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的历史

利维坦按：

我们总以为微笑属于生物学：嘴角上扬，眼角微微收缩，传递快乐与善意。但历史提醒我们，即便是最熟悉的面部表情，也并非天然如此。在欧洲漫长的艺术史中，露齿而笑曾被视为粗俗、失态甚至缺乏理性的象征；而今天，人们面对镜头时几乎本能地露出笑容。一个简单的表情何以经历如此剧烈的意义转变？追寻微笑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面孔的变化，更是社会如何塑造身体，以及文化如何重新定义人类情感的故事。

在人际交往中，微笑是最容易远距离识别的面部表情。它也比大多数其他表情更容易做出。其他表达情绪的面部表情——比如恐惧、愤怒或痛苦——往往需要动用多达四块肌肉。而微笑只需要一块肌肉就能完成：位于嘴角的颧大肌（不过，要呈现出真诚而愉悦的微笑，还需要眼轮匝肌同时轻微收缩）。微笑不仅易于做出、易于识别，还极具多义性。它可以表示感官上的愉悦与喜悦、欢快与逗趣、满足、惬意、爱意、诱惑、释然、压力、紧张、恼怒、愤怒、羞耻、攻击性、恐惧，乃至蔑视。可以说，几乎任何情绪，微笑都能传达。

微笑对人类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事实上，做出微笑所需的面部肌肉早在母体子宫中就已经具备，准备随时用来安抚焦虑的父母。微笑甚至可能比人类这个物种本身还要古老。许多大型猿类都会做出微笑般的表情，这表明微笑最早出现在人类共同祖先的脸上，远早于智人的出现。正是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经典著作《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年）中，首次以科学方式展示了大型猿类的“微笑”。他还指出，大型猿类的这种表情，和人类的微笑一样具有多重含义：它可以表示愉悦（尤其是在被挠痒痒时），但也可以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自我防卫。

摘自查尔斯·达尔文《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年）。© Wellcome Collection

由此看来，微笑似乎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似乎从未改变。看起来似乎只需再迈一步，就可以宣称微笑根本没有历史。但事实远非如此。实际上，微笑拥有一段引人入胜却长期被忽视的历史。

要理解这段历史，我们首先需要把握一些更宏观的文化因素。微笑的普遍性与多义性意味着，在社交场合中，仅仅“看见”某人微笑是不够的——你还必须知道这个微笑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表情需要被解读、被破译。在这一点上，它和“使眼色”（wink）颇为相似。正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73年所指出的那样，从生理学角度看，使眼色和我们所说的“眨眼”这种不自主的眼皮抽动完全相同。要让一次使眼色被理解为“使眼色”而非单纯的“眨眼”，使眼色的人和被使眼色的人都必须理解彼时彼地所通行的文化代码。而这些代码，当然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

© pinterest

在西方，我们往往倾向于从空间与多样性的角度来承认这种代码的差异：比如，普遍认为西方的微笑文化，与日本、中国等社会中的微笑文化有所不同。然而，微笑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差异，也存在时间上的演变。

比如，在某些古希腊雕塑中可以看到所谓的“古风式微笑”，嘴唇被塑造成微笑的形状。然而，古典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未必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表情，它或许仅仅是为了表现一种健康与满足的整体状态。换句话说，这种“微笑”的形态确实存在，但我们并不知道它当时所承载的含义。

库罗斯雕像上的古风式微笑（约公元前530年，或为现代仿制品）。© Getty Museum

古罗马人则呈现出另一种变体。如果我们按字面理解他们的词汇，会发现他们并不区分“微笑”与“大笑”——两者都用同一个拉丁动词“ridere”来表示。直到罗马帝国末期，才出现了一个表示“较小程度”的派生词“subridere”。由此衍生出的名词“sub-risus”（后演变为“surrisus”），意为“次一级的笑”——一种轻微或低声的笑，且常常带有嘲讽的意味。这种“次等”的地位以及这种带有缩小意味的形式被保留下来，并随着该词在中世纪盛期进入罗曼语族时，与“大笑”区分开来。例如，大约在1300年前后，法语中已经分别有了表示“笑（动作）”的“rire”、表示“笑（这种行为）”的“le rire”或“le ris”，以及表示“微笑”的“sourire”（源自“sous-rire”，即“次一级的笑”）。

