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入职公司叫“盘子”，职业骗薪圈黑话曝光！中小企业成他们首选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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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同时拥有4张员工工牌

有人早上交了工作日志后

又现身另一家公司面试

还有人入职当晚

就对接上大客户

半个月发来2份采购合同

很多人以为这些员工是“拼命三郎”

实际上这都是精心编排的表演：

简历是假的，工作意愿是假的

客户资源和业务成绩是编造的

唯独欺骗企业拿钱的想法是真的

这类以上班为名行骗薪之实的行为

正是近年来人们所说的“职业骗薪”

他们把上班演成一场戏

具体来说，职业骗薪是对一类社会现象的概括性描述。它指的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薪资、企业备用金、报销款等为目的，通过伪造简历、虚构客户资源、虚假打卡、雇人冒充客户等手段制造“入职上班”的假象。实际上，行为人没有任何真实工作意愿和实际履职行为，只为骗取企业钱款。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检察官石玮认为，可以用“三假三无”来概括这些职业骗薪者：学历假、打卡假、群演假；无求职意愿、无工作行动、无履职能力。

根据《方圆》记者对历年多起职业骗薪案的分类梳理，这些职业骗薪者遵循一套完美的流水线作业模式，环环相扣，每一步都是他们“表演上班”的一环。具体来说，他们的行为模式呈现出以下六种显著特征。

精心包装人设，伪造“完美履历”。他们热衷通过伪造学历、虚构求职经历的方式，营造出“完美求职者”的形象。比如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办理的范鑫昕骗薪案中，范鑫昕伪造学历履历、包装“金牌销售”人设，入职上海A电器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而真实情况是，范鑫昕只有中专学历，所谓的项目内容和客户资源都是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反向画饼”，精准拿捏企业扩张心理。与普通求职者不同，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企业开出的条件，只要能通过蒙骗手段顺利入职就算成功。在广东省某检察院办理的施同军骗薪案中，施同军先后入职5家企业，炮制出总标的额1.7亿元的虚假购销合同。他正是看准了那些处在业务扩张期、迫切希望通过销售打开市场的企业的需求，用“凭空诞生”的大单证明他的业务能力。

刻意规避核查，切断背景调查线索。为了掩盖真相，他们会有明显的反核查举动，如主动向入职公司表示不缴纳社保、找人冒充上家公司的背景调查证明人等，试图以此蒙骗企业。范鑫昕在入职期间以“公司的社保标准太低，我用不上”的理由来拒绝参保，实际上是怕公司发现他同时入职多家企业的事情败露。

虚假履职，全方位营造“上班”假象。他们通过虚假打卡、编造工作日志、伪造朋友圈定位、雇用群演扮演客户等方式，营造出一种“正在认真上班”的假象。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办理的吕甲良骗薪案中，吕甲良5年间在25家公司“入职”，而他蒙骗企业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演戏”。表面看起来他按时打卡，朋友圈实时更新商务洽谈动态，甚至还雇用当地老人参加公司业务活动，伪装成上门谈合作的客户。

拿钱就跑，惯用劳动仲裁反向施压。职业骗薪者入职一家公司后的平均时间只有几个月，拿到底薪，或骗到备用金后就跑路。其间，如果有被害公司发现猫腻，骗薪者还会以申请劳动仲裁、主张劳动报酬或赔偿金等方式向公司施压。如范鑫昕入职后擅自离岗，还提交伪造的采购合同和虚假的申请备用金证据，向仲裁机构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剩余劳动报酬，最终他的请求被全部驳回。

多线入职，批量收割企业底薪。大多数职业骗薪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同一时间内入职尽可能多的企业，以此获得更多的底薪。比如，在石玮办理的职业骗薪系列案中，骗薪人员中少的入职16家不同公司，多的达144家，其中有1人在一个月内同时入职24家公司，最多的骗取薪资200余万元。

通过对2020年以来职业骗薪系列案件的办理，石玮总结出两大趋势：一是犯罪分子作案领域不断蔓延，从最初的金融行业逐渐扩散到科技咨询、实体销售等行业；二是黑灰产业链不断推波助澜，从原来个人的单打独斗逐渐发展成团伙作战，比如专门为骗薪团伙提供演员扮演客户的“群演头目”，为职业骗薪者伪造材料的“外部中介”，以及分享面试经验的内部“猎头”。

职业骗薪行为的法律边界

也许有人会问，求职时为了争取入职机会，不少应聘者也会美化简历、夸大工作能力。那么，职业骗薪者伪造简历材料、虚构求职经历，与普通求职者的简历包装有何差异？如何在法律上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从而对职业骗薪行为进行准确定性？

