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教师刘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那则讣告，第一句写的是“我校退休教师”。排在后面的，才是“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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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次序不是随手排的。

1991年7月，刘欢从国际关系学院调入贸大艺术教研室，职称是副教授，主讲一门叫《西方音乐史》的公选课。2023年9月退休，三十二年，他的职务栏从头到尾依然是：艺术教研室教师。职称栏，副教授。

一个在鸟巢跟莎拉·布莱曼唱过《我和你》的人，一个写了贸大校歌《UIBE之歌》的人，三十二年没动过一格。

很多人不理解。其实答案就一个字：无。

无论文，无课题，无项目。高校评教授要什么？核心期刊论文、国家级课题、科研项目经费。刘欢教的是公共美育课，财经类大学里教音乐，这门课不在主干学科，没有硕博点，谈不上学科平台。平台起不来，课题报不上去，研究团队带不动，论文自然也挂不上名。

刘欢的产出是什么？是黑板上工工整整的人名、生卒年、曲名。是一支粉笔一节课，全程脱稿，法英意德几国语言的术语随口切换。是一间三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选课名额只有三百来个，报名人数超过七百，学校只能靠电脑抽签决定谁上得了课。

这些东西重要吗？重要。不过在评审表上，几乎无处可填。

所以，刘欢只能是副教授。三十二年，定格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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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对此说过一句话。不是抱怨，不是解释，就是一句课堂上的规矩：“希望不要出现让我唱一首的要求，站在这里，我就是最普通的老师。”

很多人把这句话读成自谦。其实读浅了。

你想想那个场景：一个全国人民都认得嗓子的歌手，走进一间教室，底下学生起哄让他唱《好汉歌》。他只要张口唱三十秒，这堂课就圆满了。气氛有了，视频有了，热搜有了。然而刘欢拒绝了。校长陈准民亲口证实：课堂不是舞台，不唱歌、不照相。

刘欢守的不是谦虚，是边界。一旦唱了，教室就变成演出场地，学生就变成观众，老师就变成明星。这门课从此只剩一句话可以流传——“我上过刘欢的课”。刘欢不干。

刘欢讲课时也唱，可唱的是课上的例子。讲到关键段落，他开口示范，用声音把作品里的情绪递给台下。他唱的不是“刘欢的歌”，是西方音乐史上的作品。他要摘掉的不是音乐，是“刘欢”这个身份。

这个分寸，才是一个老师该有的分寸。

那问题来了。一个人把三十二年扔进一间教室，三百个座位年年被七百个人抢，他到底配不配一个教授？

这要看那把尺子。

高校的教授评审，是一套量化体系。论文几篇，什么级别；课题几项，什么档次；项目经费多少万。这些是硬杠杠，能数、能量、能填表。刘欢有什么？有歌，有课堂，有几十年学生口碑。这些东西在评审表里有个统一的名字，叫“社会服务”，是参考项。参考项的意思就是，看看就好，不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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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欢的人脉和资源，找几个同行挂个名、攒几本教材、申几个课题，不是难事。难的是他愿不愿意去填那些表。他本人说过，没有发表教授标准的核心期刊论文。这话说得很清楚，不是评不上，是那套东西跟他的产出不在一个秤盘上。

一个人可以在一套秤上很轻，在另一套秤上极重。问题是，决定职称的那套秤，称不出教室的分量。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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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片学术天空下，成都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有一位党委书记，名叫曾勤。教授，教育学博士，出版了译著，在核心期刊发过论文，主持过省厅级科研项目。履历漂亮，材料齐全，该有的都有。教授评上了，书记当上了，博导也带上了。

后来有人发现，曾勤那本十五万字的著作《高校音乐教学探究》，多处内容与此前他人出版的著作及公开发表的论文高度重合，部分内容未标注出处。同年发表的两篇英文论文，也存在引文与参考文献不对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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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后来发了通报，说已成立调查组，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到现在也没查出结果。

你看，这就是那套秤的荒诞之处。

刘欢有真东西，问题那东西长在秤盘外面。曾勤有秤要的东西，尽管那东西是从别人那儿搬来的。一个搬别人东西的人评上了教授，一个把自己的东西给了学生三十二年的人，退休时职称栏写的是副教授。

这不是刘欢的遗憾，是那把尺子的遗憾。它能称出论文的页数，称不出一间教室的密度。

这些年，一直在说“破五唯”。要让课堂实录、教学案例、教学设计也能当代表作。方向很明白：评价一个老师，不能只看他写了什么，也得看他教出了什么。

刘欢没赶上。2023年9月他退休的时候，这套新尺子还没伸到他面前。那间年年爆满的阶梯教室，放在今天的评审体系里，就是最过硬的代表作。可惜，他走了。

讣告里“退休教师”排在“音乐家”前面。这个细节比什么都说明问题。学校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这辈子最正经的工作，是站在那间教室里，当一个不唱歌的老师。

职称栏写着副教授。

但那个三百人的教室里，站过多少届学生，鼓过多少次掌，那是另一份评审结果。不盖章，不发文，不填表。只在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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