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荫棠,今年七十四岁,浙江湖州南浔人,退休前在市里一家银行干了三十六年,从柜员干到支行行长。我这辈子没写过书,也没上过讲台,就是天天跟钱打交道,看着我经手的钱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从这张存折到那张存折。我今天要讲的事,是我外公讲给我听的,加上我自己这三十六年看的、算的、想明白的。
我外公叫沈宝昌,1910年生,南浔镇上一个开绸布庄的。他那个庄,叫"宝昌记",两间门面,卖湖绸、卖绸缎、也卖棉布,镇上人家嫁女娶媳,都上他那儿扯布。1930年,"宝昌记"是镇上排得上号的大铺子,雇着六个伙计,一年的流水两万多元(那时候的钱),在镇上算富裕户。
到1934年,"宝昌记"关了。我外公把铺子盘给了人家,自己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布头。他挑的那个担子,我小时候见过,两个竹筐,一根扁担,扁担磨得油光光的。我问他,外公,你以前不是开铺子的吗。他说,开过。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他说,没人买布了。
这话我小时候不懂。没人买布了,怎么可能?镇上几百户人家,谁不穿衣裳。
后来我念了书,进了银行,我才慢慢明白,我外公说的"没人买布了",不是所有人都不买,是买的人,一个接一个,停了。
我今天要说的这个道理,不是从书上抄来的,是我外公那个布庄,从一个伙计一个伙计地减,最后减到关门,我一年一年看着它过来的。
1930年,我外公的布庄,一天的流水大概是六十块大洋。镇上办喜事的、置嫁妆的、添新衣的,都上他这儿来。他雇六个伙计,一个管账,五个跑堂、量布、打包。伙计一个月的工钱,三块到五块大洋,管饭。他自己一年能落个千把块。
1931年,流水掉到五十。为什么掉?外公说,那年秋天,镇上的丝行出了事。南浔这个地方,靠的是蚕丝。镇上人家,十家有八家养蚕,一年两季,春蚕、秋蚕,收了茧子卖给丝行,丝行再卖给上海洋行的买办,装船出口。1931年秋天,上海的丝价跌了一半,洋行收得少,丝行就不敢多收,茧价压得低,一担茧子从八十块压到四十块。
茧价一跌,镇上人家的现钱就少了。现钱少了,先砍什么?先砍不着急的东西。布,不是米,不是盐,不是煤球。布是"能穿旧的就不买新的"。
这就是头一刀。不是 bankrupt,不是谁破产了,谁跳楼了,不是。是镇上几百户人家,一家少扯两尺布,一家少做一件新褂子。
1932年,流水掉到四十。外公开始减人。头一个减的是跑堂的小六子,十八岁,从乡下来的。外公给了他两块大洋,说,你回家去吧,等生意好了再叫你。小六子哭了,说,东家,我做错了什么。外公说,你没做错,是我这铺子装不下这么多人了。
小六子回了乡下。他回乡下去,乡下也没活。他爹那几亩地,本来就不够种,多一个人吃饭,就多一张嘴。小六子后来去了上海,在码头上扛包,1937年打仗,没消息了。
第二刀,是欠账。布庄这行,镇上人家来扯布,很多是赊的,年底结。外公那个账本,我见过,蓝布的封面,里头毛笔字,一家一家记着:张宅,某月某日,绸一丈二,欠三块二;李宅,某月某日,棉布八尺,欠一块八。1932年年底,外公拿着账本去收账,收了半个月,收回来的不到六成。剩下四成,人家说,东家,今年实在没有,明年吧。
外公说,他不能逼。他说,那些人,不是赖账,是真没有。他要是逼了,人家把最后一点钱给了他,明年连种子都买不起。
1933年,流水掉到二十。外公又减了两个人。剩下三个:一个管账的老先生,一个量布的老师傅,一个打杂的。他自己也上手,站柜台,量布,打算盘。
那年冬天,有一件事我外公跟我讲过不止一遍。镇上有个姓周的粮商,家里有点底子,那年冬天他儿子娶亲,来"宝昌记"扯了四丈红绸,八丈蓝布,一共十六块钱。外公高兴坏了,说这是那年冬天最大的一笔。结果过了半个月,周家托人来退,说亲事缓了,不用了,布没裁,原样退回来。
外公把布收回来,钱退了。他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叹了一口气,说:荫棠,你记住,人家不是不买,是不敢买。钱攥在手里,攥出汗来,也不敢花出去。
这句话,我在银行干了三十六年,一直记着。
1934年,流水掉到十块。那年春天,管账的老先生走了,不是辞工,是病死了。外公没钱再请人,自己记账。他眼睛不好,字写得歪歪扭扭。那年夏天,他把铺子盘了,盘给一个从上海来的商人,价钱压得很低,连货带铺面,只卖了三百块。
他把三百块分成三份:一份还了欠上海一家绸厂的货款,一份给我外婆留着过日子,一份他揣在身上,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布头。
从1930年到1934年,四年,"宝昌记"从六个伙计到关门。没有一天是"崩盘"的。没有一天是早上开门,中午就倒了。它是慢慢、慢慢、慢慢,一个伙计、一个伙计地减,一笔账、一笔账地收不回来,一个月、一个月地流水往下掉,掉到最后,撑不住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件事:大萧条不是"崩"的,是"停"的。
我干了三十六年银行,我后来才明白,我外公那个布庄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的故事。
钱这个东西,不是金子,不是纸,是"流动"。一张钞票,今天在你手里,明天在卖菜的刘婶手里,后天在卖米的王老板手里,大后天在布庄外公手里,再后天在绸厂老板手里,再后天在织绸的工人手里。这么一圈一圈转,转得越快,大家的日子越好过。为什么?因为每转一圈,就有人挣了一口饭吃。
钱要是停下来,不转了,会怎么样?
