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脑子也能有智能吗？

四十年前，仍在北海道读本科的中垣俊之（Toshiyuki Nakagaki），在培养皿里看到一片柠檬黄色的斑痕。这次相遇让他成为黏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掀起了一场延续至今的生物学与哲学争论：生命和智能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没人会把黏菌称为“有智能”；人们惯用的形容词其实是“简单”。1895年的一段描述称它是“一团简单的原生质”，另一段则称它是“最简单的生物之一”。这也很难反驳。黏菌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细胞，似乎只会摄食和繁殖。怎么看都很简单。

谈起初次见面，中垣说：“我当时只是惊讶于它移动得那么快。”培养皿里的这种黏菌叫多头绒泡菌（Physarum polycephalum），最高速度为每小时1厘米。对变形虫般的生物来说，这足以拿金牌。乍看之下，绒泡菌的蔓延就像墨水渗入吸墨纸，毫无规律；实际上，它能感知细菌等微生物食物，并伸出一条细长的原生质“手指”去够取。那条“手指”不仅会消化食物，还会继续向外觅食，或缩回黏菌主体。连续观察黏菌数日，很难不觉得它的行动中似乎有某种斟酌。

森林里的落叶层上，常能看到绒泡菌闪亮的斑块缓缓爬行，因此它得了个绰号：“狗吐物黏菌”。即使扩展到数平方米，它仍是一个含有许多细胞核的单细胞；细胞核是装着DNA的微小结构。从技术上说，这样的结构叫“合胞体”。肉眼就能看到它，甚至能察觉内部原生质的鼓胀和收缩，这使它特别适合实验。于是，中垣开始研究它。

中垣俊之手持培养皿，展示“破解”迷宫的多头绒泡菌。

2000年，他令人惊讶的研究开始进入媒体视野。一则标题写道“黏菌解开迷宫难题”，说的是中垣在实验中让绒泡菌为寻找食物，找出了穿越迷宫的最短路径。实验室通常用燕麦片饲养黏菌，这种食物很方便，研究人员自己也能拿来当早餐。2010年，《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垣最著名的实验——科学家随口称作“东京铁路那项”的经典研究。中垣摆放燕麦片，模拟东京及周边35座城镇的地图，然后把绒泡菌放在“东京”中心。从代表这座大都市的那片燕麦出发，黏菌向外寻找其他燕麦片，伸出管状结构朝它们延伸；随后又长出更多分支，把自己连成一张从一片郊区燕麦通往下一片的网络。

在这个过程中，黏菌展现出惊人的效率：没有多余动作，觅食路径近乎最优。最终，它形成的路线几乎重现了大东京地区的铁路网。中垣强调，只是“几乎”——因为不受人类偏见和政治角力影响，绒泡菌或许还改进了这张网络的设计。后来，中垣两次获得搞笑诺贝尔奖。这一奖项表彰既有趣又发人深省的研究：第一次，迷宫论文获奖的领域是“认知科学”；第二次，东京铁路研究则被半开玩笑地称为“交通规划”突破。

过去四十年，中垣的头发和胡茬都已花白，但谈论绒泡菌的“智能”时，他仍流露出惊奇。生物学家使用“智能”一词向来谨慎。迷宫实验之后，他说：“我觉得我们得重写词典了。”此后，也有其他研究者认为，用“智能”以及同样充满争议的“学习”“记忆”来描述绒泡菌是有理由的。但这带来一个谜题：绒泡菌只是一个连大脑的影子都没有的细胞，怎么能做出决策、形成记忆并处理信息？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确信认知和智能离不开神经元，也就是构成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细胞。神经元不断建立、重塑彼此之间的连接，形成支持思维和记忆的通路。这种智能观也暗含着一种生命等级观：动物与植物和微生物不同，在生命世界中占有特殊地位，而人类又是其中最特殊的。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认知等特征并非动物独有，而是所有生命固有的属性。阿德莱德大学哲学家帕梅拉·里昂（Pamela Lyon）将这种立场称为“生命起源论”（biogenic）。一些科学家声称，植物通过地下真菌网络彼此相连；这种被昵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网络，能让植物交流、“认出”彼此，甚至以植物式互助的方式共享资源。另一些人提出，任何单个细胞，哪怕是细菌，都能形成记忆；黏菌也有智能。

