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观察》周刊：一段被重新打捞的历史

1946年9月1日，《观察》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同时兼任社长与主编的储安平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作为发刊词。

1948年12月24 日，南京国民政府以“攻击政府，讥评国军”，违反“动员戡乱政策”的罪名，被勒令永久停刊，时出至五卷十八期。

该刊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中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每期发行量最初为一万份，第四卷达到五万份，并曾发行华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国内最有影响的一份期刊。

《观察》的诞生，根植于抗战胜利之后举国期盼和平民主、舆论空间短暂松动的时代环境，而直接的缘起，则是储安平在重庆主编《客观》周刊时的经验与困扰。

1945年底，储安平在重庆接手主编《客观》，这份刊物在知识界反响不错，但刊物产权并不属于他，办刊方针、稿件取舍处处受到掣肘，无法完全贯彻独立论政的想法。到1946年春，国共和谈逐渐走向破裂，内战阴霾笼罩全国，储安平决意离开重庆回到上海，筹办一份由自己全权主导、不依附任何党派的政论刊物，这便是《观察》最初的由来。

筹备阶段，储安平的核心思路是打造一个属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标榜独立、无党无派。他亲自致信邀约学界一流学人，所有撰稿人都要得到本人明确应允才列入名单，绝不盗用名义；资金则依靠少数友人集资入股，其中他的学生雷柏龄变卖田产投入资金，支撑起杂志社初期的运转。

刊物定位为周刊，周六出版，16 开本，设有专论、外论选译、观察通信、读者投书、观察文摘、文艺等栏目，面向全国的知识分子读者。

1946年9月1日，《观察》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储安平同时担任社长与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作为发刊词，清晰申明刊物的立场：以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独立、客观为基本原则，意在“对国事发表意见”，强调“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表达了“我们愿意在这个多难的时代，尽一点读书人的本分”的愿望。

封面印着英文INDEPENDENCE、NON-PARTY、THE OBSERVER，把独立、无党无派的标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观察》周刊约请到了全国知名的学者作为撰稿人，组成了一个人数多达60人、堪称全明星级的超豪华写作阵容。

南开大学教授 卞之琳
大公报总主笔 王芸生
清华大学教授 王迅中
南开大学教授 王赣愚
前四川大学校长 任鸿隽
中央大学教授 吕复
前光华大学教授 沈有乾
中央大学教授 吴世昌
东北大学法商学院院长 吴恩裕
清华大学教授 吴泽霖
大公报社论委员 李纯青
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 李浩培
南开大学副教授 李广田
中央大学教授 沙学浚
中央大学教授 宗白华
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 柳无忌
中央政治学校教授 周子亚
前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马寅初
大公报平津特派员 徐盈
内政部参事 孙克宽
前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 高觉敷
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 许君远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许德珩
中国驻美大使馆参事 陈之迈
清华大学 陈友松
前北京大学教授 陈衡哲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 陈瘦竹
中纺公司第一印染厂厂长 陈维稷（这位是周刊的广告商）
复旦大学教授 夏炎德
剧作家 曹禺
前北京大学教授 梁实秋
清华大学地理系主任 张印堂
前美国北卡罗纳大学教授 张沅长
北京大学教授 张忠绂
燕京大学教授 张东荪
前西南联大教授 张德昌
上海银行经济研究专员 笪移今
中央大学政治系主任 黄正铭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委员会专员 郭有守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
外交部顾问 程希孟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
清华大学教授 费孝通
大公报驻美特派员 杨刚
震旦文理女子学院教授 杨绛
武汉大学教授 杨人楩
北京大学教授 杨西孟
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 曾昭抡
良友图书公司总编辑 赵家璧
上海新民报总编辑 赵超构
清华大学教授 雷海宗
南开大学教授 鲍觉民
武汉大学女子学院 戴文赛
中央研究院天文所 戴世光
武汉大学教授 戴镏龄
外交部参事 叶公超
清华大学教授 潘光旦
暨南大学教授 刘大杰
南开大学教授 蔡维藩
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 钱端升
中国驻法大使馆秘书 钱能欣
中央干部学校教务长 钱清廉
中国对日代表团专门委员 钱歌川
前西南联大教授 钱锺书
南开大学教授 鲍启民
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 戴文赛
清华大学教授 戴世光
武汉大学教授 戴镏龄
复旦大学教授 萧乾
燕京大学教授 萧公权
国际基金银行执行理事 顾翊群

