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至深｜大提琴家秦立巍：沪上变奏曲

近几年来，秦立巍开始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内容从分享表演片段到科普大提琴，再到聊起自己的MBTI……比起舞台上严谨专业的音乐家形象，这些鲜活而松弛的表达，让人看到他满满当当的“活人感”。最特别的是有一次他用上海话回答网友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一口流利的老上海口音很难让人相信——今年已经50岁的他，其实从13岁起就已经离开上海远赴澳洲，上海是他离开37年已久的故乡。但镜头里，他说起吴侬软语时脸上自然扬起的亲切笑意，又让你坚信，这把融于骨子里的“上海声音”，对他而言，早已远不止于“乡音”。

与水蓝及新加坡交响乐团同台

Noblesse：从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哪些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上海声音？

秦立巍：第一肯定是上海话。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家里说的都是上海话，它一定是我的第一母语，并且早在普通话之前。

其次是上海街边的声音。我父亲从前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副首席，我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讲师，我小时候就住在上海音乐学院附近。当时的复兴中路和汾阳路一带，到处都是圆号、小提琴、钢琴的声音，夹杂着街边小吃的吆喝声、上海人闲聊时的八卦声、小饭店熙熙攘攘的吵闹声……汇成我小时候最熟悉的城市声音。

我最熟悉的一首曲子并不是大提琴曲，而是莫扎特的一首圆号作品。因为我家隔壁住着一位音乐学院的教授，他的儿子每天中午都在练习圆号，那声音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回绕在我耳边……时至今日，我依然可以把那首圆号协奏曲从头到尾哼出来，尽管我自己并不会。

秦立巍小时候照片

Noblesse：那离开上海以后，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你和上海声音是“断联”的？

秦立巍：我在上海，其实只生活了13年。人在5岁之前，是没有真正的记忆的，所以实际上，我对上海真正有意识的时间只有8年左右。我这辈子，永远没在路的右边开过车——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都是靠左行驶的。

我至今都记得，我19岁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飞机刚一降落的时候，听到周边所有人都在说上海话，那种感觉真的无比特别，世界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许多。除了声音以外，我都每次都会在机场立刻敏锐地闻到一种独属于上海的“酸酸湿湿”的味道，跟我生活过的其他城市完全不同。

某种程度上，我很难用某一个简单的形容词来表达我对上海的感情，因为她就是我生命中一种不可缺少的维生素，浸润在我的每个毛孔里、每一个红血球里……无论我身处何地，上海声音都会很快被唤醒。

Noblesse：如果让你用一段乐曲来代表你记忆中情感如此复杂的上海，你会选择哪一首？

秦立巍：我会选择捷克作曲家安东宁·利奥波德·德沃夏克 (Antonín Leopold Dvořák)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Cello Concerto in B minor, Op. 104)。作曲家从捷克到了美国之后，始终非常怀念自己的家乡，于是创作了这首曲子。

而每当我想到这首作品，我的思绪就又会回到上海的炸猪排、辣酱油、窄弄堂……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卖盗版碟的一条小街——那个时候叫华亭路，霹雳舞电影正流行的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在那里淘带洞的短指手套。这些全在我的记忆中，尽管不是什么刻骨铭心的故事，但每次想起，我都会觉得，人生好有意思。

Noblesse：这样说来，音乐是你某些生命体验的载体，可以迅速让你回到某些珍贵的时刻？

秦立巍：是的，特别是古典音乐，它是互动的、瞬间的艺术，当听众全身心的投入，便可以体会到那种近乎“无价之宝”的心流时刻。古典音乐比较抽象，但也正是这种抽象，恰恰给了听众更多参与的空间。

我一直觉得，一首古典音乐其实有三个维度：第一维是作曲家，第二维是演奏家，第三维就是观众。观众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音乐，而是要真正参与进去——当你听到贝多芬，可能会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在莱茵河边，风吹过头发的感觉，也可能会想起自己在慕尼黑吃猪蹄的味道……每个观众都带着自我经历、记忆和想象参与到音乐当中，让原本抽象的声音，就变成了个人音乐故事的支点。

虽然离开上海很多年，但秦立巍身上依旧有“老克勒”的腔调。他常年健身，克制饮食，多年来维持自己标志性的发型。但在这些体面的优雅之外，他又很随性——因为时常忘记就索性不戴领结；不像年轻时那么爱捯饬，“更希望观众专注在表演本身”。这份松弛感，本身就是海派文化里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讲究”和“不较劲”并存。

与澳大利亚青年交响乐团同台

Noblesse：你每次登台的着装都很有自己的风格，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你这么多年来的着装心得或者巧思？

秦立巍：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接受Noblesse专访时，曾经在金茂大厦顶楼拍过一组照片。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在意造型感的。

但现在，我更追求舒适。前不久，我在香港跟香港管弦乐团一起演出，当天穿的是一件无内衬的西装。演出的时候，我手上戴着的红绳不小心挂到了西装的纽扣上。偏偏到了第三乐章，整个曲子进入节奏最快的部分，还好那套西装有弹性，我就像蝙蝠侠一样，“唰唰唰”地一边被勾着，一边把整段音乐拉完了。

所以，我现在的着装基本以随性为主。而且，我更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在音乐上，而不是我身上，我只是在服务音乐。当然，领子稍微高一点，我还是觉得比较好看。

