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6月，苏州，章太炎病卧寓所。鼻窦癌已使这位学者难以进食和言语，但门人回忆，他谈到民族文化时仍然十分激烈。据相关记述，他曾说：“我死，华夏文化亡矣。”这句话究竟是临终原话，还是后人转述，细节已难完全考定，却确实符合他晚年一贯的忧虑。
章太炎的“狂”，并不是故意哗众取宠。他早年接受朴学训练，重考据、辨名物，后来又接触佛学和西方思想。别人把经史看成旧学，他却认为，传统若不经过辨析和重建，便很容易只剩下空洞的口号。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衰败暴露无遗。章太炎逐渐从学术批评走向政治革命，参与维新与反清宣传，后来成为革命派的重要文字力量。他写文章锋利，几乎不肯给权威留下情面，清廷、保皇派以及旧式士大夫，都曾成为他的批驳对象。
1903年，他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被捕入狱。那几年，清政府严厉压制革命言论，可章太炎的文章仍在知识界流传。孙中山称许他的文笔和胆识，并非因为他善于周旋，而是因为他能把抽象的革命主张写得有锋芒、有说服力。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并不适合做一个圆融的政治人物。他与同道相交，常因政见和性格发生冲突；面对袁世凯时，更显得桀骜不驯。民国成立后，他曾以讽刺方式表达对袁氏专权的不满，后来被软禁。对他而言，政治职位并不值得交换原则。
他真正用力最深的地方，仍是学术。章太炎主张保存汉字，却不是拒绝一切新知识。他参与国语注音符号的制定，认为注音可以帮助识字和推广国语，但文字本身不能轻易割断。他担心的不是书写形式改变，而是人在改造传统时，把历史记忆一并丢弃。
他讲学时，重视音韵、训诂，也讲诸子百家和佛学义理。鲁迅、黄侃、钱玄同等人都曾受其影响。鲁迅后来评价章太炎，称其“先哲的精神”，所看重的并不只是学问，而是那种敢于独立思考、敢于与潮流争辩的气质。
章太炎给子女取名，也常带有古文字意味。有人觉得生僻，他却不以为意。这样的做法未必适合所有家庭，却能看出他的坚持：文化并非装饰品，而是日常生活中一笔一画、一音一义的积累。不得不说，他有时过于固执，但这种固执也构成了他的精神底色。
到了晚年，外患加剧，教育和学术秩序屡遭冲击，他对文化传承的忧惧越来越明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知识界普遍感到战争阴影逼近。章太炎已重病缠身，却仍在苏州主持讲学，不愿把余生仅仅交给病榻。
他所说的“文化亡矣”，不能简单理解为汉字、典籍全部消失。更准确地说，那是对精神断裂的担忧：如果后人不再理解经史背后的思想，只把传统当作陈列品，那么即使书还在，文化也可能只剩外壳。这种判断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却并非毫无现实依据。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病逝，终年67岁。彼时中国政局动荡，社会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军事和政治危机上，他的离世没有形成盛大的公共仪式。遗体安葬一事也较为简朴，战乱临近，使后续纪念与整理受到影响。
章太炎生前常被称作“狂士”，身后评价却逐渐分化。有人批评他言辞偏激、行事乖张，也有人认为，正因为他不肯随声附和，才保住了学者的独立。他既是清末革命宣传的重要人物，也是近代国学转型中的关键学者，不能只用一个称呼概括。
他的遗稿、讲义和著作后来陆续整理出版，《国故论衡》等作品持续影响文字学、音韵学和思想史研究。对于章太炎来说，文化不是供人凭吊的旧物，而是一套需要不断辨析、传授和使用的知识体系。临终前那声悲叹，或许正是一个旧学者对时代失序最直接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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