石玮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真实的工作意愿和履行工作的行为”。在求职市场上，确实存在部分求职人员学历不高但是能力不低，或者从业经验少但是刻苦肯干的情况，他们可能会使用虚假材料入职公司（存在学历造假、工作履历造假等招聘常见民事欺诈行为），但他们有真实的工作意愿，愿意通过个人努力为公司做出一定的业绩。

而职业骗薪人员的骗薪行为有别于上述情况，他们的行为是经过事先预谋、精心策划、长期反复实施的套路性诈骗行为。这些职业骗薪者一开始就是冲着诈骗企业的薪资去的，没有打算为其做任何工作、提供任何劳务，他们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唯一目的就是骗薪，主观上诈骗故意明确，且犯罪态度坚决。

石玮还特别提到一个频繁出现在职业骗薪人员聊天记录里的词：盘子。“盘子”，是我国古代小偷、强盗对于作案对象的称呼，可以说是这一行里的黑话。比如事先到作案地点查看地形就叫作“踩盘子”。这些职业骗薪人员之所以把入职的公司称为“盘子”，是因为这些企业只是他们诈骗的对象，而非工作和服务的对象。

此外，石玮认为，案件定性还要考虑到社会危害性以及刑事惩罚的必要性。民事欺诈的危害性通常局限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之间，而刑事诈骗的危害则波及更广。不过，具体判断职业骗薪的危害性，需要结合被害企业的实际损失、所处行业以及对市场公平就业的挤占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一刀切”地认为，凡是存在伪造简历材料和夸大工作能力的行为就是职业骗薪，更不能将偶尔的“上班摸鱼”等行为等同于职业骗薪。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郭英杰还提到，即使是同一名骗薪者，其在各家公司是否具有真实工作意愿、是否付出实际劳动，仍需逐个核查，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他所办理的一起职业骗薪案中，犯罪嫌疑人在入职一家医美公司后，恰好因为真心喜欢这个行业，而好好干了一段时间。案发后，办案人员核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这家医美公司确实每天高频率地进行产品推销和业务发展工作。最终，检察机关没有将她在该公司的涉案金额计入其犯罪金额中。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劳动法专家沈建峰认为，从法律角度看，“职业骗薪”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法上的入职欺诈，另一个则是刑法上的诈骗罪。

“区分民事欺诈和刑事诈骗，关键看两个要素：一是目的，二是程度。”沈建峰介绍，劳动法总体上假设行为人是以获得岗位、建立劳动关系为目的，夸大能力和美化简历本身是为了获得工作。如果行为人不是以获得工作为目的，而是为了获得工作背后的薪资、绩效、出差备用金等利益，且拿到钱后既没能力履职，也不想去履职，就出现了以骗取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从程度上来看，普通求职者即便为了获得岗位进行简历美化时也会“量入为出”，会考虑自己入职后能否“干得了”，因此，夸大程度不会太离谱。如果夸大程度超过了一个人履职的最大能力，或者说根本没有履职的意愿，那就是骗薪。

除了诈骗罪以外，职业骗薪类案件也会涉及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等罪名。比如在施同军案中，检察官认为“施同军并非到岗后完全不作为，他承担着销售、项目对接等工作，确实完成了部分工作，劳动报酬与虚构手段获取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无法清晰分割，不符合诈骗罪构成条件”，所以检察机关是以涉嫌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对其提起公诉。

被盯上的为何总是中小企业？

根据办理骗薪系列案的经验总结，郭英杰认为，职业骗薪者呈现出比较清晰的群体画像：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5岁到35岁之间，大多有一定的从业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的需求、行业现状，甚至有一定的劳动争议处理经验。这些人瞄准的岗位也比较集中，大多是销售、投融资、项目扩展、公共事务等外勤型、资源型且不用坐班的岗位。

根据《方圆》记者对历年来职业骗薪案件的梳理，被骗企业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浙江杭州等地），多为金融基金、电子科技、能源、医美、商务服务等领域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石玮在2023年办理的一起案件中，一家被害公司半年内招聘的70名销售人员，全都是骗薪者。在这些案件背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中招的总是中小企业？

首先，中小企业大量释放招聘岗位时，往往正处于市场扩张、求贤若渴的阶段，所以天然倾向于那些“能带资源快速入职”的人。职业骗薪者很会利用部分中小企业自身的业务特性，并抓住其经营管理漏洞。不仅如此，中小企业的备用金预支制度也给了职业骗薪者可乘之机。这种机制不需要漫长的对公报销流程，因此内部的操作空间很大，短时间内公司也很难核实到位。

