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AI正重塑全球秩序与大国竞争

作者：跋公

世界格局正处于大变局之中，冷战后有关国际秩序的诸多假设正在瓦解，新兴国际秩序的轮廓也依然模糊。而人工智能（AI）正以空前速度重塑国家权力、战略竞争，成为国际力量格局的新变量。8月12日，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全球与新兴风险部门副总裁兼主任马坦·乔雷夫（Matan Chorev）在访谈中深入剖析了AI时代的大国博弈逻辑及国际秩序转型。

乔雷夫长期从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研究与实践，曾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在他看来，AI并非简单地加速现有趋势，而是可能制造战略“断点”，可能让一些国家近年来追求的“战略自主”更难实现。

他认为，中美是两大AI大国，其他国家同中美的差距只会不断拉大，而不是缩小。不过，中美两国也很难仅凭自身的AI优势获得真正的地缘政治主导权。

从核时代到AI时代

乔雷夫所领导的兰德“全球与新兴风险”部门，其创立初衷可追溯到二战结束后兰德的创立时期。那时的战后国际秩序尚未成型，核武器的战略意义也没有被充分理解，需要全新的基础性分析与战略规划，帮助决策者获得驾驭全新国际环境的战略学说、威慑理论和能力建设框架。

乔列夫认为，今天美国也正处在类似的拐点。兰德公司设立“全球与新兴风险”研究方向，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预测并应对这种剧烈变革的世界。

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曾经支撑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许多假设不再成立，而新兴秩序的轮廓依然是模糊的。与此同时，AI正在重新塑造人类的生活、工作、战争和国际竞争方式。

▲中美各AI模型费用。

另外，过去几十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一套相对稳定的假设之上：美国及其盟友掌握关键技术、资本和全球市场，同时通过联盟体系和国际规则维持自身优势。但随着AI的快速发展，这些假设正在受到挑战。

各国“战略自主”更难

在讨论AI如何挑战既有全球假设时，乔列夫保持了审慎态度。他强调，不能轻易断言“我们对世界的一切认知将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了”，但事实从来不是这样。不过，他提到，历史往往不是突然断裂，而是在连续性中出现一些重要的“断点”。AI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它可能改变一些国家力量形成的底层逻辑。

他提到，现在一个广为流行的假设是，我们正进入一个许多国家能够追求“战略自主”的时代：它们将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更多元的对外关系、更少的战略依赖以及更大的影响力。然而，乔列夫与同事萨尔曼·艾哈迈德（Salman Ahmed）通过梳理和研究各国将AI转化为国家实力与影响力所需的关键能力要素后发现，AI很可能挫败各国追求战略自主的雄心。

▲7月17日至18日，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Bertrand Lortholary）率法国代表团出席了第八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图源：法国驻华大使馆）

乔列夫认为，对于中美这两个大国而言，即便拥有世界领先的AI能力，也很难轻易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地缘政治主导权。因为两国仍然需要从外部获得关键资源、技术投入、市场以及其他重要条件。

对于其他新兴国家而言，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前沿AI的研发需要芯片、算力、资本、人才和能源的有机组合，而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国家能够完全具备这些要素。这意味着它们与中美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AI非但不会带来技术民主化，反而可能加剧国际体系中已有的权力鸿沟。

这一格局意味着，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不得不重新思考各自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

AI带给美国的挑战

乔列夫提到，后冷战时代几乎每次国家安全战略，都不得不在事件冲击下重新构想，而其中一些事件本可预见。如今，变革性变化的到来已显而易见，且可能很快发生。未能为这些转型做准备，本身就是在为失败做准备。而这种失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不仅关乎美国国家安全，也关乎人类整体。

▲中美两国AI模型的市场份额。

当被问及阻碍前瞻性规划的最大障碍时，乔列夫指出了几重困难。首先，与核时代不同，AI技术并非由政府掌控，而是一个由私营部门驱动、全球扩散的技术浪潮。其次，技术发展轨迹及其影响深远地不确定，而政府历来不擅长在不确定性下做出长远决策。更重要的是，AI不仅仅是一项国家安全能力，它触及劳动力市场、制造业、乃至民主制度根基的社会政治问题。最大的障碍之一，是社会能否凝聚愿景、决心和能力，共同应对这些极其艰难的挑战。

最后，乔列夫谈及他的音乐学院学位和国际关系经验，将音乐表演的艺术与政策工作相联系。他认为，表演的本质是诠释——不仅要研究乐谱、作曲家的标记与文字，还要理解历史与文化语境，把握作曲家的意图，进而思考如何使其对当代听众真实而有意义。这一过程帮助他理解了“战略共情”：在外交中，意味着尝试通过他人的视角看待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友邦与对手的动机，理解自身行为如何被解读，以及实现目标究竟需要什么。

这种共情能力，对于在高度不确定的AI时代处理大国关系与多边互动，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事实上，在AI技术革命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AI时代的国际竞争，与其说是零和博弈，不如说是一场关于AI治理智慧与制度韧性的整体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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