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好涉农金融服务？

2026年8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存续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数量为3619家，较2024年末净减少676家。减量主要集中于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合计减少670家。

《财经》根据六家国有大行2026年半年报梳理，农业银行（601288.SH）、交通银行（‌601328.SH）在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对旗下村镇银行的出清，工商银行（‌601398.SH）旗下的村镇银行仅剩一家。

村镇银行等扎根于乡村第一线的金融机构数量急剧减少，让人不得不再度深入思考，在乡村金融的领域，到底谁能做好涉农的金融服务？

涉农金融服务这件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让银行下乡”。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多年研究下来的结论是：这件事远不是“把金融产品做便宜点卖给农民”那么简单。

它真正的挑战，是在一个几乎所有基础设施都不配套的环境里，从零搭建一整套让金融能够触达、能够理解、能够信任、能够持续运转的生态系统。

在这套生态系统里，唱主角的不仅有信贷，还应有保险、有理财，甚至有创投。而且，这套生态系统需要弥合的距离，看上去是从城市、从金融街到乡村、到田间地头，实际上却是长期城乡二元社会所造成的彼此不理解和不懂得。

CAFI创院院长贝多广曾提出，解决乡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那一公里的物理距离，而是从甫一开始的产品设计，就能把立场放在乡村，就能着眼于乡村居民的真正需求，把“第一公里”当成“最后一公里”。

5800亿缺口背后的两层“最后一公里”

先看一组数字。

根据CAFI测算，我国普惠保险需求缺口超过5800亿元，近三分之二的普惠保险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放在更大的视野里，2023年我国普惠保险保费规模约3600亿元，仅占总保费的7%左右；预计到2029-2030年才能达到近万亿元规模。

缺口为什么这么大？CAFI的判断很直接：62%的普惠保险风险需求，没有获得相对应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保障。

“最后一公里”不是一层，而是两层。

第一层是物理距离。农村地区、偏远山区，设立网点成本高、需求分散，传统金融机构算不过账来。第二层是供需错配。很多产品还是供给驱动的——把城市里的产品缩小保额、降低保费，然后直接卖到农村去。产品逻辑没变，但客户的风险特征、支付能力、生活场景完全不一样。

赞比亚的教训很有参考价值。他们曾经和邮政合作推出简易寿险，6个月覆盖20多万人，看起来很成功，但不到一年就停了。原因很简单：客户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保险——他们是来汇款的，保险是附赠的，没感知；邮政机构原本以为保险能促进汇款业务增长，实际效果没达到，也就没动力继续推了。

这就是普惠金融最容易踩的坑：看起来触达了，实际上没有真正连接。

五类玩家，各有各的战场

涉农金融不是某一类机构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多层级的分工体系。CAFI在《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3）》“乡村金融”主题中系统梳理了这个生态。

农信社/农商行是绝对主力。

全国农村中小银行约3862家，70%以上的法人机构在县域，营业网点近8万家，涉农贷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占贷款总额近八成。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是"金融+社区"——信贷员走村入户，对本地农户的经营状况、人品信用了如指掌。这种"软信息"优势，大行很难复制。

国有大行主攻规模化业务。

农业银行县域贷款余额近10万亿元、涉农贷款突破6万亿元，创新的"党建+金融+科技"信用村信用户建设模式，被农业农村部列为2024年度金融支农十大创新模式之首。但大行的主战场是县域基础设施、大型农业项目、粮食安全全链条这些资金需求量大的领域。在最基层的小额散单上，效率和成本不如本地机构。

政策性银行补位市场失灵。

农发行聚焦粮食安全和脱贫攻坚重点领域，国开行支持高标准农田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它们做的是中长期、低收益、高社会效益的项目，用批发资金对接商业性金融机构，间接服务基层。

保险机构正在从“赔钱的”变成“管风险的”。

农业保险的规模和覆盖面已位居世界前列。更重要的变化是方向——中国太保用遥感卫星和AI构建风险监测平台，覆盖全国22个省份600多个县域，江苏的实践显示，采用风险减量服务后受灾损失下降了35%。保险不再只是事后赔付，而是参与到防灾减灾的全周期里。