对坚持旧有共识的人——我在心里称他们为“神经元纯粹派”——这些说法近乎异端。资深植物生理学家林肯·泰兹（Lincoln Taiz）讥讽生命起源论者患了“羡脑症”。2007年，数十位神经元纯粹派在一份科学期刊上联署声明，认为植物没有智能，“植物神经生物学”不过是个好听的口号。一名签署者称，那封公开信是科学界与“疯人院”围绕这些问题“最后一次严肃交锋”。

这场争论紧张，有时甚至不太体面。塔夫茨大学教授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或许是生命起源论阵营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他认为，每个细胞都以自己的方式拥有智能和认知能力；他告诉我，因此自己经常收到仇恨邮件，有一封信称他“疯狂得很危险”。同属莱文阵营的生物学家安东尼·特里瓦瓦斯（Anthony Trewavas）写道，2007年的声明写得仿佛“不签署，植物生物学就会崩塌”。他抱怨，那与其说是在认真回应生命起源论，不如说是“试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2021年，里昂参与编辑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的一期认知研究专刊。她回忆审稿意见时说：“一位审稿人大意是：‘这是了不起的突破。’另一位说：‘看起来有意思，但我对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有疑虑。’第三位则说：‘这很危险。你们不应该让这种观点登上如此重要的期刊。’”

里昂告诉我，他们如此分裂，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她说，人类凭借自己的智能，太久以来都把自己视为“造物的冠冕”。“智能和认知的中心终于开始移出以人类为范本的框架。我们正站在一场哥白尼式革命的边缘，而它正疾速向我们逼近。”

在争论黏菌能不能思考之前，人们先争论过黏菌到底是什么。它们确实会分泌黏液，却不是霉菌，与在冰箱里放久的草莓上长出的白毛，或受潮建筑角落里的难看斑块没有亲缘关系。后两者是真菌，黏菌不是。黏菌也不是植物或动物，尽管人们曾把它们错归入这两类。它们如此令人困惑，以至于穷尽一生为生物分类的卡尔·林奈，把它们归进一个名为“混沌”的属。

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把包括绒泡菌在内的约900种黏菌，划入一个全新的类别，称之为“原生生物”。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生物学教授安妮·普林格尔（Anne Pringle）说，一种黏菌和另一种黏菌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这就像有人挑出鸟和海牛，说它们都有眼睛，所以应该归在同一组。”

最早的黏菌出现于6亿年前；相比之下，智人存在的时间不过约30万年。一些种类栖身于出人意料的地方：索诺兰沙漠的土壤结皮、撒哈拉沙漠腐烂的粪便，以及南极的苔藓丛。它们的俗名多得数不过来，包括“狼奶”“炒蛋黏液”“树皮花”“恶魔粪便”和“女巫黄油”。有些书推测，1958年的电影《变形怪体》——讲述一只外星变形虫在宾夕法尼亚乡间把人整个吞下——受到了绒泡菌启发。我曾嗤之以鼻：这样的说法太轻浮，把奇妙的生物贬成电影怪物。后来，我与在图卢兹研究认知的科学家奥德蕾·迪叙图尔（Audrey Dussutour）交谈时，注意到她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黄色团块形状的剪纸。那些团块有眼睛，看起来像《吃豆人》里的幽灵。她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你想知道却不敢问的黏菌怪一切》（Everything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Blob But Were Afraid to Ask）；另一本的名字更简单：《我是黏菌怪》（Moi le Blob）。

