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明洪武二年，沛县，知县费忠信面对泗水反复漫溢的局面，把县治从泗水东岸移到西岸。这个决定看似只是换了一处办公地点，实际上揭开了沛县数百年反复迁治的序幕。
沛县地处江苏西北，北接山东，西邻安徽，位置正落在黄河下游及其支流影响范围之内。它与丰县同属徐州府，古人常以“丰沛”并称。汉高祖刘邦起兵前生活于此，因此这里被称作“帝王之乡”。
但帝王故里，并不等于安稳之地。
黄河改道、决口和泥沙淤积，使这一带的地貌不断变化。地方志中有一句话，说沛县“冲蚀激射，夷陵断岭，沙漫土淤，率以为常”，写的不是偶发灾害，而是河流长期冲刷后的地方经验。
泗水从县城附近经过，泡水又屡屡灌入城中。明初县治迁到西岸后，水患并没有远离。嘉靖二十一年，知县王治曾考虑另建县治，可筑城、迁学同时动工，花费太大，计划只得搁置。
嘉靖二十五年，知县周泾选择在原址修筑砖城。这个办法更现实，却没有改变地势低洼的根本问题。嘉靖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黄河水患连续发生，迁城的呼声再次高涨。
有人劝道：“百姓已经困苦，再兴大役，恐怕承受不起。”
于是，县治没有迁走，只把城址加高，试图让城墙和民居避开洪水。它算不上真正解决问题，却反映出明代地方官员的两难：不迁，水患反复；真迁，又要征调人力财力。
万历三十一年，也就是1603年，沛县再次谋划迁往戚山。戚山地势较高，后来的栖山即在此处。这个方案并未完整实施，县治只是向城北移动约二里，修筑新的城池一角，以求避开洪水冲击。
这种“退一步”的做法，在当时并不罕见。县城要迁，官署要搬，学校、仓廒、民居和道路都要重新安排。若没有充足经费，迁治很容易停留在局部调整层面。
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迁治，发生在清乾隆年间。乾隆四十八年，河南一带洪水下注，沛县受灾严重。清廷认为旧县地势低洼，即使洪水退去，城基也难以长期使用，遂命地方查勘高燥之地。
这一次，戚山被正式选中。清廷档案记载，戚山位于旧城西南约三十里，地势“高爽”，适合重新修建城垣。知县孙朝干主持迁建，沛县县治终于从城北旧址西移至栖山。
有意思的是，明万历年间就曾看中戚山，直到乾隆四十八年才真正落地。相隔一百多年，说明迁治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移动，更受财政、人口和工程能力牵制。
然而，栖山也没有成为永久答案。咸丰元年，丰县蟠龙集一带河决，洪水与泥沙波及栖山，县治再次遭到淹没。沛县只得迁往夏镇。
夏镇位于县境东北约四十里，靠近运河和微山湖。这里交通便利，却有一个麻烦：南北两城分属沛县和山东滕县，界线交错，县治设在此处，行政管理并不顺手。
早在乾隆年间，夏镇就曾进入迁治候选范围，只因栖山地势更理想而被放弃。到了咸丰初年，洪水已经逼到眼前，沛县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先求渡过难关。
战乱很快又改变了县治命运。咸丰十一年三月，捻军攻陷夏镇，城镇遭受严重破坏，百姓死伤甚多。沛县县治遂第五次迁移，退回大桥寨，也就是明代县城向北调整后所在的区域。
五次迁治，表面看是县城搬了五回，背后却是河患与战乱共同作用的结果。沛县既承载着刘邦故里的历史声名，也长期处在黄河下游水系和南北交通要道之间。县治每一次移动，都是地方社会在自然压力与时代动荡中作出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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