还有一类“跨界玩家”在用生态破局。

中国邮政依托近6万个综合网点和约40万个村邮站，把保险服务嵌入基层网络，中邮人寿相关业务从2022年的数千万元保费，增长到2025年的8.5亿元，承保人数超过570万。桂林银行的“四个融入、六进村屯”模式、重庆农商行的数字普惠平台，都是用平台化思路重构乡村服务的尝试。

没有哪一类机构能通吃所有涉农金融需求。真正高效的体系，是政策性金融托底、商业性金融分层竞争、合作性金融补位基层、保险和资本市场提供风险分担与资金补充的多层次生态。

做好涉农金融的三条底层能力

CAFI的研究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判断：乡村金融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是“双重目标”的——商业上可持续，同时承担服务乡村振兴的社会使命。二者缺一不可。

在这个大前提下，真正能把涉农金融做好的机构，往往同时具备三种能力。

第一， 线下扎根的深度。

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信任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无数次微小接触的累积。谁能真正沉到村里、走进田间地头，谁就拥有最宝贵的"软信息"资产。这也是为什么邮政体系、农信系统有天然优势——物理网点和基层人员在偏远地区仍然不可替代。

数字技术很重要，但数字技术并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信任问题仍然存在，数字鸿沟仍然存在，数据联通仍然面临挑战。数字化必须与线下服务能力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价值。

第二， 数字技术的适配度。

技术不是目的，解决业务痛点才是目的。做得好的机构都不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用技术解决具体问题：用遥感解决地块核验，用牛鼻纹识别解决牲畜身份确认，用大数据做批量授信，用参数保险解决定损难和理赔慢。

CAFI与网商银行联合发布的《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报告》显示，40%以上的县域小微使用过线上贷款。由于申贷便捷、还款灵活、信用放款等优势，数字金融对于提升小额贷款的首贷户数量、满足"短小频急散"的个性化需求，匹配度相当高。

第三， 双重目标的平衡能力。

全球经验都证明，乡村金融不能完全交给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荷兰拉博银行就是双重目标的标杆——起源于农民合作社，如今是全球评级最高的商业银行之一，既不是纯粹的利润导向，又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在商业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

在中国，这个平衡的挑战更大。CAFI在《普惠金融中的政府与市场》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不可能三角”：信贷可得性、风险可控、成本可负担，三者难以同时最优。要提高可得性又要风险可控，就得投入更多资源，推高边际成本；要降低风险又要融资成本下降，银行就只能去服务更优质的客户，反而降低了普惠性；要成本下降又要提高可得性，就只能减少风控资源，导致不良率上升。

这就是涉农金融最考验智慧的地方——不是在三个目标里选两个，而是在动态中寻找适合当下的平衡点。

不是“谁能做好”，而是“怎么一起做好”

回到最初的问题：谁能做好金融的涉农服务？

答案可能不是某一类机构，而是一整套生态。乡村金融不应是输血式救济，而应成为激发乡村内生动能的造血机制，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建设实现城乡要素的优化配置。

从这个角度看，涉农金融做得好不好，判断标准可能不是“哪家机构做得最大”，而是三个更底层的问题：

• 第一，微弱经济的需求有没有被真正看见——不是把现成产品卖下去，而是从农户的真实风险和真实场景出发设计服务。

• 第二，商业可持续的底线有没有守住——靠补贴能撑一时，撑不了长久，最终还是要靠市场化运营形成正向循环。

• 第三，人的发展有没有被放在中心——金融服务最终要落到人的能力提升、家庭的金融健康、社区的内生发展上，而不只是贷款数字的增长。

这件事急不得，但也等不得。

*本文参考了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普惠保险蓄势待发》《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3）：乡村金融》《普惠金融中的政府与市场》等研究成果，以及"普惠保险最后一公里"圆桌讨论中的嘉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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