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欣律师讲解聂树斌案，文末附最高检关于聂树斌一案的检察意见

2016 年 12 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全部判决，宣告聂树斌无罪。案号（2016）最高法刑再 3 号。

一纸无罪判决书，距离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已经过去了 22 年。这份判决，没有宣告谁是真凶，只是宣告：当年定罪的证据，达不到刑事审判 “证据确实、充分” 的标准。

一、案发：90 年代的一桩玉米地命案

时间回到 1994 年 8 月 5 日，河北石家庄西郊孔寨村玉米地，女工康某某遇害。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

案发之后近 50 天，案件迟迟没有突破性线索。群众有零散反映：案发周边，经常出现一名骑蓝色山地车的年轻男子，常在附近闲逛。这条线索，并没有直接指向谁是杀人凶手，仅仅描述一个可疑的路人。

专案组据此在周边蹲守布控。1994 年 9 月 23 日傍晚 18 时许，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路过此处，侦查人员认为他符合群众描述的外貌与交通工具特征，当场将其抓获带回派出所。

抓获聂树斌的时候，办案机关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现场物证，没有被害人的遗留物品能够把聂树斌和这起命案绑定。仅仅凭借一条模糊的外围线索抓人。

卷宗记录：聂树斌 9 月 23 日被抓获，但卷内9 月 23 日至 9 月 28 日，没有留存任何讯问笔录，第一份有罪供述笔录出现于 9 月 28 日，中间整整五天的审讯过程，没有书面记录留存，侦查机关也没有给出合理解释。

之后，聂树斌作出完整有罪供述，供述自己尾随被害人，将其拖入玉米地，用一件花上衣勒颈致人死亡。办案机关开展现场指认、物证辨认，认为口供与现场情况可以互相印证。

1995 年 3 月 15 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判处聂树斌死刑。聂树斌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1995 年 4 月 27 日，21 岁的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二、一案两凶，一位母亲漫长的申诉路

案子尘埃落定，但是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始终不相信儿子犯下重罪。可在当时，家属拿不到原审判决书，缺少法律文书，法院无法受理正式的申诉材料，维权之路无从起步。

时间来到 2005 年，逃犯王书金落网，主动供述自己曾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实施过一起奸杀案件，并且说出了现场一个隐蔽细节：被害人脚边放有一串钥匙。

而聂树斌全部有罪供述，无论如何讯问，始终没有提到这串钥匙，即便侦查人员提示，依旧未能供述该情节。“一案两凶” 进入公众视野。张焕枝得知消息之后，委托律师开始奔走维权。但依旧拿不到判决书，申诉屡屡碰壁。

直到2007 年 5 月，拿到原审判决书之后，张焕枝才正式向河北高院、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申诉材料，开启长达九年的正式申诉之路。

三、再审开启：从异地复查到最高法提审

聂树斌的申诉多年没有实质进展。2014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重大程序安排，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本案，将案件移出原审管辖地，最大限度排除地方因素干扰。

山东高院全面审阅卷宗、复核证据之后，得出复查意见：原审存在大量疑点，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建议最高法启动再审。

2016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书，对本案提审，交由设在沈阳的第二巡回法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审阅全部卷宗，询问原侦查主办人员、复核证据、实地查看案发现场，出具正式检察意见，明确提出：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宣告聂树斌无罪。

检察意见梳理出六大核心问题：

1.被害人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当年尸检仅做头皮剥离，没有全面解剖，仅凭颈部缠绕衬衣就认定窒息死亡，依据不足，死因结论不具备唯一性。

2.作案工具花衬衣存在重大疑问。衬衣来源无法核实；辨认所用衬衣曾经清洗，无法确认和现场提取的是同一件；这件衣长仅 61.5 厘米、多处破损的女士上衣，聂树斌供述偷来给自己穿，动机不合常理。

3.关键现场细节从未供述。现场勘查证实被害人脚边有一串钥匙，聂树斌与被害人存在近距离接触，即便侦查人员提示，始终没有供出钥匙这一关键现场信息。

4.指认、辨认笔录程序严重违法，证明力不足。多份辨认缺少对照样本照片；部分辨认对象与实物特征不符；现场指认没有拍照留存、缺少见证人，真实性无法确认。

5.强奸事实无客观物证支撑。案发没有提取阴道拭子送检，衣物未检出精斑，认定强奸仅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

