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全军授衔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北京，关于军衔评定的会议间隙，毛泽东把董其武写来的一封信交给聂荣臻和杨成武传看。一封谈授衔的信，牵动的却不只是一个人的级别问题。
董其武在信中提到，总干部部已经找他谈过，准备授予他上将军衔。对此，他有些不安，认为自己是起义将领，过去又在国民党军队任职，若评为上将，恐怕难以让部队同志信服。
这种顾虑，并非没有来由。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评定标准既要看革命资历、战功和职务，也要考虑各部队的历史构成。起义将领如何安排，既关系个人荣誉，也关系对旧部队改造和团结工作的全局。
杨成武看完信后，态度很明确。他认为，不能只看董其武曾经属于哪一方，更要看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以及为民族解放和人民事业所作的贡献。
董其武是绥远地区的重要军事将领。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抗击日军，在绥远坚持作战，留下了一定影响。解放战争后期，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于1949年9月19日在绥远起义，使绥远地区实现和平解放，避免了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城市破坏。
聂荣臻的判断与杨成武相同。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并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对其长期抗战经历、起义贡献以及后来接受改造表现的综合评价。军衔评定不能只按红军时期的履历排队，更不能把起义将领一概排除在核心荣誉之外。
毛泽东听取意见后，决定让杨成武去做董其武的工作。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杨成武和董其武在解放战争中曾经是对手，后来却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成为朋友。让一位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去劝说，往往比单纯派人传达决定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可以不评上将，董其武必须评上将。”这句话带有明显的谈笑意味，却也把态度表达得非常清楚：杨成武的功劳和资历摆在那里，个人可以淡看军衔；董其武的上将安排，则有着团结起义将领、肯定和平解放贡献的特殊意义。
杨成武听后笑了。他本来就没有把授予什么军衔看得过重，但聂荣臻却留意到，这种说法容易让人产生另一层理解。会议结束后，聂荣臻特意把杨成武叫到一旁，先把话说透：“成武啊，今天主席讲的，你不要多想，可别理解偏了。”
杨成武有些意外，立即回答：“首长，你咋这样看我呢？我跟着您打仗几十年了，您还不了解我吗？”
聂荣臻没有继续解释大道理，只是告诉他，毛泽东的话一方面是肯定他的战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信任他的胸襟。杨成武将来授予什么军衔，不应成为这次谈话的重点，眼下真正要完成的，是把董其武劝回来。
这段对话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在于两人争论了一个军衔，而在于它呈现出军队内部处理荣誉与个人心态的方式。聂荣臻担心的不是杨成武争名，而是怕他误把主席的玩笑当成正式比较，心里留下疙瘩。对一名长期共事的部下，能够想到这一步，正是两人关系深厚的体现。
杨成武与聂荣臻的相识，可以追溯到中央苏区时期。此后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杨成武长期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1935年红军攻克腊子口，1939年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杨成武都参与其中，逐渐成为晋察冀部队的重要将领。
聂荣臻看重杨成武，并不只是因为他能打仗。杨成武善于带兵，执行力强，能够在复杂局面中完成任务；而聂荣臻用人，也重视培养和信任。战争年代形成的这种上下级关系，后来逐渐沉淀为师生般的情谊。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予元帅军衔和将官军衔。聂荣臻被授予元帅军衔，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董其武也正式成为上将。毛泽东那句看似玩笑的话，最终对应了授衔名单上的实际安排。
多年以后，杨成武仍把聂荣臻视为老师和长者。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在北京逝世，杨成武因未能及时赶到见最后一面而深感遗憾，并写下悼诗：“撕肝摧胆噩耗来，顿失良师无限哀。”这几句诗，刊载在悼念聂荣臻的文章中，也留下了那段战友情谊最后的文字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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