《观察》周刊的内容颇高，兼顾时局分析、经济评论、国际观察、社会通信，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物价崩溃、学潮、人权问题多有直言批评，也不盲从任何一方力量，对美苏的对华政策均有褒贬。

《观察》周刊创刊号的头版文章就是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的一篇重磅文章《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

王芸生此文开门见山地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时局归纳为三种可能前途，并且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取舍倾向。

第一种前途，是形成以江淮为界的 “南北朝”，也就是国共划江而治、南北分疆，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分裂格局，国家不能统一，内战隐患长期存在，并非理想出路。

第二种前途，是走上类似俄国的十月革命式道路，也就是激烈的大规模社会革命。他判断，即便中共主观上未必立刻以此为目标，但持续战乱、民生崩溃的客观环境，有可能把局势推向这条道路；他认为这条道路会带来巨大动荡与破坏，是应当极力避免的。

第三种前途，是政协协议之路，也就是沿着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方案，各方遵守协定，军队国家化，组建联合政府，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走向民主宪政。

王芸生最后明确主张，“由政治协商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道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的最好的一个去向”。

王芸生的这篇文章代表了当时《大公报》与很多中间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反对国家分裂，也排斥激进的暴力革命，寄希望于国共双方遵守政协决议，以和平谈判、议会民主的方式解决争端，走调和的中间道路。

创刊号还刊登了来自昆明的专稿《血与理想：李闻之死》，副标题是“求仁得仁，逝者已矣；念兹在兹，后生勉之”，对爱国民主人士李公仆和闻一多被当局杀害一事，进行了公开的报道，并且披露了不少独家的信息。

《观察》周刊创刊后，杂志的发行量一路走高，峰值达到10.5万份，一份刊物往往在多人之间传阅，因此实际读者的数量极大，甚至连不少国民党高层也在私下阅读。

储安平同时在复旦大学任教，一边教书一边编刊，每期的重头评论大多出自他本人之手，文风锋利，说理清晰，也让《观察》成为战后中国自由主义最重要的舆论阵地，被视作 “第三条道路” 思想的代表性刊物。

但这种独立批评的姿态很快触怒当局。从 1947 年起，国民政府收紧出版管制，储安平撰文批评新版《出版法草案》，已经引来当局不满；1948 年，《新民报》遭永久停刊之后，《观察》不断收到警告，储安平写下《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回应压力。

1948年12月，刊物刊发《徐淮战局的变化》，被当局认定泄露军事机密，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抓捕杂志社工作人员，这就是著名的“《观察》事件”，至此，《观察》周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出版宣告终结，前后一共出版5 卷113期。

上海解放之后，《观察》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改为半月刊，仍由储安平主编，但是刊物的定位、作者群体、讨论议题都和此前大不相同，时评大幅减少，风格转变；到 1950 年 5 月停刊，后续改组为《新观察》，已经是另一份刊物了。

附：储安平《观察》周刊的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原载《观察》创刊号，1946年9月1 日）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到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

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样一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候，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

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们所信奉的基本原则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每篇文章各由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这个刊物第二个企图，是希望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盛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国家的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是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 —— 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 —— 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我们没有任何图谋，我们只希望凭着我们的良知，说我们应该说的话，写我们应该写的文章。我们愿意在这个多难的时代，尽一点读书人的本分。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是一个论评时事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走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风气浸入，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哀怆，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恰恰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 —— 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 —— 思想的方法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条：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拒。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

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二、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

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三、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

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月异，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四、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藉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唯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右陈四端，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论。我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