廊里摸了她一把，她骂了一句，那男的嘿嘿笑，进了屋就没声音了。我第二天早上碰见她，问她“那人谁啊”，她说“一个酒腻子，烦死了”。我说“那你别搭理他”。她看了我一眼，说“你管得挺宽啊李哥”。

这话把我噎住了。我确实管不着。

但后来出事了。陈红有一回把酒楼老板的侄子带回来过夜，那侄子二十出头，染一头黄毛。那几天酒楼里传闲话，说陈红想攀高枝。老板知道了，把她从包厢调到大堂，工资没变，但拿小费的机会少了一大截。陈红找老板理论，老板说“你自己心里没数吗”。陈红回来在屋里哭了半宿，第二天起来眼睛肿成一条缝，照常去上班。

过了大概半个月，那个polo衫男人又来了，这回没上楼，在楼下按喇叭，陈红拎着包下去了，一晚上没回来。第二天她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对，我问她咋了，她说那个男人让她陪着去趟杭州，说是谈生意，到了杭州她才知道是要她陪着见另外几个老板，饭桌上让她敬酒，手不老实。她说她借口上厕所直接打车去了火车站，坐大巴回来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手在包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车票，杭州到宁波的，下午两点多的。她说“李哥，我是不是挺傻的”。

我说你以后别跟他来往了。她说“那他答应帮我介绍的工作怎么办”。那时候她已经从海鲜酒楼辞了，老板把她从大堂又调回包厢，她没干，赌气走了。

我说什么工作。她说那个polo衫男人有个朋友在慈溪开饭店，让她去当领班，一个月给一千八，包吃住。她想去。我说你信这个？她说“不信又能咋办，总不能一直闲着”。

她还是去了。走之前把红色行李箱拖出来收拾，我帮她捆箱子，用了两根打包带。她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头是那条没抽完的烟，红双喜，剩六根。她说“你留着抽”。我说“你留着吧”，她说“我戒了”。她走那天我在上班，回来的时候她屋里已经空了，门没锁，推开来一股杀虫剂味，窗台上有她忘拿的一管护手霜，六神牌的，盖子裂了。

大概过了三四个月，有天晚上我都睡了，听见有人敲我门。开门一看是陈红，瘦了一圈，头发剪短了，染了点黄。她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头是两罐啤酒。她说“李哥，我又回来了”。我问她在慈溪咋样。她说饭店是有，但老板规矩太多，不让带手机，晚上还要陪客人喝，她干了俩月就跑了。

她没地方去，先在我屋里坐了一会儿。我俩开了啤酒，她跟我说那个polo衫男人还欠她三千块钱，说是介绍工作的好处费，她现在想要回来，但人家不接电话了。她说她想报警，又怕报警了人家把她的事儿也抖出来。我说你先别想这个了，明天先把住处定下来。

她后来又在姜山找了个小宾馆当保洁，一个月九百，管一顿饭。大勇给她打过一回电话，说他要结婚了，让她别回本溪了，免得两家大人尴尬。陈红说“行，祝你早生贵子”。挂了电话她跟我说，大勇家那个小卖部闺女她见过，人挺老实的，跟大勇合适。她说这话的时候在叠宾馆带回来的毛巾，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对齐。

2007年开春我离开宁波去了杭州。走之前跟她吃了顿饭，在楼下沙县小吃，她要了一碗拌面一个卤蛋，我要了个炒饭。她问我“还回来不”，我说“不回了”。她说“那加个QQ”。我给了她号，她记在一张宾馆的房卡背面，塞进牛仔裤兜里。

后来我在QQ上碰见过她两三回。她回本溪了，在一个超市当收银员，交了新对象，是个开出租的。再后来她空间不更新了，头像换成了一只猫。我没再问。

去年我翻旧手机通讯录，看见她那个宁波的号，早就是空号了。我又翻到那张房卡，没扔，夹在一本旧书里，背面写着“138574918XX”，字迹淡得快看不见了。我用微信搜了一下，搜出来一个头像，是她，抱着个孩子，站在超市门口，背景是促销堆头，摞着金龙鱼和矿泉水。我没加。就看了一眼，把手机放下了。

今天早上我下楼买包子，路边有个东北饺子馆，招牌上写着“本溪风味”。我站了一会儿，想起来陈红以前跟我说，她妈包的酸菜饺子一个顶外边三个，她一口气能吃十二个。我进去要了一盘，六个，咬了一口，酸菜不够酸，肉馅有点柴。

老板娘过来收钱，问“味道咋样”。我说还行。她说“你是东北人吧”。我说不是，以前有个东北朋友。她说“那常来”。我说“行”。

出门的时候我把剩下的俩饺子打包了，拎着走了半条街，搁在路边垃圾桶旁边的台子上。有只流浪猫凑过来闻了闻，没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