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81年,德国和日本重新把军事合作往更深处推,究竟会给谁带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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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人寻味的是,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正在中国考察汽车研发。德国工业急需市场,德国政治却忙着向亚太延伸安全触角。德日为何在这个节骨眼越走越近,这笔账最终又会落到谁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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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组让德国汽车工业难以轻松面对的数字。
德国经济研究所2026年2月公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德国汽车及零部件对华出口额接近300亿欧元,2025年降到136亿欧元,跌幅超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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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出口也在承压,中国市场的变化已经碰到德国制造业的筋骨,更耐人寻味的是德国人的判断。
2月27日德国电视二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预计欧盟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未来将更加重要,觉得欧盟同美国的经济联系会更加重要的只有20%。
这不是对某项外交政策的直接投票,却足以说明,德国社会对未来经济利益有着自己的判断,账算到这里,矛盾已经摆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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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企业需要订单、研发效率和稳定的供应链,德国政府却在积极扩大印太安全合作。
10月28日,默茨抵达东京,同高市早苗见面,除了讨论经贸,还提出研究德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研发的路径。
工业竞争力下降,外交重心却进一步向军事合作扩展。说白了,德国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外交选择,而是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之间的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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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欧洲尚有大量安全问题需要处理,如今又主动进入东亚安全议程。
军事合作当然能增加国际存在感,但对一个高度依靠出口的工业国家来说,每增加一层地缘政治风险,企业就可能多承担一层经营成本。
尤其是中国市场,德国已经经历了汽车出口大幅下滑,再让安全问题进一步影响经贸合作,德国工业恐怕承受不起这样的消耗。
问题在于,默茨此次东京之行,谈的远不止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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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28日,默茨与高市早苗在东京首相官邸举行会谈。
双方发表日德首脑联合声明,以及先进技术合作、经济安全保障两份联合宣言,将欧洲大西洋地区与印太地区的安全联系起来,并推动外交、防务部长“2+2”会谈、军队协作和国防工业合作。
先看中国方向。联合声明涉及东海、南海和台海局势。默茨在记者会上也专门谈到台湾海峡,强调德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却又要进一步扩大对印太安全事务的参与。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海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德国远在欧洲,本身并非东亚地区国家,如今却同日本加强涉台政策协调,德国对华关系自然会面临新的政治压力。
要我说,日本真正想得到的,不只是德国的一句外交表态,而是让欧洲重要国家更多参与日本主导的地区安全议程。
再看俄罗斯方向。双方在东京讨论俄乌局势,确认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加强相关政策合作。默茨还明确谈到俄罗斯与欧洲安全问题,并强调日本对乌克兰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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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线涉及中国周边安全,一条线涉及俄罗斯与欧洲的安全冲突。
德国与日本试图将两片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让欧洲的安全压力向亚洲延伸,也让日本在欧洲安全议题中获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这就是德日安全合作对中俄产生压力的现实路径。合作还进一步伸向人工智能、半导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多元化。
这些安排也不能孤立来看。先进军事装备离不开工业技术,长期安全合作需要供应链和技术体系支撑。德国与日本正在通过经济安全政策为更深入的战略协作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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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需要欧洲的技术与政治支持,德国希望扩大自身在印太的影响力。双方需求逐渐接近,合作的深度自然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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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9日至29日,日本举行“利剑2027”军事演习。
德国联邦国防军公布的信息显示,约100名德国医疗勤务军人参与演习,训练重点包括伤员救治、医疗物资保障,以及利用A400M运输机从冲绳向东京方向后送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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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演习涉及八个国家、超过5万名人员,德国医疗勤务部队首次参与该系列演习。德国此次承担的是医疗救护和后送任务,但跨国军事协作本身就需要通信、运输、组织和后勤体系的磨合。
德国军人已经出现在日本主导的重要安全演训场景中,这说明德日军事合作正在从政治表态转向实际协同。
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动作。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共同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目标是在2035年前后形成新一代战斗机能力。默茨在东京明确表示,德国正在研究参与该项目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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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否正式加入尚待决定,主动研究合作已经表明,柏林希望把对日防务联系延伸到先进军事装备研发领域。
把时间拉回1945年,事情的历史分量就更重了。德国与日本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战后80余年,两国逐渐恢复国际地位,军事政策也经历了长期调整。
德国为了重新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付出过漫长努力。1970年,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成为德国反思纳粹战争罪行的重要历史象征。
如今,日本不断讨论强化防卫能力、调整防卫装备转移制度和相关宪法问题,德国又主动寻求更加深入的军工合作,自然会让亚洲国家更加关注两国军事政策的变化。
历史责任不能随着时间推移就被轻易翻篇,问题就在这里。
日本希望借欧洲技术和国际合作扩大防卫能力,德国想通过日本增强亚太战略存在感。两国的军事联系越来越紧密,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对俄政策协调时,地区安全格局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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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国显然漏算了一笔账。
扩大军事合作需要资源,参与地缘政治博弈也存在代价。对于经济竞争力已经承压的德国来说,这条路究竟能带来多少实际收益,恐怕远没有外交声明写得那么轻松。
更有意思的是,德国总统在中国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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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默茨东京会谈前一天,10月27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走进安徽合肥的大众汽车研发基地。
他亲自体验了搭载中国本土研发智能驾驶系统的大众ID.AURAT6,在测试跑道上感受辅助驾驶,还通过手机体验车辆自动泊车。
这套技术离不开大众与中国智能驾驶企业地平线的合作,双方通过合资公司酷睿程推进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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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统在中国看到的,不是普通的汽车展示,而是德国工业正在寻找的新竞争力。
10月26日,大众宣布已经在合肥获得L3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牌照,目标是在2027年实现L3级自动驾驶技术就绪。
10月28日,大众中国技术日又发布了本土研发技术矩阵VEGA。
其中,自研软件工具链将部分功能测试时间从2至3天缩短到2至3小时。大众还计划把中国研发的汽车平台和电子电气架构推广到南美等海外市场。
通过本土研发与供应链协同,大众的整车开发周期也已经缩短约30%。这些成果说明,德国汽车工业对中国的需求,早已不只是销售汽车。
中国完善的产业链、技术迭代速度和智能驾驶研发能力,正在帮助德国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过去是德国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如今中国研发成果开始走向大众的其他国际市场。
这个变化,对德国制造业下一个十年的发展相当重要。10月30日,施泰因迈尔又在北京同中方高层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双边关系、经贸和科技合作展开交流。
中德高层保持沟通,说明两国仍然拥有广阔的务实合作空间。把合肥与东京放在一起,德国面临的选择已经十分清楚。
默茨希望借助日本扩大安全合作,施泰因迈尔在中国看到的是产业创新和技术合作带来的发展机会。
军事合作无法直接弥补汽车出口下降造成的损失,防务声明也不能替德国企业降低研发成本。一旦安全政策持续挤压对华合作空间,受到影响的将是德国企业的市场布局和产业竞争力。
德国真正需要守住的,不是外交场合里的强硬姿态,而是自身赖以立足的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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