我外公那个镇,1931年茧价跌,镇上的现钱少了,钱就停在了各家各户的抽屉里。人家不敢花,因为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钱一停,布庄的流水就掉;布庄流水掉,外公就减伙计;伙计回乡,乡下多一张嘴,少一份收入;乡下收入少,买布的人更少;买布的人更少,布庄更撑不住;布庄更撑不住,外公就更不敢进货;外公不进货,绸厂就少一个客户;绸厂少一个客户,织绸的工人就少一份工钱;工人少一份工钱,他家就不买布……
你看,这就是一个圈。这个圈,只要有一处停了,别处就跟着停。停到最后,整个镇、整个县、整个省,全停了。
这就是"货币停止流动"。不是没钱了,钱还在,钱在抽屉里,在床底下,在坛子里,在袜筒里。钱在,可钱不动了。
我后来在银行,见过很多次"钱不动"。
1998年,我在支行当副行长,那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市里几家做外贸的厂子,订单一夜之间没了。厂子没钱发工资,工人没钱消费,商店没生意,商店不给厂子供货,厂子更没钱。那半年,我们支行的存款是往上走的,贷款是往下走的。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不敢花钱,把钱存银行;企业不敢投资,不敢借钱。钱全趴在账上,一动不动。
我当时年轻,我跟行长说,这是好事啊,存款多了。行长抽着烟说,存款多了不是好事,是坏事。钱存在银行不动,就等于镇上那些钱停在抽屉里。钱不流动,就不生钱,就不养人。
我当时没完全懂。后来我懂了。
钱这个东西,你不花,它就只是一张纸。你花了,卖菜的拿到钱,他去买米;卖米的拿到钱,他去交学费;学校拿到钱,给老师发工资;老师拿到工资,他去买布;卖布的拿到钱,他去进绸;绸厂拿到钱,给工人发工资;工人拿到工资,他去买肉。这一圈下来,多少人有饭吃。
这一圈,只要转起来,一块钱能顶十块钱用。这一圈要是停下来,十块钱连一块钱的事都办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说,大萧条的时候,最怕的不是"没钱",是"钱不动"。
1929年美国那场大萧条,我后来专门研究过。我不是学者,可我干了三十六年银行,我看数字看得多。那场萧条,从1929年10月股市崩盘开始,到1933年到底,四年时间,美国的物价掉了三分之一,工业产值掉了一半,失业率到百分之二十五,一万家银行倒了九千家。
可你要问,是什么把经济打垮的?不是那一天的股市崩盘。股市崩盘只是第一下。真正把经济打垮的,是崩盘以后,所有人都开始"保命"。
什么叫"保命"?就是:老百姓不敢花钱,把钱攥在手里;企业不敢投资,把现金攥在手里;银行不敢放贷,把准备金攥在手里;政府还在紧缩,把税收攥在手里。
所有人都攥着,钱就不动了。钱不动,工厂就不开工;工厂不开工,工人就没工资;工人没工资,就更不敢花钱;更不敢花钱,工厂就更不开工……
这个圈,越转越小,越转越小,最后转成一个小死结。
我外公那个布庄,就是这个小死结上的一个点。
后来是怎么解开的?美国1933年罗斯福上台,第一件事是宣布银行放假,把银行整顿一遍,然后让银行开门,让老百姓把钱存回去(因为有了存款保险,不怕银行倒了);第二件事是放弃金本位,让美元贬值,物价上涨;第三件事是大搞公共工程,政府借钱,雇人修路、修坝、种树。
这三件事,说白了,就是让钱重新动起来。
政府借钱,把钱花出去,雇人修路;修路的人拿到工钱,去买米买布;卖米卖布的拿到钱,去进货;进货的人拿到钱,去雇人;雇的人拿到钱,又去买东西。钱又转起来了。
我外公1934年关了铺子,1937年又开了一个小的,就一间门面,卖布头、卖针线、卖纽扣。为什么又能开?因为那年镇上又开始有人扯布了。为什么有人扯布了?因为镇上有人在修公路,修路的人有工钱。
这就是"钱流动起来"的意思。不是天上掉钱,是钱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转起来。
我讲这些,不是要跟你们讲经济学。我一个退休的银行职员,讲不了那么深。我就是想说一个事:钱这个东西,本质上是"信任"加"流动"。
信任是什么?是我相信我把布赊给你,你年底会还我;是我相信我把钱存进银行,银行不会倒;是我相信我今天花钱,明天还能挣回来。
流动是什么?是钱从这个人手里到那个人手里,不停。
大萧条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把"信任"和"流动"两个东西,同时打断了。
茧价一跌,大家不相信明年会好,于是不敢花钱(信任断了);大家不敢花钱,钱就不流动(流动断了);钱不流动,生意就更差,大家就更不相信明年会好(信任更断);信任更断,钱更不流动(流动更断)。
这就是一个往下走的螺旋。这个螺旋,一旦转起来,靠老百姓自己是停不住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老百姓,都在做"对的事"——省钱、存钱、不花——可所有人一起做"对的事",就变成了"错的事"。