迪叙图尔是众多选择黏菌作为实验对象的科学家之一。用Google Scholar搜索，过去25年关于绒泡菌的出版物超过1万项。一方面，它有望帮助研究者理解智能和认知这些宏大而富争议的生命特征；另一方面，它也算是个好相处的实验伙伴。迪叙图尔谈起自己养过的绒泡菌，总带着几分亲昵，仿佛每个样本都有一点自己的“个性”。她说，每一个都可能让你意外：“如果把一只黏菌切成四块，这四块完全一样——它们互为克隆，所以你会以为它们的行为也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验中，一块会选A，另一块会选B。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麦考瑞大学研究员克里斯·里德（Chris Reid）告诉我：“养一只有强烈求生欲的黏菌挺好。晚上离开，第二天早上回来，打开抽屉，发现它已经漫出了培养皿。那些活力特别旺盛的黏菌常常这样逃跑。”

听了这些，我也想亲自认识绒泡菌。可以去树林里刮取一些，但科学家通常从生物材料供应商那里购买。我在Etsy上找到一家德国公司，订了套黏菌入门包：两个培养皿、几包燕麦片、滤纸，还有一块约半张邮票大小的绒泡菌。那块黄色团块处于菌核状态：已经干燥，正在休眠，等着加水后复苏。我把它切成两半，将一块放在湿润的滤纸上，旁边摆上一片燕麦，再喷了些水。随后，我把培养皿放进温暖储物柜的暗角，等它舒展开来。

绒泡菌能以菌核形态进入这种近乎“暂停”的状态，难怪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容易把黏菌视为几乎没有活动能力的生物：它的休眠与复苏，似乎只是对周围化学环境作出的机械反应。这个循环看起来全自动：摄食、繁殖、沉睡、醒来，再从头开始。生命起源论阵营却不同意。他们坚持认为，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认知的迹象。

奥德蕾·迪叙图尔在实验室

刚被唤醒的一段时间里，绒泡菌似乎在感知四周；中垣把这称为“沉思阶段”。养它需要耐心。“你要花大量时间照料它们：每天两小时，光是喂食、换新培养皿、收走旧培养皿。可太激动人心了。”迪叙图尔翻了个白眼，“我的学生要么喜欢，要么讨厌。”即便黏菌开始移动，也只有把摄像机日夜对准它、再将录像加速播放，才能追踪它的行动。

没有大脑的黏菌，可以借助黏液“保存”对空间的记忆。里德的一项实验表明，绒泡菌把留下的黏液当作备忘录，用来辨认自己走过和尚未走过的路径。黄色黏液虽然发黏，却比人的黏液更稀，其中混合着糖和蛋白质。里德认为，黏液的存在告诉黏菌：这一带已经搜寻过，有食物的话也吃掉了。他的团队收集黏菌留下的黏液，用它涂覆迷宫中的一条路，然后把黏菌放进去。黏菌几乎总是选择干燥、未沾黏液的区域。更令人惊讶的是，绒泡菌还能区分自己的黏液与其他物种留下的黏液——就像汉塞尔能从格蕾特尔的面包屑中辨出自己留下的那一串。

过去三十年，随着智能研究超出人类范畴，黏菌研究也加快了脚步。如今我们知道，绒泡菌体内有成千上万个感知环境的微小振荡单元。它们一旦检测到食物的化学标记，振荡就会加快，从而使细胞内更多原生质流向那个区域。黏菌就是这样移动的。

然而，这些极其微小、看似简单的单元，究竟如何感知如此多的东西——蛋白质、盐分、酸度、光、热、湿度，或许还有重力场、磁场，以及远处的大块物体——仍不清楚。2008年，中垣及同事每隔一小时，就让绒泡菌吹一次寒冷、干燥的风，使它移动变慢。经历三次之后，在本该迎来第四次冷风的时刻，即使风并未吹来，黏菌也自行放慢了速度。至今没人弄明白，它如何“计时”。

普通人自然会问：如果连黏菌这样相对简单的生物都难以彻底弄懂，我们又怎么可能理解人脑？如果绒泡菌如何记忆仍是谜题，那么转向认知谱系的另一端，试图理解一位中年男子怎样想起童年听过的曲调，并用长笛吹出来，会不会更是徒劳？

