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初，平北军分区转移途中，段苏权带着部队盯上了一座大庙。庙里没有重兵，只有几十名伪军和少数日军，却隔着百里路程。对一支正在躲避日伪军合围的部队来说，这个目标究竟是机会，还是陷阱？
当时的平北，正处在日伪军大规模“扫荡”的压力下。敌人依靠据点、交通线和熟悉地形的伪军，试图把八路军主力逼出来。平北军分区没有与敌人硬拼，而是不断变换位置，袭扰运输线，打击落单部队。
几轮交锋下来，日伪军始终摸不清我军主力所在，只能缩回据点。部队和地方军民难得有了几天喘息时间，军分区还请来戏班，在司令部驻地和远通寺一带演出，借此休整。
有意思的是，危险往往就藏在最松懈的时候。
休整第四天，段苏权收到情报：日伪军约两千人分成四路，正从不同方向逼近。敌人的意图很明显，想趁八路军休息、警戒力量减弱之时，一口吞掉平北军分区机关和部队。
段苏权没有急着迎战。他判断，几个重要关口已经有敌军把守，如果此时集中力量硬顶，很可能陷入包围。军分区部队连续作战后刚刚休整，人员分散，贸然决战并不划算。
他拿起电话，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报告敌情，并提出向长城以北转移，越过长城，到黑河川一带重新集结。那里主要是伪军，兵力和战斗力相对薄弱，部队可以先脱离危险，再寻找战机。
聂荣臻当时也已经掌握了敌情。段苏权的电话打来时，他正准备联系平北军分区。两人的判断一致：不能让部队被敌人缠住，保存有生力量比眼前打一仗更重要。
聂荣臻在电话中反复强调，先跳出包围圈，其他事情等站稳脚跟后再说。段苏权随即安排部队和地方人员分批转移，机关、伤员、物资以及战斗部队分别行动，尽量缩小目标。
这次撤退并非仓促逃跑。部队被分成几个梯队，沿不同方向运动，彼此照应。段苏权亲自带领一支部队北上，途中不断派出侦察人员，确认道路、敌情和渡口情况。
傍晚行至黑河附近时，侦察参谋带回一条消息：崇礼县狮子沟的一座大庙内，驻有伪军警察署，约有三十多名骑兵，另有不到十名日军。守备松散，第二天准备向崇礼县城移动。
这股敌人兵力不大，距离却有百里。段苏权听完，立即产生了新的想法。部队既然要走，不如趁敌人毫无防备时打掉这个据点，还能缴获物资和马匹，增强部队机动力。
他再次接通军区电话，向聂荣臻说明情况。聂荣臻没有同意，理由很直接：当前任务是摆脱四路敌军，而不是节外生枝。百里奔袭需要时间，途中还可能遇到敌情，一旦行动拖延，整个转移计划都会受到影响。
段苏权认为，敌人守备薄弱，自己手中有一个大队，完全可以轻装奔袭，天亮前结束战斗。他在电话中据理力争，但聂荣臻仍要求他按原计划前往黑河川。
“不要去了，先完成转移。”
命令已经说得很清楚。可是电话放下后，段苏权仍在反复盘算。他熟悉平北地形，也了解部队状态，判断这次奔袭并非没有把握。经过短暂考虑，他决定承担责任，带队向狮子沟前进。
部队连夜行军，凌晨三点抵达目标附近。经过短暂休整，段苏权部署攻击。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庙内的日伪军被歼灭，八路军缴获四十八匹战马、四十三支步枪、四十三把马刀以及一批弹药。
战斗结束后，段苏权没有隐瞒，立即向聂荣臻报告战果。电话那头传来的却不是表扬，而是严厉批评：既然命令是转移，为什么擅自改变计划，私自出兵？
段苏权也急了，回了一句：“司令，是你说不怕死就干啊！”
这句话并非凭空而来。此前两人争论时，聂荣臻在电话中确实说过类似的话，意思是让段苏权承担擅自行动的后果，并按时赶到黑河川。只是段苏权把这句带有责备意味的话，当成了可以放手行动的许可。
聂荣臻一时无言，随即仍然斥责他胆子太大。段苏权虽然挨了批评，却没有耽误整体转移。部队依靠缴获的战马提高行军速度，最终按计划抵达黑河川。
这些马匹和武器没有被当作普通战利品处理，而是成为平北部队扩充骑兵力量的重要基础。后来，平北军分区据此组建骑兵队，增强了山区部队快速机动和突击作战的能力。
这场争论的核心，不只是一次“该不该打”的分歧。聂荣臻考虑的是整个军区的生存，段苏权看到的则是稍纵即逝的战机。一个强调全局，一个敢于担责，最终战果虽然漂亮，擅自改变部署的性质也没有因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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