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发声：《喇叭之城》中的声音霸权

在探讨社会如何控制人时，人们最先想到的常是“视觉”控制。在经典反乌托邦作品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监视，比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写的无孔不入的“电幕”。权力的运作往往被构想为一种单向的视觉监控。权力要求被统治者处于“可见”的状态中，实施一种“全景敞视监狱”的统治。而独立游戏《喇叭之城》却揭示了另一种更隐蔽、也更暴力的统治逻辑，即用“听觉”建构的“听觉政体”。

在这座由纸板构筑的城市中，权力的核心不在于“谁在看你”，而在于“谁在发声”。悬挂于城市每个角落的喇叭就是一种单向发声的权力装置。它通过单向的传播，剥夺了城市居民的自主控制权和思想，从而维持着一种极权式的城市秩序。居民的自由意志被完全漠视了。无论人们本来在做什么，只要听到喇叭声，就必须进行重复性的劳作。本文不局限于传统的反乌托邦剧情赏析，而是聚焦游戏的核心设定：喇叭。我们将剖析这种单向发声的权力装置如何实现对城市和人的全面接管，并通过主角隔绝喇叭的尝试，反思当今社会中无孔不入的数字声音对我们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个体夺回自身听觉主权的现实意义。

一、听觉媒介的本体特征

要理解《喇叭之城》中的权力运作，首先必须回到“声音”这一媒介的本体特征。为何是“听觉”而非“视觉”，成为了这座城市统治者实施规训的首选工具？

相比于视觉，听觉在生理上是不设防的。视觉规训再严密，人也可以通过闭眼、转头来切断命令的接受渠道。但声音不同，人无法自主关闭耳道。当喇叭响起时，声波不容拒绝地进入耳朵。因此，依托于“听觉”的统治是更加无可抵挡的。在游戏中，创作者简化了喇叭的内容，将命令的语句变成一种固定的声波。只要声波到达，权力的指令就已经强制生效。这一设定突出了声音的侵入性。

《喇叭之城》中的喇叭是单向性的，一人发声，众人收听。这种单向回路预设了发声者与收听者的阶级位置，切断了反馈与对话的可能。在法国学者雅克·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中，权力的基础便是垄断发声权并消灭异质的“噪音”。喇叭就是这种垄断的终极具象化。在游戏中，瑞秋的歌声正是领袖极力消灭的“噪音”。在城市还未被独裁喇叭系统掌控时，她是家喻户晓的天才歌唱家，是歌剧院的招牌表演者。她的声音是充满情感的，能够抵达人的心灵深处。于是领袖通过洗脑使居民忘记瑞秋，他推倒了歌剧院，囚禁了瑞秋，消灭了城市中的“噪音”。而作为被控制者的臣民更是没有发声的途径。由此，喇叭形成了垄断，城市中只存在一种合法的声波，任何偏离这一音调的声响都被视为对秩序的僭越而遭到抹杀。

事实上，将喇叭视为权力装置是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现实根据的。在古代军事中，将军用号角来传达冲锋命令。在20世纪，极权国家的街头巷尾遍布着广播网，对国民进行着思想控制。在现代学校中，校领导通过喇叭播放校歌、上下课铃声和广播操音乐，同样是用“听觉”控制学生。游戏将“听觉”这种隐秘地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装置推向了极致，将喇叭从一种辅助管理的工具，异化为统治城市的唯一法则。

二、喇叭如何建构反乌托邦秩序

声音天然具有侵入性和单向性的媒介特征，《喇叭之城》将这些媒介特征进一步完善为一种完整的统治机制。在这座由纸板构筑的城市中，喇叭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核心装置。权力不再需要通过法律条文、暴力机关或持续监视来维持秩序，只需借助遍布城市各处的喇叭系统，便能够直接介入居民的行为与意识。由此，游戏构建出一种以声音为基础的反乌托邦秩序。

（一）从传播媒介到统治机器

传统意义上的喇叭是一种信息传播工具，能够扩大声音的传播范围。然而在《喇叭之城》中，喇叭的功能发生了根本转变。沟通和交流的职责消失了，喇叭成为了领袖向整个城市发布命令的唯一渠道，构建了一套绝对单向的命令系统。在正常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生产、传播与反馈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传播链条，受众不仅能够接收信息，也能够回应、质疑甚至参与传播。而《喇叭之城》中的喇叭系统彻底切断了这一传播回路，将传播压缩为领袖单向输出、居民被动接受的过程。传播失去了信息交流的作用，而成为了权力运作的技术手段。居民作为受众，失去了反馈和表达的可能，只能不断接受命令。公共传播因此退化为权力传播。

与经典的反乌托邦作品不同，在《喇叭之城》中，军队、警察或监狱等传统强制机构不是统治的主要手段。城市表面上显得平静而有序，只有在脱离这套统治体系的异端出现时，暴力机关才会出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居民对喇叭是毫无反抗的，完全服从于喇叭对行为的直接控制。仅靠喇叭就能完成对居民的统治。命令通过声波传递，服从成为一种自动发生的结果。喇叭因此超越了媒介属性，成为城市运行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

