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斯诺患癌，尼克松拒绝他返回美国，主席：把他接到中国治疗

很多跨越国界的交往，不是建立在条约和谈判桌上，而是藏在人陷入绝境时的选择里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整个世界的格局正在悄悄变动，中美两国隔绝二十多年，双方都在寻找缓和关系的机会，斯诺就是夹在这段历史中间的一个普通人，也是这段破冰进程里很关键的一个人。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记者，三十年代，别的外国记者都进不去陕北苏区，他突破封锁去到那里，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之后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行漫记》，把红色根据地真实的情况，带到了英语世界。这本书出来之后，在全球引起很大反响，很多外国人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红军到底是什么样子。从那之后，斯诺一直关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也多次申请来华访问，直到1970年，他终于再次来到中国，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也是后来中美接触的一个重要信号。那时候斯诺定居在瑞士日内瓦，一边养病一边整理采访素材，计划等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再到北京，现场记录这件大事。

1971年下半年，斯诺身体持续不舒服，总是乏力、腹痛，去洛桑的医院检查之后，确诊是胰腺癌，之后很快安排了手术。手术做完之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情况并不乐观。斯诺的夫人洛伊丝很着急，试着向美国方面求助，希望能安排斯诺回到美国的医院接受治疗。当时尼克松政府已经在筹备访华，白宫给斯诺写过问候信，表达过敬意，也提到希望斯诺可以参与相关沟通。但是洛伊丝提出回国治疗的请求之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安置方案，没有安排医院床位，也没有安排转运通道，得不到实际帮助，斯诺只能留在瑞士当地接受治疗。走投无路之下，洛伊丝写信给老朋友马海德，把斯诺病重的消息传到北京。

消息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那里，两个人都很重视。毛主席了解斯诺这么多年的经历，清楚当年在全世界都孤立我们的时候，是斯诺愿意客观写下苏区的一切，让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毛主席和周总理商量之后，决定邀请斯诺来北京治疗。周总理立刻着手安排，日坛医院腾出了条件最好的病房，布置成适合休养的样子，同时提前包下法航的一等舱，方便长途转运。同时组建了六人医疗小组，由马海德带队，里面包含肿瘤、内科专家，准备直接去往瑞士，评估斯诺的身体状况，再安排转运。马海德和斯诺很早就在陕北相识，两个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由他带队过去，沟通起来也方便。

1972年1月下旬，医疗小组赶到日内瓦斯诺的家里。全面检查之后，专家得出结论，斯诺癌细胞已经广泛转移，还有肝功能衰竭，身体非常虚弱，十几个小时的跨洋飞行，风险极高，很可能在路上就出现意外。医疗小组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北京，中央综合评估之后，调整方案，不再强行接斯诺回国，改为医疗小组留在瑞士，把斯诺家里改成临时病房，就地进行治疗和看护，尽量减轻他的痛苦，维持生命。马海德把这个决定告诉斯诺夫妇的时候，斯诺心里很感动，但是他自己心里也有顾虑，他跟身边人说，不想作为一个病人去到中国，不愿意给中国添麻烦。

之后的这段日子，医疗小组二十四小时轮班值守，监测体征、用药、护理，国内持续往瑞士寄送紧缺药品。毛主席、周总理、邓颖超、宋庆龄都陆续托人捎去问候，时常过问病情。没过多久，斯诺的状态持续变差，周总理专门发电报给常驻联合国的黄华，让他立刻动身，赶到瑞士去看望斯诺，代表主席和总理当面慰问。黄华赶到的时候，斯诺短暂清醒过来，见到黄华、马海德，他还开起玩笑，说三个老赤匪又聚在一起了。这句话是他们在陕北的时候互相打趣的说法，时隔几十年，在病榻前再说出来，在场的人心里都不好受。

1972年2月15日凌晨，斯诺停止了呼吸，终年六十七岁。他留下遗言，说自己热爱中国，希望去世之后，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国。就在一周之后，尼克松的专机落地北京，中美破冰，这个斯诺期盼了很多年的历史时刻，他没能亲眼看见。之后，斯诺的一部分骨灰运到国内，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墓碑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1973年安葬仪式举办的时候，周总理出席了仪式。

很多人看这段历史，只记住尼克松访华这个大事件，却很少留意斯诺最后的这段遭遇。他是美国人，一辈子想促成两国互相理解，等到自己重病需要帮助的时候，本国政府没有给到实际的支持，反而是远在东方，曾经被他写进书里的国度，愿意调动资源，派人跨越重洋，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斯诺这一生，大半时间都在两个国家之间来回，他见过陕北的窑洞，见过抗战的艰难，也见证了冷战年代的隔阂。他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只是一个愿意坚持写真话的记者。

几十年过去，未名湖边的墓碑一直安安静静立在那里。有人说这份情谊，是对一个真诚朋友的回馈，也有人会想，在国家利益的博弈之外，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到底可以走多远。斯诺生前一直希望两个国家能够放下误解，正常往来，历史朝着他期待的方向走下去，只是他自己，没能等到亲眼看见握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