但神经元纯粹派与生命起源论支持者争论的并不是“能否弄懂”。他们争的是：辨认咖啡因与回忆音乐，这两种能力能否相提并论？黏菌和人类究竟是否处在同一条认知谱系上？

如今，科学家声称树木、乌贼和蚂蚁群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智能与认知能力。他们谈论有神经元和没有神经元的生物、会移动和静止不动的事物，以及由碳或由硅构成的东西。这些想法吸引了公众：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拥有那么多智能，却仍没能阻止自己破坏地球。我们容易相信其他物种有自己的智慧，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部充满天真乐观气息的电视剧《足球教练》（Ted Lasso）中，一位爱谈哲理的足球教练提醒同事：森林里的树木不会竞争，它们会合作。

一些生物学家会不情愿地承认，这门学科偏爱既有共识，而莱文和里昂等人的理论，像是扔进教条中的思想手榴弹。不过，把神经元纯粹派统统描绘成年长、保守、顽固的人也不公平。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一种恼怒：他们觉得自己捍卫的既有已经充分确立的事实，也有一种关于生命的、更深层的科学立场。

这些“事实”首先涉及词义。与“血红蛋白”不同，“认知”等词使用已久，早就融入“认知衰退”“认知偏差”之类的日常表达。如果随意扩展“认知”的含义，让它脱离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大脑活动，转而套在没有大脑的黏菌身上，就会“误导公众”，牛津大学动物学家亚历克斯·卡塞尔尼克（Alex Kacelnik）告诉我，“也会把这个词掏空”。

研究过新喀里多尼亚乌鸦灵巧使用工具能力的卡塞尔尼克指出：“连橡树都会‘决定’——注意，我加了引号——自己结多少橡子、每颗橡子有多大、什么时候让它们掉落。但人们说自己要接受认知治疗时，所说的显然不是橡树做的那件事，对吧？”他认为，误用这个词适得其反。把树木的活动比作认知，“并没有解决橡树究竟如何做到那些事的问题。你只是把这个问题说得无足轻重，或者用定义让它消失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只会在能够证明某种活动涉及“某种内部算法、某种概念形成，以及某种‘语言’——这个词也要加引号”时，才使用“认知”一词。

这些标准可能只适用于拥有神经元的动物；按最严格的解释，甚至可能只适用于人类，难免让人觉得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但普林格尔说，如果人类科学家把“人的经验移植到其他生物身上，无论它们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有多远”，那就更以自我为中心了。“为什么？我们凭什么如此傲慢，认定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和演化历史来理解地球？”

植物学家尤其容易被指责将研究对象拟人化。哲学家斯特拉·桑德福德（Stella Sandford）反对在植物研究中使用人类意义上的“男性”“女性”和“母亲”等概念。泰兹也是多位强烈否认植物能够拥有与动物大脑相当的复杂性的科学家之一。面对这种批评，植物神经生物学学会后来改名为植物信号与行为学会。一些生物学家说，他们在森林中寻找树木相互分享、彼此照顾的证据，却一无所获。即便是迪叙图尔，也委婉地告诉我，对于“森林互联网”，人们的热情已经远远跑在数据前面。

哪怕在黏菌爱好者中，中垣的迷宫研究也未能说服所有人。我们熟悉的迷宫有整齐的直角转弯和清楚的路线，与绒泡菌在自然环境中可能遭遇的地形并不相像。这种人为设计，本就建立在人类认为“走出迷宫”属于智能行为的前提上。严格说来，绒泡菌也没有像人那样“解开”迷宫。“它先长满所有空白区域，然后从最短路径以外的地方缩回来。”普林格尔说。她的描述让我想起大型语言模型依靠大量模式匹配工作的方式：那是一种不完整的人类思维模拟，却越来越常被称作智能。