大约在同一时期，以类似的方式，意大利语吸收了“ridere”和“sorridere”，西班牙语有了“reír”和“sonreír”，葡萄牙语有了“rir”和“sorrir”，普罗旺斯语则有“rire”和“sobsrire”。同样在这一时期，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系中也出现了专门表示“微笑”的词，但用的是非拉丁语源的词汇：丹麦语有了“smile”，瑞典语有了“smila”。英语中的“smile”一词最终则源自高地德语或斯堪的纳维亚语。

颇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微笑”也开始进入西方艺术传统——其代表便是那座著名的“微笑天使”（smiling angel）雕像，创作于1236年至1246年间，至今仍装饰在法国东北部兰斯大教堂的西立面上。历史学家们将这一令人愉悦、且看起来极为“现代”的表情，誉为西方文化中一种全新文明价值观登场的标志。

“微笑天使”。© Philosophy of Language

由此，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种微笑，从13世纪起便已开始在西方世界流传。文学作品表明，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它所承载的情感范围，与我们当代文化中赋予它的含义已颇为接近。彼特拉克曾梦见他爱人“那如天使般明亮的微笑”；而这种温柔的抒情笔调，在莎士比亚的诗作中同样可以找到——尽管这位“吟游诗人”也深知，“一个人可以面带微笑，却内心充满恶意”。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也欣然接纳并采用了微笑这一表情。然而，其含义却并非总是一目了然：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1503-1517年）唇边那抹既经典又令人困惑不已的微笑，便是最好的例证。

不过，尽管微笑在西方文化中确实生机勃勃，但那时的微笑还并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样子。

在西方艺术中，它与今天的微笑有一个极其关键的不同之处：微笑时的嘴唇几乎总是闭合的。在面部形象中，露出牙齿的情形极为罕见。即便走遍世界各地的美术馆与博物馆，搜寻19世纪之前的绘画、素描和雕塑，也几乎找不到一例像今天这般咧嘴露齿的微笑。当然，张口露齿的形象确实存在，但这类形象无一例外都带有负面的意涵。

人们很容易将这种现象归因于当时口腔卫生状况不佳。但事实上，从中世纪晚期墓地出土的骸骨来看，当时人们牙齿患龋齿的程度，反而比18世纪以后——随着糖大量进入西方饮食——要轻得多。因此，自兰斯大教堂“微笑天使”所开启的那个时代以来，微笑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紧闭双唇、矜持端庄的样态，其根源似乎更多在于文化价值观，而非生理上的缺陷。

当时，有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这种“露齿”的表情在艺术中被尽量回避。

首先，张开的嘴在当时与社会底层人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毫无遮掩地张大嘴巴、露出口腔内部的“丑陋”，是只有平民才会做的事。这种艺术上的惯例，恰恰反映了上层社会和贵族阶层所通行的礶仪规范——这些规范在16世纪初由两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明确阐述：曼托瓦外交官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廷臣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1528年），以及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的《论儿童教养》（On Civility in Children，1530年）。

这两部著作都强烈告诫人们：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不应以任何其他方式张开嘴巴；若不然，便会被视为有失体面。它们传达的信息是：若实在忍不住要笑，那就静静地笑，紧闭双唇，保持端庄、得体、有礼。例如，弗朗斯·哈尔斯（Frans Hals）的《微笑的骑士》（Laughing Cavalier，1624年），尽管画名暗示他面带灿烂的笑容，但他的双唇却始终紧闭。倘若不是这样，那便等于在否认自己作为一位绅士的高贵身份。

《微笑的骑士》，1624年，弗朗斯·哈尔斯。© wikipedia

这两部奠基性的著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被反复再版，并被译成多种语言。伊拉斯谟的著作于1532年首次出现英文译本，卡斯蒂利奥内的著作则在1561年（这一版本似乎正是莎士比亚所熟知的版本）。尽管这两部著作分别是写给宫廷臣僚和学童的，但它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这些群体，尤其是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礼仪指南”这一文体——这类书籍宣称要向读者展示，有礼仪修养的人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应当如何举止得体。

这些文本，正是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1939年所称的“文明化进程”的一部分——这是一场行为方式上的革命，其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对身体各个孔窍的控制，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例如：进食时嘴巴应保持闭合，吐痰被视为禁忌，鼻子不应当众抠挖，耳朵不可在人前掏弄，目光不应直视盯人——当然，更不能放屁。

《虾女》（约1740-45年），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作。© National Gallery

