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华光：第七届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研讨会侧记

2026年9月18-21日，“青铜器与区域文化研究——第七届中国古代青铜器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大学坞城校区召开，会议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主办。本次会议汇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十余所高校与文博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青铜与区域文化研究开展专题讨论，涉及青铜器断代、铭文考释、装饰风格、金属资源流通、冶铸遗存新发现等多个议题。

出席研讨会的嘉宾合影

9月19日上午，研讨会正式开幕，由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主持，山西大学副校长王姝彦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娄玮研究馆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分别致开幕词。

第一场共有七位学者作报告。上半场由北京大学历史系韩巍教授主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发言的题目为《说五金——读〈说文解字·金部〉》，他首先以考古材料按材质分类公布的传统引出讨论话题，然后将金部204字划分为金属、冶金、日用器、工具、衡具、乐器、兵器、车马器等十类，辨析金、银、铅、铜、铁“五色金”的概念，梳理冶金术语、器物名词古义。

李零先生发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昌平教授汇报题目为《夸张与简素并行——西周早期青铜器装饰风格之一》，他结合随州羊子山墓地铜器等具体案例，提出西周早期铜器在继承晚商铜器风格的基础上，形成夸张高浮雕与简素兽面纹两个发展方向，简素风格在西周中晚期成为主流风格，西周早期以后的铜器群强调整体展示效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源研究员汇报的题目为《倗伯墓地余我卣所见王宛多邦君与赐贝问题》。他根据器物形制与字体特征，将器物定在穆王时期，释读了王宛氐宫、王赏多邦君、蔑历赐贝等关键词句，并对商与西周王朝对待边地邦伯的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西周王朝在国家治理中对殷制有所继承且灵活变通。

下半场由刘源研究员主持，共有四名学者发言。

上海博物馆韦心滢研究馆员汇报的题目为《窖藏铜器器用比较研究——以克器群和周原、丰镐地区铜器窖藏为例》，指出窖藏铜器是贵族主动埋藏，为其生前日常使用的礼器。窖藏铜器中成组同铭的不同器类，往往在铭文中写明用途，能够反映当时青铜礼器器用制度。窖藏器物组合能够表现出贵族生前使用铜礼器的习惯，并体现贵族对传统青铜礼器的陈列方式可能进行的革新。

北京大学黄一博士汇报的题目为《作册般鼋与射艺之源》，他从射箭的基本原理入手，通过作册般鼋背部箭镞形态进行情境复原，认为器物反映的是商王在游猎时于河中射鼋的场景，使用了射艺中的“参连”技法。研究指出此类帝王偶然性的射获，应当放在巡游等背景下理解，不必遵从礼书中常见的射礼角度进行解读。

井冈山大学丁乐静讲师汇报的题目为《职事与职权：西周制度中“权限”的生成》。她梳理了西周职官相关的铭文，提出“权限”具体指在特定职事运作中形成的、具有一定排他性和制度化特征的行事范围。研究认为西周政治中职事间“权限”的出现促进了西周早期官僚制加速发展与分化，也是西周行政制度化的必要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谢能宗讲师汇报的题目为《江西共青城市博物馆藏周代编钟及其相关问题》，他分析了江西共青城市博物馆收藏编钟的出土背景、形制与年代，继而对南方地区出土及馆藏的同类编钟进行了梳理，探讨了不同类型编钟的年代、分布特征、埋藏情境及其文化归属。

第一组发言的议题整体上聚焦于商周铜器铭文反映的社会制度，其次是铜器装饰风格与区域性单一器类的专题分析。讨论期间，与会学者就西周中晚期铜器风格变迁的机制，金文中邦君的内涵等进行了提问与讨论。

19日下午，第二场报告共11位学者汇报，上半场由张昌平教授主持。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研究馆员田伟以《晋南地区夏商资源导向型聚落形态的新思考》为题，重新审视中条山一带矿冶有关聚落特征。近年调查、发掘显示冶铸聚落规模不一、分布分散，小型聚落手工业产品可能向大型聚落汇集后再进行远距离输送，强调除王朝行政力量之外，区域贸易的经济驱动力也不可忽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树刚研究员以《从郑州商城新发现看早商青铜生产格局》为题，梳理了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冶铸遗存，证实郑州商城内城存在冶铸一体作坊。科技检测发现二里岗时期冶炼硫化铜矿已具有一定规模，部分铜料可能来自长江中游赣北一带。郑州商城的新发现为研究早商王室手工业管控模式与矿料来源提供了新材料。

