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还是“西邪”？一部中国与早期全球化的碰撞史

康熙四年（1665）二月，前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被定“大逆之罪”，依律当处凌迟极刑。这位主管大清钦天监长达二十年的德国传教士，由无限风光坠入万丈深渊。

汤若望跌宕离奇的人生际遇背后，是大航海时代以来，中西全面交流的碰撞与激荡。认为西方学问有可取之处者，力行“西学东渐”；斥为邪说者，则发起“辟邪”运动。

这其中，尤以围绕西洋历法的纷争最为典型。从1600年传利玛窦向万历帝自荐有天文特长起，至1669年康熙帝亲政后重新调查历狱。两个朝代，四位皇帝，上至朝堂重臣、皇室宗亲，下至学界宗师、布衣儒士，都被卷进了这场持续七十年的历法之争中。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星盘》

控告汤若望的杨光先，说过一句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待到康熙帝欲恢复西洋历法时，他又在奏疏中形同质问——是继承华夏圣人道统，还是改走西方邪路？

“经纬度”丛书新作《辟邪：17世纪的历法、科学与道统之争》以历法争议为线索，抽丝剥茧般还原了明末清初这场中西文明大碰撞。中国缘何引入西洋历法？历狱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中西文明冲突何以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激化？对这些历史细节的深度挖掘，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初遇全球化的迎接与抗拒，对于探究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的内在逻辑，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考维度。

摘自《辟邪：17世纪的历法、科学与道统之争》

文 | 王帆

西洋人所造火器，以其威力远胜中国传统炮铳而著称。一些官员曾尝试引进，且在与后金政权作战中发挥过效用。前文也说过，利玛窦入华后，采取的传教策略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展示西方制造器物的精巧。这是天主教能够在中国打开局面，吸引一部分人，尤其引起士大夫关注的根本原因。

甚至有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知道西洋人的器物精巧，而对天主教没有什么概念。蒋德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与西洋传教士有过直接交往，对西洋历法推算之精密、天文观测仪器制造之精巧有所了解，但是居然没有听说过天主教。直到后来读到传教士编撰的传教书籍，方才知道还有个天主教。

由于天主教有诸多与中国伦理道德、传统信仰相悖逆的地方，不少中国士大夫对其极为反感，斥为邪教，主张严厉查禁，但对于器物的精巧，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肯定的。

比如，周之夔就说：西洋人是聪明狡猾的小夷狄，擅长技艺巧工，会制造玻璃，做成千里镜，登高望远，能够观察邻国情况，引导火炮攻击。所以其他蛮夷都害怕，大多被西洋人兼并了，西洋人也就靠技艺领先而称霸海外。至于他们的天主教，那就浅显鄙陋没什么价值了。

周之夔虽称呼西洋人是“猾黠小夷”，语含贬抑，但对他们在制造技术上的领先，以及这些技术在军事上的巨大功用，也能够正视。如果士大夫的主流也如此，或许历史的演进，就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样子。

事实上，明末许多士大夫，不仅斥天主教为邪教，对西洋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同样不屑一顾。

许大受轻视西洋人的先进器物。他说：所谓自鸣钟，不过是用来像刻漏一样确定时间的，花那么多钱造这个，有什么大用处？汲水的桔槔，号称能够节省人力，但是制造起来最难，造好了也非常容易坏，往这方面下功夫，不是更加浪费钱财吗？还有携带火器的雷火车等，往往还没能歼敌呢，先把自己士兵烧伤了。如此种种，有什么值得重视的？

英国制的自鸣钟 故宫藏

许大受又列举自己亲身经历，他说：曾经有一个跟着传教士的人，给他展示过近视眼镜，他戴上试了一下，观测能力果然增加了一倍。

以现代人思维来看，这分明是一个技术进步帮助人类的正面佐证。但许大受对此仍持否定态度。他以心学的观念分析：戴上眼镜能看得远，说明自己的“性”无处不在，而所谓相隔远近，就只是“形”的差别。意即，眼镜的作用只在于外在之“形”，而对于根本之“性”，并无影响。

一通分析下来，许大受得出结论：近视眼镜帮助改善视力，其实毫无意义。

前引周之夔说，西洋人以望远镜、火炮而称雄海外。林启陆却不认为火炮有那么重要，他说：“区区一铳，能为国家万年计乎？”

李璨则认为，把西洋人新奇技术、器械当宝贝，根本是弄错了重点：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上古结绳而治，不曰缺文；中古礼乐代兴，不无因革。诚以治教之大源在人心，而不在此焉故也。

李璨说西洋人拿出来的什么星文、律器之类新奇东西，都是包藏祸心的。治理教化的根本，在人心而不在技艺。李璨这个说法，可要比清末著名理学名臣倭仁早了两百多年。

使用效果清晰可见的火炮、自鸣钟、眼镜等，都不被认可。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验证的，诸如地理学说之类，自然就更加被否定了。

金丝眼镜 清宫旧藏

曾任湖广巡抚的魏濬看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后，难以接受：怎么可以把我大中国画成一个蕞尔小邦，而且还没在世界中央，反而在偏北的位置？实在是太肆无忌惮了。

许大受批评西洋人的大地“球形说”，表示：西洋人这是剽窃了佛家的“仰覆盖世界说”，居然说什么一个地方的人，会跟另外一个地方的人脚对脚生活着。

地理学说如此，天文学说的命运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大受对此同样有所批评：西洋人说，星宫所处的天，要高于日月所处的天，五星及二十八星宿的天体，都要比日月更大。暂且不说圣贤经书中，对日、月、星与人世的对应已有确说，无论如何，不能改变。但凡是有眼睛的，都能看见太阳和月亮更大，其他星辰都偏小，都能看到日、月、星三者共在一天，他们偏说有多重天。