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规则注定会被打破。但打破它们，会暴露出一个人低下的品格。或者——这是第二个起作用的因素，无论在艺术中还是现实中——它会暴露出一个人理性的丧失。张大嘴巴这一形象，在当时被普遍用来描绘精神失常之人，但其含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涵盖了那些理性能力因激情或低级欲望而暂时失控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为数不多的、表现露齿白牙微笑的肖像中，有一些是孩子——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的《虾女》（The Shrimp Girl，约1740-45年）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定义，她尚未到达“理性的年纪”，还没学会如何讲究礼仪。（又或者，她本就来自社会底层，永远也不会懂得这些规矩。）

第三个解释西方艺术中缺乏正面“张口”形象的因素，与所谓的“历史画”有关——这类绘画描绘的是古代历史或圣经中的场景。这类场景中的人物，常常被表现为深陷于某种强烈情绪之中，比如恐惧、惊惶、绝望、狂怒，或是某种狂喜（无论是精神层面还是肉体层面的）。17世纪时，路易十四的首席宫廷画家夏尔·勒布伦（Charles Le Brun）试图为历史画中“情感的表现”建立一套系统的规范。他从西方艺术中可追溯至古典时代的隐性传统中汲取灵感，同时也试图从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当时最前沿的生理学理论中，为自己的想法寻求支撑。

笛卡尔认为，松果体是“灵魂的居所”，位于头部、双眼之间、鼻梁后方。思维和感觉正是在这里产生，并由此影响“动物精气”流向各处肌肉——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面部肌肉。对勒布伦而言，由此可以推论：当灵魂平静安宁时，面部也会完全处于静止状态。反之，当灵魂受到激荡，这种激荡便会在面部表现出来——尤其是在眉毛部位，因为这是面部离松果体最近的部位。情感越强烈，面部上半部分的肌肉扭曲程度就越大——继而，面部下半部分受到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只有极其强烈的情绪，才足以让嘴巴大大张开。

勒布伦的理论从17世纪末开始在欧洲广泛传播。尽管笛卡尔式的灵魂观后来逐渐式微，但勒布伦用以阐释这些理论的面部表情图谱却始终广受欢迎。事实上，在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临摹他这套“表情图谱”，成为业余画家学习描绘人脸的标准方法。这些表情程式也渗透到了其他类型的绘画中。

这幅画名为《欢乐的家庭》（Het vrolijke huisgezin），是荷兰画家扬·斯滕（Jan Steen）于1668年创作的油画。画中可以看到市井的一面：很多人都是露齿而笑的。© Sophie Ploeg

荷兰风俗画里常常描绘一些醉醺醺的人物，在酒馆和客栈里东倒西歪，纵声大笑，或卷入激烈的争执。一些画家的自画像中也出现了露齿的形象，他们借此表现一种讥讽、玩世不恭的姿态——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伦勃朗乃至更早。但常规肖像画依然忠实于卡斯蒂利奥内所倡导的、源自宫廷的“闭唇”传统——蒙娜丽莎和《微笑的骑士》正是其中的代表。

直到1787年，这一切才被打破。那一年，在巴黎，伊丽莎白·路易丝·维杰·勒布伦（Elisabeth Louise Vigée Le Brun，与路易十四的宫廷画家勒布伦有姻亲关系）在卢浮宫的年度沙龙展上展出了一幅自画像（该画至今仍藏于卢浮宫）。画中，她膝边依偎着女儿，落落大方地望向观者，带着得体而迷人的微笑，露出了自己的白牙。

《维杰·勒布伦夫人与她的女儿让娜-露西-路易丝》（1786年），伊丽莎白·路易丝·维杰·勒布伦（Elisabeth Louise Vigée Le Brun）作。© RMN-Grand Palais (Musée du Louvre)/Michel Urtado

艺术界为之震动。一位评论家写道，“有一个细节，是所有艺术家、有品位之人以及收藏家们都无法接受的，自古以来也从未有过先例——那就是她在笑的时候，露出了自己的牙齿……”在18世纪末的巴黎，西方文化中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它打破了西方艺术中一切固有的规范与传统——现代意义上的“微笑”由此诞生。