6.有罪供述本身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抓获聂树斌的线索只是群众对路人的模糊描述，和案件本身关联性弱；口供在作案时间、衬衣来源、作案动作上多次反复；供述内容会跟随证人证言发生变化，存在明显指供倾向；抓获后前五天讯问笔录全部缺失，侦查机关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重点提醒：这份检察意见、再审判决书，并没有认定王书金就是本案真凶。改判无罪，不是找到真凶，而是原审证据达不到定罪标准，适用疑罪从无原则。这也是很多自媒体容易误读的关键点。

四、宣判无罪之后：赔偿、追责与制度反思

2016 年 12 月 2 日，最高法当庭宣判，撤销全部原审判决，聂树斌无罪。

2017 年 3 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向聂树斌父母支付赔偿金合计2681399.1 元，包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家属接受该赔偿决定。

关于公众非常关心的办案人员追责问题，需要客观看待公开资料： 再审文书写明：没有确实充分证据证实存在刑讯逼供，但是不能排除指供、诱供的可能性。案件发生于九十年代，当年没有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大量卷宗材料灭失，时间跨度巨大。河北高院当时表态将开展调查，但截至目前，官方没有对外发布针对原公安、检察、审判人员刑事追责、党纪政务处分的公开通报文件；家属提交追责申请，也未收到公开处理结果。

个人追责的公开结果虽未面世，但这起案件实实在在推动了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 确立重大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复查、异地提审机制； ✅ 落实疑罪从无证据裁判原则，口供不能单独作为定罪依据，口供必须要有客观物证印证； ✅ 全面推行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 强化卷宗档案的保管、留存制度； ✅ 国家赔偿当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进一步完善。

22 年，生命无法重来。一纸无罪判决，可以还给当事人法律上的清白，却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抚平不了一个家庭数十年承受的痛苦。

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案一样，成为我国司法纠错史上标志性案件。它留给全社会最重要的启示：刑事司法，惩罚固然重要，但防范冤错案件，守护每一个普通人的人身自由与生命，更加重要。

疑罪从无，不是放过可能的罪犯，而是守住司法的底线：不能用一个无辜者的生命，来换取所谓的破案结果。

本文全部内容整理自最高法再审判决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官方新闻公开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的检察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6月6日，你院以（2016）最高法刑申188号再审决定书决定提审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为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该案得到依法公正处理，本院对该案进行了认真审查。经审阅在案全部卷宗，并赴河北询问原案侦查阶段的主办人员，对相关证据进行复核，实地查看案发现场，本院认为，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仅能证实被害人康某某死亡的事实，单纯依靠间接证据不能证实被害人康某某死亡与聂树斌有关，而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聂树斌实施了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行为。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原审判决所采信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

尸体检验仅是对头皮剥离，而没有对尸体全面进行解剖，就认定“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缺乏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时组织法医专家对被害人死因进行论证，认为现有资料分析被害人死因无法明确，死亡原因判断确有困难。尸体检验报告仅凭尸体颈部缠绕衬衣，即作出被害人系窒息死亡的结论，依据不充分，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原审判决认定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花衬衣猛勒被害人康某某的颈部，致康某某窒息死亡的依据不足。

二、作案工具来源不清，原审判决认定花衬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

（一）花衬衣来源不清。虽然聂树斌供述偷拿了一件衬衣，并对该衬衣进行了辨认，但失主梁某并不能证实确实丢失过衬衣；而让聂树斌辨认的花衬衣曾被清洗，且未对现场提取的花衬衣进行清洗的过程作出记载和说明。现场提取的花衬衣与让聂树斌辨认、随案移送的花衬衣是否同一，存在重大疑问。

（二）聂树斌供述偷拿花衬衣动机不合常理。聂树斌多次供述偷拿衬衣是准备自己穿，但根据物证照片及现场勘查笔录记载，该衬衣仅是衣长61.5厘米的女士上衣，且多处破损，聂树斌供述偷拿花衬衣的动机不符合常理。

