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恢复名誉后索要工资，军区司令员直言：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

1980年，南京军区空军机关，66岁的李赤然带着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个看似普通、实际并不简单的问题：被扣发多年的工资和待遇，能否按照政策补办。

这不是讨价还价，更不是向组织伸手要特殊照顾。对李赤然来说，工资是身份、职务和历史待遇的具体体现。名誉恢复了，过去被中断的生活待遇却没有同步落实，问题自然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报告送到司令部后，迟迟没有下文。更让李赤然难受的是，机关内部还传出一句带有明显情绪的话：“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账？”

话说得不长，分量却不轻。一个为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在晚年提出政策待遇问题，竟被看成“不满足”，这正是当时落实干部政策过程中常见的矛盾：文件已经纠正了结论，具体执行却还隔着一层又一层。

李赤然出生于1914年陕西葭县一户贫苦人家。家里日子紧巴，父母仍想办法送他进私塾。少年时期，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经同学介绍参加革命活动，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年纪放在今天很难想象，但在陕北革命环境中，许多年轻人是在动荡和选择中迅速成熟的。

1929年，李赤然受组织安排从事地下工作。他曾设法进入敌方控制的社会环境，搜集情报、传递消息。后来，他进入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学校遭到查封后，他没有离开革命队伍，而是返回瓦窑堡，重新承担党支部工作。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他的特点。没有显赫出身，也没有现成的军事资历，却能在复杂环境中守住组织关系。组织安排他以教师身份进入小学，他便把课堂变成开展工作的掩护点。教书只是表面，联络同志、培养力量才是更重要的任务。

1934年，李赤然参加红军，担任连队指导员。此前，他连一天枪都没有摸过，战士私下难免有议论。李赤然没有回避短板，而是利用行军间隙苦练射击，从瞄准、上膛这样的基本动作练起。

据有关回忆，他用了不到三个月，便能够较熟练地使用武器。这个细节或许不如战役名称醒目，却更接近一个基层干部的真实成长：不会，就练；被质疑，就用行动回答。

此后，他从连队政治干部逐步成长为军政委，参加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东征和西征等作战。1937年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他调任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延安附近遭遇土匪袭击后，李赤然曾率部奔袭黄龙山一带，经过连续行动，清剿当地土匪势力。

抗战胜利后，他又进入关中分区工作。西北局转移到米脂一带时，李赤然主动要求到战斗部队去。宜川瓦子街战斗、西府战役、扶眉战役，都留下了他的工作经历。对这类干部而言，政治工作并不是坐在后方讲话，而是要跟着部队行军、作战，还要在关键时刻稳定军心。

新中国成立后，李赤然先后担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高射炮兵学校政治委员，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等职务。1952年，他被确定为副军级干部；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些职务和军衔，意味着组织对其长期工作的正式确认。也正因此，后来待遇被中断，对他本人及家属而言，都不仅是生活困难，更涉及干部历史结论和应有权利是否得到尊重。

1966年，李赤然正在住院，却被要求参加党委扩大会议。会上，他连续发言数小时，谈到空军建设和部队工作，提出了一些中肯意见。遗憾的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正常的工作意见没有被正常看待，他很快受到冲击，职务被免除，生活费也被压缩到很低的水平。

这一段遭遇持续多年。对一名长期担任军队领导职务的干部来说，最难熬的并非少拿多少钱，而是多年工作被否定，连解释和申辩的机会都很有限。直到有关政策逐步恢复，李赤然才重新获得组织上的正式结论。

可是，恢复名誉并不等于所有问题自动解决。工资、级别、住房、安置和离休待遇，都需要具体部门逐项办理。也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他向南京军区空军机关提交报告的一幕。

李赤然曾对身边人表示：“我不是要特殊待遇，只是要求按政策办。”这句话朴素，却点出了争议的核心。老干部要求补办待遇，并不意味着贪图享受；许多时候，他们是在要求组织把已经作出的结论落实到纸面和生活中。

经过继续反映和协调，1981年，李赤然接到通知，迁往兰州空军干休所归建，随后正式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事情拖了很久，但政策最终还是落到了具体安排上。

离休之后，他没有把生活局限在休养之中，而是担任陕西省航空联谊会名誉会长，参与航空航天展览馆筹建，还担任二十多家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义务顾问，多次到学校、机关和部队作传统教育报告。

2006年，李赤然在西安病逝，享年92岁。那份关于工资和待遇的报告，留在了他晚年经历里，也留下一个十分具体的历史细节：平反要有结论，政策还要有人去落实，二者从来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