（二）行为控制与主体性的消解

《喇叭之城》的核心设定是居民一旦听到喇叭，便会无条件执行命令。这意味着命令不需要居民理解、判断和选择，而是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换言之，喇叭控制的并非思想，而是行动。

这种控制方式使居民逐渐失去了主体性。主体性的前提在于个体能够作出自主判断，并根据自身意志决定行动方向。然而在游戏中，喇叭的存在消除了这一过程。在游戏中有个讽刺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男人和女人在家中看电视，玩家可以通过操纵喇叭让他们互换行动。在喇叭的命令下，丈夫开始烫头发、照镜子、织毛衣，妻子则开始酗酒、暴脾气。居民无需思考命令是否合理，也无需承担选择的责任，他们只需服从即可。喇叭之城的宣言日复一日地给每一位居民洗脑：“绝对音调将帮助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就像一台完美的机器，彻底摆脱旧日时代的所有疑虑和绝望，只有那样才能让我们永远快乐。”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因此变得模糊。居民表面上仍然拥有生命与情感，但在行为层面已经被改造成自动执行程序的装置。

这种状态正是反乌托邦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极权统治的目标不仅是规范人的行为，更是让服从成为一种无需思考的习惯。当行动被完全程序化时，人虽然依旧存在，却已经失去了作为主体的意义。

（三）听觉霸权的例外

在这套近乎完美的声音控制体系中存在着几个例外。主角在得到耳机后打破了“接受命令—执行命令”的条件反射，因此作为异端被警察追捕。除了主角之外，还有三个老者是上了通缉令的反抗者，一路指引着主角。本文希望从这些例外中进一步探讨这套听觉霸权。

主角的反抗源于“老剧院事件”。他无意中进入了歌剧院的遗址，得到了能隔绝喇叭声音的耳机。当声音控制失效后，他第一次获得了脱离命令体系的可能。Col29发布的小红书帖子《今天不想工作：从

相比之下，三位老者则代表另一种例外。在游戏的前期，玩家会认为他们是正义的革命者，为了瑞秋和自由而战。但在游戏结尾的时候出现了反转。当领袖被推翻以后，他们三个开始争夺瑞秋歌声的归属权，并且成为了城市的下一届统治者。这三位老者的反抗与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有相似性。反抗成功后，结构并未改变，底层人民的处境也未改变。他们并非为了推翻统治而反抗，而是希望取代现有领袖成为新的统治者。他们挑战的不是喇叭系统本身，而是系统中的权力分配。

两种反抗构成了鲜明对照。主角试图摆脱声音控制，而老者们试图掌握声音控制。前者质疑的是喇叭作为统治工具的统治体系，后者只是想夺得权力。这种差异揭示出游戏对于权力的深层思考：成功的反抗并不只是更换发号施令的人，而是打破权力被少数人垄断的结构。

（四）遗忘机制

然而，仅仅依靠行为控制并不足以解释喇叭统治为何能够长期存在。《喇叭之城》揭示的另一个关键机制，是对记忆与差异声音的消除。这正是反乌托邦社会得以稳定的关键所在。用暴力逼迫人服从是低级的统治，而让人意识不到除此之外还有选择是一种更隐形更强大的统治。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这种统治首先建立在对信息传播入口的控制之上。把关人理论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把关人对信息的筛选和过滤，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渠道。信息在进入公共传播之前，需要经过筛选、过滤和取舍，因此公众所接触到的信息并非全部现实，而是经过把关后的现实。《喇叭之城》中，领袖及其喇叭系统正是整个城市唯一的“把关人”，能完全决定哪些声音能够传播，哪些声音必须被彻底抹除。瑞秋的歌声、旧时代的艺术以及与之相关的记忆，都在进入公共空间之前被系统性过滤。在长期的信息筛选中，居民逐渐失去了接触它们的机会。

主角菲力克斯是一个基层垃圾工，需要销毁旧时代的一切痕迹。雕像、花瓶、唢呐、小提琴，一切“无用”的东西都被归为垃圾，对于统治系统而言，这些无法直接提高生产效率的声音是多余的，甚至是危险的。对美的追求和对创造音乐的渴望都是这个集权社会所不需要的。当失去这些的时候，人们也就被剥离了基本的情感，被异化成维持系统运转的机械。

游戏中，领袖通过洗脑使人们遗忘歌唱家瑞秋的存在。《喇叭之城》中领袖对瑞秋的抹除，与《1984》中的“新话”具有相似性。两者都不是通过暴力直接消灭反抗，而是通过消灭替代性的表达资源，使人们逐渐失去想象其他可能性的能力。当居民遗忘瑞秋时，他们遗忘的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另一种声音、另一种生活方式乃至另一种社会秩序存在的可能。当所有异质声音被消灭，人们再也无法想象其他可能的世界时，统治便获得了最稳固的基础。喇叭不断重复同一种声音，以覆盖和抹除其他声音存在的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喇叭之城》的恐怖之处在于让居民逐渐失去了想象命令之外世界的能力，构建了一种排除了其他可能性的反乌托邦秩序。