少数科学家推测，黏菌可以用来设计铁路网络、构建逻辑电路，或解决其他计算问题。“如果你想做出更好的工程设计——好，我也喜欢。但绒泡菌为什么非得对人类有用，才值得研究？”普林格尔说，“擅长工程、拥有智能，都是人类看重的价值。因为它们，这种生物突然变得更重要了。你写绒泡菌而不写其他生物，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卡塞尔尼克说得更直白：“如果我把‘情绪’这个词用在水母身上，我的论文就更好卖了。科学家也是人！他们有弱点，希望自己的论文得到更多关注。”

旧有共识的支持者批评，一些生命起源论阵营的实验基础并不牢靠：研究者可能设置了错误的问题，比如迷宫；也可能根据有限的数据，得出过于惊人的结论。然而，这些批评之下还藏着最有争议的问题：究竟什么才算智能、思维或认知的证据？几百年来，人类一再改变对此的看法，却仍远未找到答案。

人类判断什么是智能时，很容易受到身边宗教、政治和技术的影响。这一路充满曲折。17世纪，笛卡尔相信，除人之外的所有动物都是自动机器，不具备赋予人思维与理性的非物质心灵。后来，达尔文证明蚯蚓能够学习，又把生长中的植物根尖比作人脑，这种观点仍有影响。在这两种情形下，达尔文都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智能”一词。20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兴起，科学家干脆不再关注内部思维过程，只研究生物的动作和反射。有一段时间，连提出认知问题都不受欢迎。

接着又是一番动荡。上世纪中叶，计算机成为理解心智的新参照；人们随之认为，人也像新造出的机器一样，通过建立内部模型和数学规则系统来思考。这场“认知革命”只延伸到有大脑的生物——它们拥有神经元，仿佛微处理器的生物版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机器人学家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制造出一系列小型机器人。它们无需建立任何内部模型或模拟，就能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走廊里穿行、避开障碍，或收集汽水罐。这自有其革命性；但哲学家弗雷德·凯泽（Fred Keijzer）告诉我，他仍不满意，因为那些机器人连海中游动的水母所展现出的复杂性都无法接近。“认知科学还处在化学发现元素周期表之前的阶段，”他说，“乱得很。”

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进入AI时代，新的压力也随之而来。硅谷喜欢生命起源论阵营，喜欢任何把智能归结为数据与计算问题的做法，因为那也能让“人工智能”中的“智能”显得名副其实。一位科学家讽刺地说，要把人当机器，最好的起点莫过于先把机器当人。但莱文并不觉得，把人与机器放在同一条智能谱系上本身有什么问题；他长期主张，就连单细胞也能学习和解决问题。“在迈克尔看来，”一位科学家告诉我，“认知一路向下，处处都有。”

莱文很清楚其他科学家为何对他的研究感到不安。他们认为，黏菌的行为源自“纯粹”的物理和化学过程，不过是原子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像一套复杂却没有感觉的钟表机械。莱文回应说，所有智能行为背后都有物理和化学过程，人脑展现的智能也不例外。这并没有说服批评者。他说：“一边有些生物学家愤怒地对我说：‘听着，几百年来我们一直努力说明，生命不是机器，生命是特殊的，心智也是特殊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我把计算机和分子带进讨论，就等于允许人们把一切又拉回‘生命是机器’的隐喻。”

另一边，把细胞及其分子的行为视为纯物理、纯化学现象的科学家则担心：像莱文那样为它们赋予某种认知色彩，已接近认为无生命物质也有灵性的泛灵论。里昂说，哪怕只是谈论认知和智能为所有生物共有，也可能招来“活力论”的指责。活力论是一种流行于18世纪、认为生命由某种根本性的生命力驱动的观念。“他们仿佛在想：‘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守住界线，这些活力论者接下来就要把鬼魂带进生命世界了。’”

在那些愿意把智能的概念扩展到黏菌、甚至更小细胞的科学家中，大卫·格兰茨曼（David Glanzman）的实验经常被援引为支持证据。过去二十年，这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对“记忆存在哪里”提出了大胆的新答案。在这一过程中，他提出几乎任何细胞都能“记住”东西——这一观念令神经元纯粹派难以接受。