维杰·勒布伦夫人或许在1789年那场更为著名的政治革命来临之前，悄然开启了一场艺术上的革命。但有证据表明，她画中的这个微笑，所反映的其实是法国社会本身已经在发生的变化。当时的人们似乎确实笑得更多了，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积极的眼光看待这一姿态。巴黎正是这一变化的先锋。这座法国首都早已确立了某种“潮流引领者”的地位——某种意义上的“网红城市”，在时尚行为与流行商品方面，引领着欧洲其他地区竞相效仿的风潮。曾在凡尔赛宫廷中备受推崇的那种僵硬的庄重感、礼仪上的拘谨与面部的不动声色，在巴黎这座更为活跃、更具动态感的都市文化中，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在沙龙、咖啡馆、剧院、商铺等场所中，更为放松、不拘小节的举止已成为常态。

此外，露齿微笑也因18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感性崇拜”而获得了新的声望——这一思潮由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帕梅拉》《克拉丽莎》）和让-雅克·卢梭（《新爱洛伊丝》《爱弥儿》）等人的畇销小说所推动。现代读者在阅读这些小说时，往往会被书中大量的哭泣和啜泣所震撼，因为主人公的品德正遭受着残酷的摧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最终都是带着一种崇高的微笑走向胜利的。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小说（以及同类作品）激发了读者效仿书中人物行为举止的愿望——这种现象与近代好莱坞明星或社交媒体网红所产生的影响颇为相似。小说中那种展现健康白牙、象征美德与超脱的微笑，在现实中成为了巴黎社会精英阶层效仿的范本。在同辈人面前自然地展露自己的情感，不仅变得可以被接受，甚至成为了一种被推崇的姿态。英国旅行者们对巴黎人在日常交往中频繁地相互微笑感到惊讶不已。这座城市，俨然已成为世界的“微笑之都”。

如果说“感性崇拜”赋予了小说读者以这种时髦方式微笑的愿望，那么巴黎人在技术层面也确实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座法国首都，已然成为口腔卫生护理领域举世闻名的中心。在18世纪初之前，无论是在欧洲还是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口腔护理大体上只是“挑选性地剔牙”、服用止痛用的鸦片制剂，以及不分情况地拔牙这几种粗糙手段的混合体。而此时的巴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口腔护理专家，取代了昔日集市上的“拔牙匠”——牙医（dentist）。

这个词最早是在1720年代的巴黎被创造出来的，并在18世纪中叶进入英语。它指的是一类经过外科与解剖学训练的专业人士，能够运用精巧的器械进行牙科护理。这些新兴的牙医，能够清洁、美白、矫正、填补、更换乃至移植牙齿，从而让一口牙变得更干净、更健康——并且，在微笑时显得更具吸引力。当时进行“壮游”（Grand Tour）的欧洲贵族绅士们，常会专程在巴黎停留，以修整牙齿。

巴黎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牙齿美容产品与器具广告。在牙签、刮舌器、口气清新剂、牙齿美白剂和唇膏之外，还出现了牙刷——而牙刷的发明，恰恰正是在这一时期，无疑预示着一个“微笑的现代性”即将到来。1780年代末，巴黎企业家尼古拉·杜布瓦·德·谢芒（Nicolas Dubois de Chémant）将瓷质假牙的发明推向完善，这预示着一个蓬勃发展的假牙产业即将兴起。这意味着，即便一个人满口无牙，也能展现出这种全新的、露齿的白牙微笑。

一幅描绘18世纪牙医场景的油画，据信由法国画家让-巴蒂斯特·勒费夫尔（Jean-Baptiste Lefebvre）创作，画中展示了一位坐在奢华沙龙中的牙医正在为病人进行治疗。© Gazette Drouot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维杰·勒布伦的这幅自画像，视为一种为巴黎预防性与美容牙科以及时尚潮流所做的“高级艺术广告”。这幅肖像在沙龙上的公开展示，确保了其影响力的广泛传播：观众们将这种“新式微笑”带回了世界各地的家中。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似乎已经确定无疑。

然而事实证明，巴黎这种“露齿微笑”的胜利，既是局部的，也是短暂的。它要再等上一个多世纪以后，才能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其主导地位。即便是在巴黎——或许尤其是在巴黎——维杰·勒布伦式微笑所带来的影响，也在两年后被法国大革命所打断，一种使这类微笑显得颇为“成问题”的政治文化由此扩散开来。事实上，甚至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感性崇拜"就已经受到了新古典主义审美趣味的挑战。例如，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那些气势宏大的历史画作，所呈现的尽是紧绷的下颚、僵硬的面部、紧闭的上唇，以及近乎歌剧式的肢体姿态。这种表现风格，在1789年之后占据了主导地位。

