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鄂霍次克海，一支苏联打捞队围绕海底通信电缆展开搜索。海水浑浊，水下情况复杂，他们却很快拖上来两件陌生设备。设备外壳上赫然写着“美国政府财产”，现场气氛顿时变得不寻常。
这不是普通的侦察器材，而是美国耗资数千万美元打造的水下窃听装置。它被固定在苏联海军使用的通信电缆上，能够长期收集线路中的通话与数据，再由潜艇定期回收录音材料。
这项行动在美国情报系统内部被称为“旋花计划”，也常被译作“常春藤铃行动”。执行任务的潜艇需要悄悄进入鄂霍次克海，在苏联近海完成安装。那片海域并不适合冒险，水深、洋流、冰情和苏联巡逻力量，都可能让一次任务变成外交灾难。
美国潜艇抵达海底后，工程人员要在不切断电缆的情况下，将设备牢牢扣在通信线路附近。设备不能直接破坏线路，否则苏联很快就会发现异常；它还必须具备足够的储存能力，等待下一次潜艇回来取走资料。
有意思的是，行动过程中确实出现过险情。潜艇在接近海底电缆时发生下沉和操纵困难，泥沙一度进入设备舱。艇员忙着排除故障，担心的并不是任务失败，而是电缆被碰坏。一旦线路中断，苏联必然会派人检查，窃听装置也就藏不住了。
设备最终还是安装了下去。美国方面原以为，只要不留下明显痕迹，苏联就很难判断故障来自哪里。谁也没有想到，苏联的搜索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估。
两台装置被打捞后，美国军方陷入了困惑。若是苏联通过检修电缆发现问题，时间未免太快；若是苏联掌握了新的反窃听技术，又为何能直接锁定设备位置？更麻烦的是，美国潜艇前去处理善后时，苏联打捞行动已经开始，只能悄悄撤离。
美国没有公开承认此事。毕竟设备上的标记太过直接，真要与苏联当面对质，反而容易陷入被动。苏联方面也没有马上公布细节，而是把装置作为情报成果保存起来。对莫斯科而言，公开羞辱美国固然痛快，可保留秘密来源，往往更有价值。
调查一度陷入死胡同。参与计划的人员被逐一排查，潜艇行动也被反复核对，却找不到明显漏洞。美国情报部门曾怀疑是设备安装时留下了痕迹，甚至猜测苏联海军在电缆附近部署了新的监听力量。
真正的答案，直到1985年才出现。
这一年，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罗纳德·佩尔顿。此人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主要负责解码和分析录音资料。1979年，他因未能通过安全审查相关测评而离职。离开时，他并不是掌握核心决策的高级官员，甚至很难被列入传统意义上的重点嫌疑人。
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佩尔顿虽然接触不到完整计划，却长期处理与苏联海军、远东通信有关的材料。他熟悉录音中的地名、通信规律和行动背景，能够把零散信息拼出大致轮廓。
失业后的佩尔顿生活窘迫，婚姻也出现破裂。事业受挫、经济压力和个人怨气叠加在一起，使他逐渐产生了报复心理。据美国调查材料，他曾主动接触苏联方面，提出可以提供情报。
苏联起初并不相信他。一名已经离开国家安全局多年的普通雇员，能拿出多少有用东西？佩尔顿据说只提出了几千美元的报酬，最终双方以约5000美元作为一笔重要情报的交换价格。
金额不大，内容却足以改变整个行动的结局。佩尔顿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推断美国正在对连接勘察加半岛与苏联远东地区的水下通信线路下手，并把相关线索交给了苏联。
苏联情报部门随后展开排查，目标并不是盲目搜索，而是依据电缆位置、美国潜艇活动规律和佩尔顿提供的线索缩小范围。这样一来，打捞队能够迅速找到窃听设备，也就不再神秘。
佩尔顿的身份之所以长期没有暴露，还因为他早已离开国家安全局。美国最初只盯着仍在计划中的工作人员，没有想到泄密者可能是一个多年以前被淘汰的旧员工。更讽刺的是，他卖出的第一份情报价格并不高，却直接击穿了美国耗费巨资构筑的保密体系。
被捕后，佩尔顿承认向苏联提供了多项情报。那些钱后来几乎被他花光，而美国也不得不重新评估水下窃听行动的安全性，相关计划随之终止。
法院最终没有判处他死刑，而是判处终身监禁。鄂霍次克海底的两台设备，则留在苏联方面的档案和展陈体系中，成为冷战情报战中一桩少见的实物证据。直到间谍案曝光，美国才弄清楚：军方苦苦追查四年的谜底，早已写在一个失意旧员工的交易记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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