一项研究中，格兰茨曼使用海兔属（Aplysia）海蛞蝓的神经细胞做实验。按照长期以来的科学共识，记忆的保存依赖于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的形态和强度。他给这些神经细胞施加较强剂量的神经递质血清素，诱导它们形成新的强连接，相当于建立长期记忆。然后，他用一种化学物质“抹去”这段记忆，使突触回缩。结果很好，完全符合既有理论。“如果我们到此为止，一切都不会有问题。”格兰茨曼说。

但研究团队又给同一批细胞施加了较低剂量的血清素。这只是一点轻微刺激，照理只能形成较弱的新突触；结果，强突触再次长了出来，仿佛旧的长期记忆一直藏在细胞里。格兰茨曼认为，突触只是记忆的表现形式，而非记忆本身。“我喜欢用这个比喻：一个技艺精湛的钢琴家失去了双手，就再也不能弹琴了。但如果给他装上义手，他又能弹。”

再后来，2018年，格兰茨曼让一组海蛞蝓接受轻微电击，直到它们习惯这一体验，不再惊慌地缩回鳃。他从这些海蛞蝓身上提取RNA——帮助细胞制造新蛋白质的微小分子——并注射进未经训练的海蛞蝓体内。一天后，后者第一次接受电击时，也没有表现出惊慌，仿佛原先那组海蛞蝓的记忆随RNA一同转移了过来。但提出“RNA——而非突触——才是记忆的关键”，似乎触犯了关于认知本质的某种禁忌。“那篇论文毁了我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机会，因为人们根本不信。他们甚至不讨论我的申请。最后，我不得不让实验室里的大多数人离开。”

格兰茨曼的结果蕴含着巨大的可能性：学习或记忆能力未必是拥有神经元的生物的专利，也可能存在于植物、细菌、黏菌，乃至生物体的单个细胞中。塔夫茨大学的莱文声称，他证明了连参与基因调控的分子网络——比单个细胞小得多——也能接受“训练”，能够“学习”和“记忆”。“自然在告诉我们，生命之间存在连续谱；没有哪条清楚的界线写着‘这一边有认知，那一边没有’，或‘这一边有智能，那一边没有’。”他说。

莱文并不认为，这个想法理应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你觉得大脑和神经元特殊，就得问问自己：‘它们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在演化产生第一个神经元之前那段漫长的岁月里，细胞已用别的方式在环境中行动，“做着与神经元差不多的事，只是速度更慢”。没有理由认为，第一个突触出现后，向来喜欢保留旧东西的演化，就会把存在了几十亿年的早期机制一扫而空。

莱文指出，这并不是说人与单个细胞没有区别。“我用‘成年人’这个词来解释连续谱。”这个词让日常事务更便于处理：投票、开车、饮酒、购买烟花、参军。“但我们都知道，18岁生日当天不会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对吧？”莱文说，“‘成年人’这个词掩盖了关于个人责任的所有深层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获得这种责任？又是怎么获得的？”

莱文认为，“认知”“记忆”等许多词也是如此。“它们不是界线分明的科学类别。”在词上加引号，在他看来是一种闪烁其词的做法。“有时黏菌就是知道，而不只是‘知道’；加上引号并不会让这个说法更科学，”他说，“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知道自己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合适的词，谨慎地使用它们，而不是因为想证明自己特殊，就发明新词。”

黏菌、树木和AI引发的争论，还揭示出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人类语言不够用了。试图用笨拙的词语描述地球生命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异，就像拿三支蜡笔重现潘通色卡。更糟的是，同一个词在不同时代、对不同的人又有不同含义；仿佛大家连这三支蜡笔各是什么颜色都谈不拢。200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三位研究者询问174名动物行为研究学会成员：“行为”是什么？他们收到了25种以上各不相同的定义，以及另外100种边界情况。研究者在论文标题中得出结论：“行为生物学家对于什么构成行为没有共识。”

