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6月，安徽肥东青龙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押赴刑场。这个曾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多年的将领，最终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年仅32岁。
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震动。据相关回忆记载，他曾追问：高敬亭为什么不能不杀，送到延安学习也可以。话虽简短，背后的分量却很重。因为高敬亭不是普通干部，而是鄂豫皖红军最艰难时期的重要支撑。
高敬亭出生于湖北黄安，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年私塾便辍学。大革命后期，黄安、麻城一带革命风潮兴起，他在同乡影响下接触到革命思想。
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高敬亭参加了革命。此后，地方武装对他展开追捕，甚至抓走并杀害了他的父亲，家宅也被焚毁。亲人惨死、家园被毁，没有让他退缩，反而使他彻底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1929年，高敬亭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中的重要职务。他打仗有一个特点：敢冲，也能忍。一次攻打地主武装据点时，他腿部中弹，仍坚持到战斗结束才去治疗。伤势未愈，又回到队伍中。
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以后对大别山的坚守。1934年，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留下的部队力量十分有限。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清剿，高敬亭重建红二十八军，担起了保存革命火种的重任。
那是一场极其残酷的较量。敌军依靠兵力和交通优势反复搜山，企图在短期内消灭留守红军。高敬亭没有把部队固定在某个地方硬拼，而是利用大别山地形，采取分散隐蔽、突然集中、快速转移的办法，反复袭击敌军薄弱环节。
敌人上山，红军下山；敌人分兵，红军集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看似没有声势，却让对手始终找不到主力所在。红二十八军还曾通过奇袭缴获武器弹药，随后在桃岭等地伏击敌军，逐步站稳了脚跟。
有意思的是，这支部队装备差、人数少，却把游击战打出了章法。高敬亭很少追求一城一地的得失，更重视保存骨干、发动群众和牵制敌军。三年坚持下来，红二十八军不仅没有被消灭，还为主力转移和根据地保存提供了重要支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出任司令员。此时的粟裕，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若按当时的具体职务比较，高敬亭确实处在更高位置；但这只是抗战初期的职务差异，并不意味着两人的历史地位可以简单排列。
进入新四军后，矛盾也随之出现。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要求部队向皖东、苏南等地发展，分散主力开展敌后抗战。高敬亭长期依靠大别山作战，对外线环境缺少把握，担心部队分散后难以生存，因此在执行东进和分兵部署时态度消极。
这其中有战场经验，也有个人性格因素。他熟悉山地游击，知道一支部队的老底子经不起冒险消耗；但抗战形势变化后，过去的成功经验也可能变成新的束缚。第四支队在行动和纪律等问题上不断受到批评，军部对他的信任逐渐下降。
1939年，相关意见集中起来，高敬亭被撤销职务并接受审查。遗憾的是，处理过程十分仓促，许多问题没有经过充分核实和耐心教育，最终演变成严重后果。6月，高敬亭在青龙场被处决。
“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延安？”这句追问，指向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死，也反映出当时党内处理复杂干部问题时的经验不足。高敬亭确有需要纠正的错误，但他的革命经历、军事才能和大别山功绩，同样不能被一笔抹去。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及此事，认为高敬亭本可以通过学习、审查和组织教育来解决问题，而不应轻率处置。此后多年，关于他的评价逐步得到纠正。1977年，高敬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个迟到的结论，终于为那段沉重历史留下了应有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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