Noblesse：这种台上的松弛也是海派的一部分，那在你台下的现实生活里呢，最具上海元素的又是什么？

秦立巍：那应该是我们一家四口都留着上海的血液吧。我太太跟我一样，也是上海人。我们俩在家都讲上海话，我的两个儿子听得懂，但他们说得不算太好。我和我太太认识的前十年，每到节日都是手写一张贺卡，亲自贴上邮票寄给对方。后来她回到上海，我也开始到大陆演出，我们才真正开始拍拖。现在回头看，上海好像也成了我们感情里的一个中转站。

还有一点也很微妙，就是我现在的胃也变得越来越“中国”了。以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两个月不吃中餐，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结果现在轮到我自己出去巡演，我太太有时候反而会往我包里塞一包方便面。到了巡演第七天、第八天，香肠、土豆吃多了，突然拿出这一包红烧牛肉面，确实会觉得蛮有意思的。

Noblesse：如果让现在的你定义一种属于自己的“海派腔调”，它会是什么？

秦立巍：现在是11：30，我在10: 35 的时候，认真思考了一下你这个问题。我眼里的“海派腔调”，可能是比较包容的价值观吧。

随着我的成长，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时间，甚至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都在不断缩小。我已经去过非常多的地方，今天在新加坡，明天可能在澳门，后天可能在维也纳、伦敦……世界对我而言，真的已经变得很小了。

所以，时空越是缩小，我就越要对事物、对人，甚至对自己保持好宽容和好奇，这可能就是上海给我的一种“腔调”——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是一个汇聚了全世界各地文化的大熔炉。与此同时，它的人口密度又要求生活在这里的人，必须学会互相尊重。而且，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海派文化也一直在变化，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对新的事物永葆好奇。

在上海与凯瑟琳·斯托特同台

作为水瓶座，秦立巍有很多先锋的变通和觉察。在演奏上，他会不拘一格用房卡当拨片；在生活上，他站在更前沿的立场看过去的自己、变迁中的上海、碰撞中的艺术。他的变奏，不仅仅是数百年前柴可夫斯基写的变奏曲，也包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声音。

Noblesse：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过一个视频，是在酒店里用房卡弹奏《卧虎藏龙》，这个画面很有意思：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物件，突然成为了乐器。可以和我们讲讲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么做吗？

秦立巍：这其实是一个巧合。那天我忘了带吉他拨片，剩下能拨的，除了自己的指甲以外，只有那张房卡了。没想到效果还真不错，因为房卡比较大，拨弦的动作也就可以更加自如。后来，我所有上台演奏的《卧虎藏龙》，都是用的房卡。

但你知道，不同酒店的房卡质量还真不一样。有些用塑料房卡比较厚，经得起弹奏；有些木制房卡，一拉就开始掉木屑，等你拉完之后，房卡都已经变得很短了。不过，观众其实根本看不到我用的是什么，就算我最后把房卡丢到台下，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房间号码哈哈。

Noblesse：这种自如是不是也反应了你当下对古典音乐的一种“玩”的态度，这和20 年前的你相比，变化大吗？

秦立巍：年轻的时候，我确实更想证明自己，希望获得专业领域和大众的认可。有时候，为了这种被看到，还需要动用很多“工具”。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抛掉这些“工具”，回到音乐本身，让音乐用它最独特的语言，来回答我们生活和生命中的问题，甚至可能是——当全世界的人都在说这个地球是扁的时候，你用艺术来问这个地球有没有可能是圆的？音乐应该成为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映照我们真实的喜怒哀乐、生命记忆。

我希望自己能给下一代树立一个榜样，做一个好的文化传递者。更加少的我，更加多的音乐。

Noblesse：除了你心态上的变化，过去 20 年的上海，在你看来是不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奏”？

秦立巍：是的。在我儿童时期，也就是70年代的上海，大家买食物还是需要用粮票、肉票、蛋票。到了80年代，我开始读音乐学院附小，大家就不需要粮票了，满世界开始骑飞轮牌自行车。后来我就出国了，直到1995年回到上海的时候，整个城市正在经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印象中以灰色、蓝色、黑色为基调的城市，逐渐变得缤纷多彩起来。

2000年开始，我回上海的演出越来越多，也亲眼看着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上海的基建速度非常快，有些建筑几个月就可以落成；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上海交响乐团引进了更多世界级的乐器，近十几年，在余隆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朝着国际化、与世界接轨的运作方式发展。上海的音乐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以及人民广场这一带的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内容越来越丰富。

Noblesse：有没有正在发生、或者正在酝酿中的音乐项目，会让你与上海这座城市再次产生新的连接？

秦立巍：10月29日我会回到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举办我的独奏音乐会，演奏三套巴赫组曲。11月13日会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和李心草指挥家合作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你可能很难想象，那里曾经是我小时候的跳水池。

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多回上海，和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做一些跨界合作——不只是艺术和娱乐之间，而是让古典音乐和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真正发生连接，包括戏曲、舞蹈，甚至绘画……

比如，我在演奏德彪西、拉威尔的作品时，在空间墙上挂上10幅同时期的印象派作品，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世界最好的音乐、绘画，都同时跃然眼前，观众会非常容易全身心地进入那个艺术世界。

我自己去伦敦国家美术馆暴走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样——看到哪个时代的画，耳朵里就放哪个时代的音乐。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游戏城里的4D体验——实际上你的人没有动，只是椅子在摇，可是你的身体和感官已经相信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未来就在上海做一场“秦立巍4D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