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态势转向？不出意外的话，未来5年，体制内或将出现4大变化

公务员工作曾给人规矩办事、按部就班的印象。2018年修订、2019年实施的《公务员法》设置了平时考核、专项考核和定期考核，公务员的工作成果不再只是简单的流程记录。

这套考核框架要求细化不同岗位的评判标准：窗口岗位强调效率，执法岗位看重合法性，综合岗位要核查任务落地成效。不少地方还在实施细则里持续加大平时考核在年度考核中的占比。

考核越来越细，评价手段也在变化。在企业领域，用人工智能评价劳动的做法早已出现，可以作为观察体制内变化的参照。

人工智能在很多时候会替代人的工作，但同时，人工智能也有可能监督人的工作，让人处在人工智能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来管理很多人。目前，这种管理主要表现为对劳动进行评价。

有一段与马斯克相关的视频显示，一套AI系统监测到某名店员只会摸鱼，站着不怎么动，只做出了三杯咖啡。这一切都由AI替老板盯着。

其实，亚马逊此前就上线过类似的AI系统，可以跟踪物流和仓储部门员工的工作效率，计算每个员工的摸鱼时间。一旦员工离开工作岗位时间过长，系统就会自动生成解雇通知，整个决策过程不需要人参与。有外国网友评价说，隐私以后再也不存在了。

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对视频画面进行智能捕捉，进而计算员工的工作效率。员工在这样的环境里上班，如果还想摸鱼，人工智能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来。以前很多数据不好统计，甚至统计不出来，现在就能统计得更科学、更清楚。

其实，用智能化手段监督员工工作的做法很早就有。张杰提到，他此前接触过的一家软件公司就自己搞了一套很好的系统：每个程序员编程时，程序后台会统计他的编程行为，比如敲了多少代码、改了多少代码、处理了多少bug。这样的评价可以做得很好。

但这也有问题。写代码的人都知道，有些代码难度大，有些代码难度低。马斯克相关视频里的咖啡店也是一样，系统统计了谁做了多少杯咖啡、谁做得比较少，但做得少的人就真的工作效率低吗？未必。

顾客去咖啡馆，享受的是服务和过程。有的店员做咖啡做得慢，但会陪顾客聊天，有情商，让人觉得温暖。如果所有店员都变成快餐式的，做得飞快，却什么都不跟顾客交流，效率可能会高一点。和熟客聊几句，甚至聊些私人话题也很正常，这对店里是否有贡献？这些都需要评价。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公务员考核中。公务员职业的基础保护依然坚守法定底线，不能简单引入企业常见的“末位淘汰”机制，但对不能履职尽责、甚至敷衍塞责的人员，核查力度也在加严。

尤其在基层，与群众打交道的频率和复杂程度都在增加，光靠“材料收集”办不好事，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更能体现价值。

不过，数字化落地有两条红线：信息安全和依法行政。涉及个人隐私、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的信息，不能随意输入工具；即便AI能给出分析建议，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最终决策仍要由人来完成。

人工智能进入工作场所以后，隐私和伦理问题也随之出现。

人工智能在员工上班时全程监督，给出这么多评价，这些评价是否恰当，是否涉及个人隐私？在办公场所被摄像头一直盯着时，隐私该怎么算？

这类事情早年就有过案例。张杰曾做过律师，他提到，当时摄像头还很贵，有公司老板在办公室里装了窃听器，窃听员工说话，后来老板就因为装窃听器被抓了。如果是在实行判例法的西方，这样的案例作用会很大。

现在在中国，办公场所装摄像头进行监控基本已经是常识，人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而且一般认为这是公共区域。但在工作的办公室里，并不全是工作时间。比如中午休息时，员工可能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时是否还有隐私？

再比如，在办公室里是否完全不能接打私人电话？有时候遇到急事也需要接打。是否要把人性管得那么死？张杰认为，这在伦理上还有更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隐私问题还涉及人脸等生物识别。想要提高效率，首先就要用到人脸生物识别。生物识别信息算不算隐私？有人说不算，因为脸人人都能认得。但张杰一直认为，把人脸特征数据提取出来，和普通的人像相比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包含一些特征信息。

而且，这种监管不光针对工作效率，还可能把一个人的很多行为习惯和特征都收进系统，包括动作特征、工作习惯等等。这些习惯在某项工作上可能影响效率，在另一项工作上却可能带来效益。这些行为习惯都进了系统，系统是否应该掌握这些信息？一个人是否应该被置于机器的评价之下？

一开始，人们可能觉得这是件很简单的事。但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甚至研判分析能力超过人的时候，和机器相比，普通员工的权利在哪里？虽然这可能是提高生产率的一个好办法，但后面需要考虑的伦理问题还有很多。

张杰学过经济和法律，所以对这些权利问题比较敏感。他认为，这种伦理该怎么建立需要认真考虑；否则，每个人都会变成机器控制下的一个工作部件，成了人工智能系统下的小奴隶，怎么干都由人工智能下达指令。

这还会引出一些很哲学的问题：如果这种系统变成现实，而且整个社会都接受它，那么最后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控制在这个系统之下？一开始可能只是监管做咖啡的店员，后来可能就会监督一些中层管理人员，再后来可能会替代很多高层主管。再往后，如果高层主管突然去世，没人知道密码，所有人都被控制在系统之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很多事情都需要多想想伦理建设。西方可能对伦理考虑得比较多。对于这些技术带来的伦理发展和后果，也需要更多的思考。

数字化带来的压力，也需要工作人员的能力跟上。经验丰富但不太适应新技术的年长人员要学会新工具；年轻人接受技术更快，但也要把技术和工作要求真正结合起来。AI解决了很多重复性问题，却没有让工作减负，效率提高的同时，责任也在放大。

变化还体现在社会评价上。据部分媒体和社交平台的讨论，公务员在婚恋市场上的吸引力有所变化。在一些大城市，普通岗位的积累能力跟不上高房价；在生活成本较低的二三线城市，稳定的优势依然明显。

年轻人对“体制”身份的认可，正在从看重头衔，转向结合工作时长、家庭责任分配、收入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想靠体制“高枕无忧”的观念，越来越难满足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

总体来看，考核强化意在鼓励实干；数字化推进带来学习压力，从长远看也会提升效率。各地公务员考核和数字化落地政策存在差异，一切以当地组织、政务主管部门的正式通知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