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郜向平教授以《夏商时期的一种薄刃铜工具》为题，分析了夏商时期薄刃片状铜工具的年代、空间分布、造型设计特点及出土情境。他对比欧亚草原上多见的“平板铜斧”后推测其与欧亚草原文化可能存在联系，晚商以后被铜刀替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韦星星馆员汇报题目为《湖南望城高砂脊铸铜遗址发掘收获》。他介绍了2025至2026年湖南望城高砂脊遗址发掘的铸铜遗存。此次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现了与青铜冶铸有关的工棚、浇筑场地、铜矿石、陶范等，年代属西周早中期，为研究湘江下游西周铸铜业提供了关键材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孙思雅汇报题目为《王赐与献金：子犯钟所见春秋中期权力结构的双重维度》。她以子犯钟铭为核心，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辨析子犯获金有周王赏赐与诸侯献予的不同形式，从金属资源的流通方式分析了晋国卿大夫的权力构成。

张昌平先生点评

下半场由郜向平教授主持，共6位学者汇报。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谢尧亭教授汇报题目为《北赵晋侯墓地及相关有铭青铜器解读》。他对北赵晋侯墓地多件铜器铭文进行释读，对作器者的称谓、族姓、与晋国的关系等内容进行考证，同时辨析了多件流散晋国铜器的晋侯、晋伯的具体身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巍教授汇报题目为《横水、大河口两墓地的年代下限及相关问题》，细致分析了横水、大河口墓地多组国君墓葬的年代。他认为两处墓地铜器墓仅到西周中期偏晚恭懿阶段，中间一度中断，直到春秋早期再度出现，这一现象是认识两墓地族属与变迁情况的重要线索。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靳健讲师汇报题目为《试论牧簋年代与“内史吴”等相关问题》。牧簋为北宋时期发现的年份、月份、月相、干支俱全的长铭铜器，靳健对其形制、纹饰、铭文内容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牧簋可能不伪，应为周宣王七年。他还讨论了多件铜器铭文中的“内史吴”与“作册吴”的身份，认为他们并非同一人，仅为同名同官职。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振腾讲师汇报题目为《北赵晋侯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他在系统梳理晋侯墓地出土铜器的基础上，提出《史记》对晋侯世系的记载具有一定可信度，但对晋侯在位年代记载与晋侯墓年代差异较大，要以出土材料年代为准。此外他提出西周铜器组合与风格的变化是渐变过程，不存在短时间的突变现象。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丽萍博士汇报的题目是《金沙遗址杜鹃鸟考兼说古蜀国杜宇时代》。她从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鸟形象中辨识出杜鹃、戴胜等鸟类，结合《华阳国志》中古蜀王世系记载与历史上的杜宇传说，与考古遗存建立联系。

中国国家博物馆科研管理处韩雪副研究馆员的发言题目为《晚商二器所见礼乐字词补论》。她指出万方彝的“（带兮）九律（带兮）”为乐舞名，因舞具丝带得名，属于宗庙祭祀乐舞。执尊、执卣的“吕、律”为阴阳律管。她的研究代表了晚商乐舞制度、音律研究的新进展。

本场报告主要聚焦夏商周三代冶铸遗存、商代乐舞制度、山西西周时期诸侯国墓葬与铜器年代、古蜀文明等。报告结束后的集中交流环节，围绕大河口与横水墓地年代下限、两周之际铜器断代的要领、西周诸侯国铸铜业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20日上午，第三场报告共有9名学者发言。上半场由孙思雅副研究馆员主持。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教授以《早期中原锻造铜器发微》为题，梳理中原锻造铜器发展脉络，指出仰韶时期即有锻打黄铜管；商代可确认的锻造金属有陨铁刃兵器；西周锻制铜器很少，系外域输入；春秋晚期本土锻造的水器、饰件增多，反映了锻造工艺的本土化。

苏荣誉先生发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韩炳华研究员以《㪔氏新证》为题，结合金文、考古学及传世文献证据，认为“散”与“㪔”应分属不同的族群，“散”氏为姬姓，“㪔”氏为姞姓。