事实上，在“恐怖统治”时期（1793-94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微笑必须被压制、隐藏起来。在那些热忠于革命的人看来，微笑似乎是在追忆旧制度下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曾享受过的、令人不齿的“甜蜜生活”。真正的爱国主义，容不下这样一种似乎在嘲弄共和主义严肃精神的姿态。

此外，人们越来越将“张开的嘴”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而这种联想本身也带有哥特式、恐怖乃至戏剧化的色彩。例如，愤怒的暴民在对受害者施以毁容时，往往就集中针对嘴部：1789年，国家官员约瑟夫-弗朗索瓦·富隆·德·杜埃（Joseph-François Foullon de Doué）曾被指曾劝说巴黎民众，如果买不起面包，就去吃草——他最终遭到了报应：砍头后他的首级被插在长矛尖上游街示众，嘴里还被塞满了干草。根据一种对戈雅那幅令人不安的画作的解读，他将革命者描绘为吞食自己孩子的农神萨图恩（Saturn）。英国的政治漫画家们更是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将巴黎的平民阶层描绘为垂涎欲滴的食人族。甚至连杜布瓦·德·谢芒赠予人类的瓷质假牙，也成为了英国讽刺画家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冷嘲热讽的对象。这类形象在欧洲人的想象中久久挥之不去，将那些更为纯真的年代的记忆，渐渐挤到了角落。

《一位法国牙医正在展示他的人造牙齿和假上颚的样品》（1811年），托马斯·罗兰森作。© Met Museum

如果说在巴黎，维杰·勒布伦式的微笑已经失去了魅力、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那么这其中也与一场医疗服务领域的危机不无关系。大革命时期的法令，取消了牙医在医疗体系中曾经占据的那一小块位置，也没有为牙科手术训练设立任何相应的制度安排。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牙医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地位，很快便重新沦落到要与昔日那些走江湖的拔牙郎中争夺顾客的境地。

在西方，作为一种公开的姿态，微笑就此沉寂了一个多世纪。

直到20世纪初，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它才重新浮现。牙科技术的进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在这方面引领世界的，已不再是巴黎，而是美国——美国是19世纪初最早将牙科训练专业化的国家之一。然而，正如18世纪的情形一样，微笑的“重新崛起”，与其说是源于牙科专业水平的提升，不如说更多得益于文化潮流本身。高度依赖视觉效果的广告手法、好莱坞明星形象的塑造，以及快照式摄影的普及，都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任何拥有那个年代家庭相册的人都会发现：正是从1920年代到30年代起，照片中第一次出现了“微笑”——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面对相机时开始说“cheese”。肖像这种形式，由此变得“大众化”——也变得“微笑化”了。

进入21世纪后，iPhone摄影和社交媒体进一步确认了“微笑”作为个人展示社会身份时最受青睐的表达方式。这些技术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与全球各地微笑文化之间的隔阂——这些文化此前与西方的习惯并不完全相通。据估算，在推特每天发出的超过5亿条消息中，每五条就有一条包含表情符号（emoji）。在这个电子时代的全球化大众文化中，表情符号俨然已成为一种“通用语言”。在3000多个可用的表情符号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喜极而泣的笑脸”——它是最初那个笑脸表情的“升级版”。

© The Guardian

2019年，新冠疫情的出现，给这场现代（西方式）微笑的漫长征程，带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一时之间，这种表情被迫退居到了外科口罩之后。诚然，敏锐的人或许早已察觉到，一个真诚而由衷的微笑，会让眼周的肌肉产生可察觉的细微皱纹。但我们当中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敏锐。再说，又有谁的每一个微笑都是百分百真诚的呢？表情符号同样感受到了这次冲击。尽管“喜极而泣的笑脸”依然稳居全球使用率榜首，但另一个表情符号却急速蹿升——那就是“戴着外科口罩的脸”。

© The Guardian

这个“口罩脸”表情符号的流行程度，一度高涨到了这样的地步：2020年11月，苹果公司在发布年度新增表情符号时，被认为有必要对“口罩脸”表情进行微调——为脸颊添上一点红润的色彩，并在眼周加上一些意味深长的细纹，让人看起来仿佛是在口罩之下微笑着。微笑，似乎正在“反击”。而事实也表明，它似乎不太可能失去其标志性的文化价值与全球范围的吸引力。随着世界各地疫情形势的逐渐缓和，每个人似乎都又有了微笑的理由。

文/Colin Jones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tim

原文/aeon.co/essays/a-history-of-the-smile-through-art-culture-and-etiquette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树上的男爵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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