我问莱文：如果科学家不把黏菌称作“有智能”，会有帮助吗？假如把它的能力叫作“信息反射”之类的名字，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再从这种与自己如此不同的生物身上，认出一点自己的影子？莱文认为，也许我问错了问题。“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引领语言的使用，”他说，“随着词语和术语变化，我们确实有责任给公众提供更好的替代说法。不能只把旧词拆掉，却不提供任何东西。”

我的绒泡菌一半始终没有活过来。连续几天小心加湿，又好奇地碰了碰，它仍保持着干燥、休眠的菌核状态。另一小块却开始扩展：先裹住并消化燕麦片，再蔓延到滤纸的其他地方。几天后，它占满了整个培养皿，看起来像有人把一支黄色蜡笔压碎，又胡乱抹开。我从黏菌最厚的地方切下一块，放进新培养皿，用德国黏菌卖家贴心附送的厚黑纸板条搭了一个简陋迷宫。然后，我在边缘放了一簇燕麦片，让黏菌到食物之间，一条路绕远，一条路较短。这算是我自制的、2000年中垣实验的简化版本。

在我的迷宫里，绒泡菌沿着长短两条路同时朝食物前进。到了某个时刻，短路上的那条黏菌“手指”先抵达终点。接下来两天，我觉得自己看到那条路径上的黏菌变厚了：绒泡菌似乎展现出了人们称道的效率。我本想再做些实验，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它就彻底干掉了。也许是我把培养皿放得离暖气太近；也可能加湿时水喷得太多，把它淹了。

做这些实验的同时，我家里还有另一个研究对象：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他刚开始觉得挠痒痒好玩，会注意自己的手，也会被意想不到的声响逗得咯咯大笑。他是一个充满鲜活感的认知生物；尽管还不会自己寻找食物，却已经能够进行联想学习。连续几天，他躺在换尿布垫上时，我都先在他脸上方晃动手指，再突然伸向胸口两侧挠他痒。很快，只要看到我的手指开始摆动，他的表情就变了，双腿乱蹬，兴奋地尖叫。

有些早晨，我从黏菌走向儿子，又从儿子走回黏菌，给他们喂食，观察他们的变化，试图弄清自己如何看待“他们处于同一条认知与智能谱系”这一理论。这种亲缘关系有种崇高之美，也让人不安：它提醒我们，宏大的演化和生命过程始终在不受我们控制地运转。或者，正如里昂所说：“人们也许只是不敢承认，我们如此看重自己身上那种叫作智能的东西，而所有生命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它，即使那程度很微弱。如果承认了，我们也许就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正在对其他生命做的那些令人震惊、可怕的事。”

莱文认为，尽管“认知”一词含义宽泛，把它用于整个生命世界，仍能让科学家有所收获。“划出硬界线——‘这是认知，那不是认知’——会妨碍你把一个领域的概念带到另一个领域，”他说，“如果牛顿担心人们听不懂，决定把让苹果从树上落下的力叫作‘引力’，把让月球绕地球运行的力另叫作‘月力’，也许解释起来更简单。但他会错过一次伟大的概念统一。”

不过，如果没有广为接受的“力”的定义，“引力”与“月力”也不可能统一。生物学仍在努力为“智能”等基本概念寻找定义：即使这些定义还在完善，也需要清楚的讨论依据。对一个长期以自身为智能标尺、却连自己的智能从何而来都尚未弄明白的物种来说，这也许无可避免。但含糊的词义会阻碍我们理解生命是什么，以及生命为了做成必须做的事，找到了多少不同的办法：繁殖，生存；穿过真实或比喻中的迷宫，找到食物；待在阴影里，除非阳光更有益；待在干燥处，除非潮湿更好。感知世界，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作者：Samanth Subramanian

译者：EY

原文：‘This is dangerous’: slime moulds and the bitter debate over the nature of 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