三、异质声音的回归

如果说喇叭代表着一种单向的、强制性的声音权力，那么瑞秋的歌声则代表另一种声音存在的可能。游戏的叙事推进写明了两种声音之间的冲突，即一种声音要求服从，另一种声音则试图唤醒记忆与自由意志。

（一）喇叭统治的局限

尽管喇叭拥有强大的控制能力，但这种控制始终停留在行为层面。居民会按照命令行动，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认同这些命令。喇叭能够支配身体，却无法完全占据人的内心。喇叭所建立的是一个高度有效却极度贫瘠的世界。

反乌托邦社会的弱点在于，强权虽然能够压抑人的精神，却无法彻底消灭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如星星之火，即使暂时被覆盖，也不会真正熄灭。总会有人开始怀疑、开始记忆、开始反抗。在游戏中，喇叭就是强权的象征。它通过声音直接支配居民的行动，将整座城市组织成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然而，即便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之下，反抗的火种依然没有彻底熄灭。主角因耳机意外摆脱了声音控制，决定阻止领袖用“绝对音调”进一步洗脑居民。三位老者虽然目的不纯，却也是反对领袖的重要力量。领袖虽然刻意抹去人们对瑞秋的记忆，但她的歌声仍然存留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这些人物的存在表明，喇叭是无法彻底消灭人对于自由的渴望的。

（二）瑞秋歌声的特殊性

在游戏中，歌声拥有改变意识的力量，能打破喇叭造就的声音霸权。与喇叭机械统一的声波不同，歌声具有鲜明的情感特征。瑞秋的歌声重新赋予声音以人性的维度。她的歌唱让人们重新感受到声音背后的情感、记忆与创造力。当居民开始倾听歌声时，他们重新意识到自己不仅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也是拥有情感与想象力的人。当个体开始思考时，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秩序便不再稳固。于是，建立在单向命令之上的听觉统治被粉碎了。

游戏中的音乐设计与叙事进程保持一致。Lumino在小红书平台是这样评论该游戏的音乐的，“作品中大部分的音乐有着八音盒一般的机械感，像是时钟或发条，而象征自由的部分采用了大量人声。”前期，《喇叭之城》中的音乐是死板压抑的，此时城市中的居民也如同被设下命令的机器人。而随着主角一步步打破集权统治，人声的部分也越来越多，这象征着自由的复苏。喇叭要求的是服从，歌声唤起的是思考。二者力量的此消彼长，正对应着游戏中听觉统治从建立到瓦解的全过程。

（三）从失语到发声

Col29的帖子《今天不想工作：从

瑞秋的出现重新打开了被封闭的公共空间。对于任何反乌托邦社会而言，维持统治的关键是让人相信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瑞秋的歌声恰恰打破了这种“唯一性”的幻觉，使被压抑的记忆、情感与想象重新回到公共空间之中。她提供了另一种声音，证明了声音本身可以是多元的。当居民意识到喇叭之外仍然存在其他声音时，原本被视为唯一真理的命令也开始受到怀疑。

因此，游戏中的反抗不仅是推翻领袖，更是恢复发声的权力。当城市重新出现不同的声音时，声音霸权赖以存在的基础也随之瓦解。

四、结语

《喇叭之城》讲述了一个由喇叭统治城市的寓言，其内核是一个和发声权有关的反乌托邦故事。当发声权被少数人垄断，公共空间只剩下一种合法的声音时，服从便会逐渐取代思考。游戏创新性地借助声音这一媒介，将权力如何消灭差异、制造服从的过程具体化，让“听觉”第一次成为理解权力运作的重要切入口。

走出《喇叭之城》，我们当然不会被高悬于街道之上的喇叭直接命令，但声音仍然以一种隐秘的方式控制着我们。从议程设置理论来看，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算法推荐、热搜榜单、短视频信息流决定着哪些声音能够进入公共讨论，哪些内容值得被关注。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并非全部世界，而是平台不断筛选后的世界。当议程设置权逐渐集中于平台算法时，人们看似拥有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却越来越难以逃出信息茧房。《喇叭之城》借由声音构建的反乌托邦，因此也成为理解当代数字传播环境的重要隐喻。

在游戏中，主角获得自由的开始是戴上耳机，第一次拒绝喇叭的声音。当命令无法再直接进入耳朵时，他重新拥有了独立思考与自主行动的可能。与之对应，在信息过载的数字时代，我们或许也需要为自己戴上一副“耳机”。我们可以试着关闭通知、远离信息流、主动筛选接收内容，重新夺回对自身注意力的控制权。只有当一个人拥有拒绝倾听的能力时，他才真正拥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如此，我们才能避免走入数字时代的“喇叭之城”。

【本文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王佳怡，本文为苏州大学《游戏产业与文化》（JOUR3043）的结课文章。】

王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