其次，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公司审批流程上存在漏洞。比如，背景调查往往流于形式，很多骗薪者的简历通常只有少部分是真实的，其余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此外，当求职者主动提出不需要缴纳社保时，企业还以为“占了便宜，节省了成本”，因此忽视了这一行为暴露出的问题。除此之外，备用金审批宽松、事后核销缺失，合同签署后也不做真实性复核，考勤管理过程松散等问题叠加在一起，给职业骗薪者留足了操作空间。

再次，骗薪者群体往往很少单打独斗，而是形成了一个共享信息的圈子，为围猎中小企业提供了便利。从2025年末至今，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了职业骗薪类案件45件45人。这些骗薪者彼此之间都有联系，有着共同的小圈子和行业黑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共享着一份黑名单和白名单，哪些公司容易进、哪些公司管得严，他们都会互通有无。

最后，在应诉方面，中小企业天然处于弱势。当骗薪者提起劳动仲裁，很多企业怕耗时耗力、影响公司形象，往往选择息事宁人、给钱私了。

职业骗薪者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有错失的市场机会、落空的经营计划。此行为侵蚀的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生存空间，还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透支了社会诚信基础，对劳资双方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职业骗薪透支的是“弱者信用”

沈建峰表示，像职业骗薪这种对制度漏洞的套利行为，透支的其实是社会中的“弱者信用”，会形成类似“老人在马路上摔倒谁都不扶”的情况，其代价最终可能由全部劳动者群体共同承担。

沈建峰进一步解释道，劳动法的制度定位在于保护劳动者权益，因此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用人单位应该如何保障劳动者权益，这就导致劳动法本身并没有针对劳动者侵害企业权益的情况进行系统性的规则设计，对这种问题的治理压力最终大多落到传统民事法以及诈骗罪等刑法规则上。职业骗薪者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制度设计特点，把本为保护劳动者而设立的制度工具，当成欺骗企业的伪装和手段，借“弱者”的身份获取道德优势，降低企业戒备。

那么，职业骗薪为何会在近些年来集中爆发呢？沈建峰分析，一方面，有法律制度和观念因素，当保护劳动者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共识越来越浓时，职业骗薪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利用企业用工管理漏洞或者用工制度设计的不足进行诈骗。另一方面，企业渴望资源和市场机会，这些“有心之人”便利用这种需求，夸大自己获取市场资源的能力。而部分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有所欠缺，重要岗位不做背调、合同签订不规范，便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

沈建峰认为，打击职业骗薪行为，最重要的是把现行的制度利用好，比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中关于入职时信息提供的规则、社会保险缴纳的规则。

面对职业骗薪，最好的震慑就是刑事打击。石玮办理的职业骗薪系列案件就是最好的证明：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共向法院起诉骗薪人员188人，涉案金额高达3500万元，已判决149人，最高获刑十年三个月。同时，采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赃款“双冻结”的模式，将退赃退赔情况作为认罪认罚从宽的重要内容，强化政策引导，有效督促被告人在侦、捕、诉、审各环节退赃，累计追缴违法所得2500余万元，退赃退赔率达71%，最大限度挽回被害单位损失。

除了加大刑事打击力度以外，石玮认为检察机关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延伸治理：

一是强化协同机制，落实行刑共治。司法机关、仲裁机构联合工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金融监管等部门搭建工作专班，建立共享机制，通过风险数据比对、线索快速移送、线索共同研判，搭建职业骗薪风险预警模型。围绕涉虚假仲裁、民事诉讼案件依法开展证据收集、审查和案件研判会商，确保证据全面、客观、充分，实现仲裁判决结果合法合理。依托开放咨询救济渠道，建立虚假仲裁、民事诉讼的纠错救济机制，提供企业维权救济途径。

二是强化监管服务，做好源头治理。强化企业用工数据分析，定期排摸未及时办理用工手续、未缴纳社保的企业，督促企业及时办理。加强网络招聘平台监管，督促平台加强对简历真假信息、重复投递简历等情况的鉴别和审核。向辖区内企业人事主管部门开展政策宣传和案例推送，引导企业加强入职把关、规范招工用工，将骗薪问题遏制在源头。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服务营商环境。各单位强化协同意识，形成法治宣传合力，依托青年法治宣讲团、业务骨干等上门向企业宣讲职业骗薪典型案例，创新宣传方式，以真实案例为原型拍摄打击职业骗薪微视频等，推动形成全民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10月下）

本文杂志原标题：《拆解“表演式上班”套路》

编辑丨黄莎 肖玲燕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涂思敏

通讯员丨刘娇 解晓彤 王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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