北京科技大学张吉副教授汇报题目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冀北部的金属资源流动》。他指出伴随晋文化向晋冀北部扩张，中原与南方金属物料向北扩张，将中山国及燕山一带的玉皇庙文化纳入中原金属资源网络。晋文化在战国初年的铅资源变迁规律，为同时期北方地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参照。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恒副研究员汇报题目为《东周齐墓出土铜构件的功能及其相关问题探讨》。他梳理了研究东周齐墓出土的“T”形、“L”形青铜构件，结合出土位置、共存器物与朽木遗存，推断其与饰棺的荒帷有关，可定名为“荒帷构铜”，为研究齐国的棺椁装饰和丧葬礼仪提供重要启示。

下半场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教授主持。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霍宏伟研究馆员发言题目为《国博藏新莽始建国二年瑞兽简化博局纹铜镜探微》。他首先对新莽始建国二年镜的流传经过和著录进行了梳理。后对始建国二年镜的铭文进行细致分析，提出镜铭集纪年、国号、政典、祥瑞于一体，代表王莽借日用铜镜宣示政权正统性的意图，是两汉之际政治变迁、铸镜工艺、书法研究的关键标本。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路晋东讲师汇报题目为《春秋中晚期晋国青铜器生产方式初探》。他提出：部分分铸器物各部件比例失调、作坊内器物本体范及附件范分别生产并独立存储、分铸各部件合金比例差异较大等现象显示晋国铸铜生产存在大量预制行为。并分析曾、楚两国的铜器生产方式，指出各部件为一件件的顺序生产，仍存在大量的定制生产。生产方式的选择反映了古代工匠对效率与质量的权衡，物勒工名制度的出现或与此背景有关。

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刘智讲师汇报题目为《山东地区所见晋系青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他系统梳理了山东地区出土晋系青铜器，结合纹饰与造型讨论了晋国及韩、赵、魏与齐鲁等国的物质文化交流，并提出生产和来源的有关问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苟欢博士后汇报题目为《侯马出土陶范和赵卿墓出土铜器所见修范工序》。她以侯马陶范、赵卿墓铜器为研究对象，将纹饰分为相同重复、相似重复两类，分别翻自同一祖模与祖模修整成的二代模，通过修改旧模生成新式纹样。此外，在纹饰翻制工艺中可能存在专门的修整工匠。为理解晋国铜器大量近似纹饰的工艺流程提供了重要启示。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陈海波副研究员以《何以晋霸：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近年来考古工作收获》为题，重点介绍了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2019年以来的发掘成果。他指出遗址面积超10平方公里；上郭城址40万平方米以上；上郭城内发现春秋早期铸铜陶范千余块；解剖发掘了城墙、壕沟。由上述工作可以推断遗址所在地为晋国古曲沃。

本场报告聚焦东周晋国铜器生产工艺，另涉及中原早期锻造铜器、北方金属资源流动、齐国丧葬礼俗等。报告完成后，与会学者围绕锻造青铜器的热锻工艺、铅同位素分析中系列铅矿与成品的检测等话题开展讨论。

20日下午，会议闭幕式由陈小三教授主持。会议首先开展“青铜器与区域文化研究”主题自由交流，各位参会学者就本次会议新观点、出土新材料、今后研究方向充分交换意见，讨论涉及青铜器断代方法、铸铜遗存新发现、区域间青铜文化互动，反思既往研究方法的不足。

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研究馆员做会议总结，梳理两天报告核心成果：本次会议研究对象覆盖从史前至新莽时代，地域从中原扩展晋南、齐鲁、湘赣、古蜀、北方长城地带；研究视角兼顾文字考释、器物风格、礼仪制度、冶金技术；一批新公布考古材料为地域青铜文化研究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提出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西周铜器装饰风格演进的机制，两周之际铜器的断代标准把控等，鼓励持续深耕。

随后进行“持续引领青铜器研究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及苏荣誉教授《中国青铜技术与艺术（戊戌集）》新书交流分享，围绕青铜技术史研究思路、个案考证、跨文明比较开展分享，与会专家就该书内容展开简短评议。会议之后，组织全体参会代表参观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标本馆，借助实物标本，与会议报告内容形成互证，直观感受三晋文化实物样貌。

“持续引领青铜器研究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嘉宾合影

本次会议汇聚国内众多青铜器研究中坚力量，兼顾青铜器铭文、装饰、工艺、组合，充分结合文献、科技检测，研究对象涵盖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核心区与周边地区出土材料，对推动青铜器与区域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郑凯磊（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