三、聂树斌始终未能供述出被害人携带钥匙的情节

被害人丈夫侯某某、同事余某某均证实被害人康某某携带一串钥匙，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照片亦证实被害人“左脚西侧偏南30公分处有一串钥匙”，而聂树斌在案所有供述，当被问及被害人随身携带何物时，其均未提及被害人随身携带钥匙这一情节，即使在侦查人员提示下，仍然未能供出上述情节。根据聂树斌多次供述，其与被害人有过较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在被害人未带其他物品，只穿一件连衣裙的情形下，却无法供出该情节，致使认定聂树斌为作案人存在重大疑问。

四、原审判决所采信的指认笔录和辨认笔录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证明力

按照辨认笔录记载，聂树斌对被害人及花衬衣的辨认，是采取将被害人生前照片及其他两张女性照片和现场提取衬衣及其他三件衬衣（2件长袖、1件短袖），按照顺序排列进行辨认，但对此卷内均无相应的照片附卷；对被害人自行车的辨认，是采取将现场提取的自行车与其他三辆二六型黑色自行车进行辨认，由于聂树斌供述的被害人自行车是一辆比二六型小的高翘把自行车，故辨认对象与被害人自行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违反了混同辨认的原则，丧失了对被告人口供的印证作用；对强奸杀人现场及藏匿被害人衣物现场指认过程，均无现场照片附卷，亦无见证人在场，指认的真实性存疑。

五、证实聂树斌实施强奸的证据严重不足

案发后没有提取被害人阴道拭子及送检，仅是对被害人所穿连衣裙及短裤送检鉴定，均未检测出精斑。原审判决认定聂树斌实施强奸行为的证据只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无其他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依据法律规定，不应认定其犯强奸妇女罪。

六、聂树斌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

（一）聂树斌到案经过与原案缺乏直接关联，确定其为犯罪嫌疑人缺乏充足依据。根据抓获经过和刑事案件破案报告记载，侦查机关是依据群众反映，有一男青年经常在附近闲转的线索，将聂树斌抓获。但群众提供的线索内容与原案缺乏关联性，将案发近50天后出现在案发地附近的聂树斌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依据不足。

（二）聂树斌的有罪供述前后矛盾，说法不一。关于作案时间，聂树斌并没有供述出作案的具体日期，而其对作案时间的供述在车间主任葛某某对其进行批评后第二天和受到批评的当天之间不断变化，前后存在多次反复；关于取得花衬衣的具体位置，聂树斌供述曾有“三轮车把上”、“从破烂堆上拿的”和“褂子在道边放着”等多种说法，前后存在较大出入；关于脱被害人内裤，是在实施强奸被害人之前，还是强奸之后，聂树斌的供述前后不一。

（三）聂树斌供述偷拿花衬衣的情节因证人证言而变化。因证人梁某不能证实丢失过花衬衣，且证实的外出时间与聂树斌供述偷拿衬衣的时间、地点存在明显矛盾，即聂树斌偷拿三轮车把上的衬衣时，三轮车应正被梁某骑出拾垃圾，故侦查机关再次讯问聂树斌时，先是问其是否看到电化厂东墙外有破烂堆，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再讯问其“到底是从哪拿的花衬衣”，聂树斌随即改称不是从三轮车把上拿的，而是“从破烂堆上拿的”。聂树斌供述存在“随证而供”情形，侦查机关讯问过程明显具有指供倾向。

（四）聂树斌到案后供述缺失。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被抓获归案，9月24日，侦查机关决定对聂树斌监视居住，直至10月9日，聂树斌一直被押于留营派出所。在案证据显示，聂树斌第一份讯问笔录时间为9月28日。从聂树斌到案至作出第一次有罪供述间隔五天时间，而卷内没有一份此期间的讯问笔录，侦查机关没有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聂树斌有罪供述的证明力较弱，可信度不高，且与物证、鉴定意见和辨认笔录之间不能形成相互印证关系，原案的定罪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完整封闭的证据锁链，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判决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应当依法宣告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6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