西洋人何以有这么怪异的说辞？许大受分析道：把太阳说小，就是要缩小君王的权威；说天有多重，就是要主张天下可以有多个皇帝。他们这是用这种方式，玩弄侮辱我们中国的谶纬学啊。

许大受这番反驳，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即在物体距离不同的情况下，单凭目测判断物体的实际大小，结果显然不会可靠。这是“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中都明白阐述过的简单道理。许大受说的“凡有目者，皆见日月之大”，稍加思考，就知道完全不足为据。

整体来看，许大受这段辩驳的对象，应该是利玛窦所著的《乾坤体义》，该书有《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诸篇，叙述的正是星体大小、距离相关内容。

客观而言，《乾坤体义》依据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这在当时的欧洲也已经受到挑战，更遑论以现代科学的视角而言，其中的错误比比皆是。

不过，这并不等于许大受的反驳就是对的。因为，同许大受这样的一般士人的天文观念相比，托勒密学说仍有先进性。比如，说二十八星宿中的恒星要大于太阳、月亮，这就是正确的。如果把“星宫天高于日月天”理解为，星宿中天体的运行轨道要比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道更远，这也是正确的。

铜镀金天体仪 清宫旧藏

林启陆的观点与许大受相仿。有人为西洋传教士辩解，说他们对我大明，有测定天文、铸造炮铳两个功劳。对于所谓功劳，林启陆完全不以为然。他认为，西洋人的天文、地理学说错谬严重，并且列举了四大荒诞。

荒诞之一，说星宿与日月在不同天。

荒诞之二，说大地形状就像鸡蛋黄一样，上下四旁，人都可以居住，人跟人可以脚对脚，人可以顺着大地旋转旅行，于是都认为自己那里的天在上面，地在下面。

荒诞之三，说他们是从太阳（落下）那边来的，利玛窦曾经绕着大地转了一圈。

相比前面三个“荒诞”，第四个“荒诞”篇幅尤其长。林启陆先引《尚书·洪范》篇，以明中国往圣对于日月星宿与人间阶层的对应关系，指出这是要来确定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使民众知所尊亲。再抨击西洋人的观点，说什么五星二十八宿比日月还大，他们的历法中不安排闰月，日食月食也无须官方举行什么救护仪式。

林启陆最后得出结论，如果采用了西洋历法，后果将十分严重：

若从彼历，是使藏时失序，上下倒置，庶民得以凌驾乎卿士、师尹之上，卿士、师尹得以凌驾乎主君之上也明矣。

简而言之，就是等级秩序会彻底颠倒，国将不国了。

对西洋天文、地理学说大加批判的，不仅有许大受、林启陆这样坐卧书斋的儒士。一些颇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学者，同样如此。 比如，编写了汇聚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

宋应星认为，西洋人说大地是球形的，悬浮在空中，各种物体附着在地球表面，还说玛八作（在拉丁美洲今阿根廷境内）的人与中国人是脚对脚生活着的。如此谬论，是比汉代人所持的“宣夜”与“周髀”两说还要离谱。

对于太阳，宋应星认为，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生成的，西洋人“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的说法，是迂腐的“刻舟求剑”。

那么，每天的太阳都是怎么生成的呢？宋应星详细讲述了过程：阳气从下而升，寅卯时分（三点至七点间），汇聚于东方，凝结成为太阳。登上泰山的日观处观察，太阳一开始哪里有什么日形？黑气遮掩中，仅有一抹金丝线般的光亮，红光荡漾，慢慢才变圆，变圆了才是太阳。到了申酉时分（十五点至十九点），阳气逐渐变得微弱，登上亚大腊山（为非洲北部靠西的山名，当是横贯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脉）观察，白光逐渐变红，红光逐渐变青，日形也开始涣散，光芒照耀于群山。消失的时候，非常突然，就好像炽热的炭火熄灭一样，哪里还是保持着圆形到大地下面去，转移到远方了？

在第一章“修历缘起”提到过，万历四十年（1612）时，朝廷就曾议及，招募西洋人士参与修订历法。此事当时没能实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持反对意见的人非常多。

林启陆在总结西洋人天文地理学说的“荒诞”时，就说：

夫尧治世，必以治历明时为国家之首务。而此辈之擅入我大明，即欲改移历法。此其变乱治统，觑图神器，极古今之大妄。

这西洋人参与修订历法，是要变乱我大明治统，觊觎国家权力。

万历四十五年（1617），南京礼部侍郎沈 ，因不满西洋传教士的种种行为，连上三疏参劾。首疏里就对西洋人参与修历的提议，大加批判：

是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此为奉若天道乎？抑亦妄干天道乎？以此名曰慕义而来，此为归顺王化乎？抑亦暗伤王化乎？夫使其所言天体，不异乎中国，臣犹虑其立法不同，推步未必相合，况诞妄不经若此，而可据以纷更祖宗钦定、圣贤世守之大统历法乎？

《辟邪：17世纪的历法、科学与道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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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帆

出版日期 20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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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

王帆，1986年生，关中人。主张历史研究既无须墨守成规，也不必标新立异，而是应该从史料和逻辑出发，发前人未发之覆。已出版：《州县之民：治乱之间的小民命运》《辟邪：17世纪的历法、科学与道统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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