这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合成谬误"。一个人省钱是对的,所有人一起省钱,就是灾难。
这话我是在银行干了二十多年,才想明白的。我年轻的时候,也觉得省钱是美德。我娘教我,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这话没错,对一个人没错。可对一个镇、一个县、一个国家,所有人一起"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这个镇就死了。
我外公那个布庄,就是死在"所有人一起省钱"上。
我今年七十四,我这一辈子,经过的事不少。我见过钱流动得快的时候,那是九十年代,街上到处是摆摊的,人人都在做生意,钱转得快,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也见过钱流动得慢的时候,那是1998年前后,厂子关门,工人下岗,街上冷清,钱趴在银行里不动。
我这三十六年,最大的体会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好不好,你不用看GDP,你就看街上的人花钱不花钱。
街上的人肯花钱,这个城市就活;街上的人不敢花钱,这个城市就死。
我退休以后,每天早上到菜市场转一圈。我看什么?我看卖菜的人多不多,看买菜的人手里拎的袋子鼓不鼓,看早点摊子前排队的人多不多。这些,比任何统计数字都准。
前几年有一阵子,我那个菜市场,卖菜的比买菜的多。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跟老伴说,这不对劲。她说,哪里不对劲。我说,人不敢花钱了。
后来慢慢又好起来了。为什么好起来?不是因为谁发了财,是因为大家又开始花钱了。孩子上学要花钱,老人看病要花钱,年轻人买房要花钱,一家人出去吃顿饭要花钱。这些钱花出去,转一圈,又回到大家手里。
这就是经济的真相。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就是钱在转。
我外公1934年关了铺子,1968年走的,走的时候五十八岁。他这辈子最后那三十多年,一直在镇上卖布头,一根扁担,两个竹筐。他没读过什么书,可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他说:荫棠,钱不是攒出来的,是转出来的。你看那河里的水,流着才清,不流就臭。钱也一样。
我那时候小,不懂。后来我进了银行,天天看钱进钱出,我懂了。
钱在水库里,是死水;钱在河道里,是活水。一个国家,一个镇,一个铺子,要的是活水。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吓唬谁。我是想说,我外公那个布庄,那四年,一个伙计一个伙计地减,一笔账一笔账地收不回来,一个月一个月地流水往下掉,那个过程,不是"崩盘",是"停摆"。
崩盘是响的,停了是静的。崩盘是新闻,停了是日子。崩盘你听得见,停了你不觉得。
可真正要命的,是那个静的。
我外公的布庄关门那天,镇上没有人敲锣,没有人围观,没有人说"完了"。就是某一天,那扇门没开。街坊问一句,宝昌记不开了?旁边人说,不开了。就这么一句,过去了。
一个铺子关门,是小事。一百个铺子关门,就是萧条。
我今年七十四,我讲这些,是给后面的年轻人听。你们没经过那个年代,你们不知道"钱不动"是什么滋味。你们现在觉得,钱花出去就没了,省钱才是本事。
省钱是本事,可你得明白,你省下的那一块钱,要是所有人都不花,这一块钱就是死的。死的钱,不养人。
我不是劝你们乱花钱。我是说,钱这个东西,你该花的花,该存的存。你别因为怕,把所有的钱都攥在手里。你攥着,别人也攥着,大家攥在一起,这个圈就停了。
我外公那个布庄,就是死在这个"攥"上。
我这辈子在银行,见过太多人攥钱。有钱的攥,没钱的也攥。攥到最后,钱在,日子没了。
钱是给人用的,不是给人看的。
这话,我外公1934年就懂了。他懂的时候,铺子已经关了。
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你要是听懂了,你就明白一件事:经济这个东西,不是数字,是人。数字掉下来,是人不敢花钱;数字涨上去,是人又敢花钱了。
什么时候人不敢花钱了,什么时候就该小心了。不是小心你自己,是小心这个世道。
我外公那个年代,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他只能自己一年一年地看,看到铺子关门。
我今天告诉你们,是希望你们不用等到铺子关门,才明白这个道理。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