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何要树立“大遗产观”

近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有关情况。这是我国首次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制定五年规划。

值得关注的是，会上提到了《规划》的突出特点——用“大遗产观”为统领，以“文化遗产”整体概念统摄各类资源。这直接呼应“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到的“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够得着多远的未来。树立“大遗产观”，与你我有何关联？这将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打开哪些新局面？

9月9日，重庆大足宝顶山景区大佛湾，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千手观音除尘。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此时发布《规划》，本身就极具信息含量。

《规划》背后，是一系列基础条件的成熟。截至“十四五”末，全国博物馆数量增长到7188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达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共3994人。加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持续推进，越来越多文化遗产正告别“养在深闺人未识”，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供给侧丰富，也使市场端热点频现：从因为电影、游戏而追索文脉，到“为一个展奔赴一座城”感受文化滋养，再到受感召而扎根成为“非遗守艺人”……今天的人们不只乐见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愿亲身入局，以实践赓续文脉。

条件成熟的背后，也存在一些新挑战、新课题。一方面，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超过13万处，其中有不少是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遗产、档案文献遗产等新类型文化遗产。它们既有可见的物理遗存，也蕴含行将消逝的农作技艺、民风民俗、旧时仪式等，考据要求更高、保护难度更大。

另一方面，一些处于保护之中的文化遗产也面临着新危机。9月结束的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就揭示出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加速石窟酥碱、壁画褪色，诱发崩塌落石，催生新型生物病害等问题。这意味着，保护必须时时放心不下。

还要看到，文化遗产安全不仅关乎历史，也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不论是路易威登（LV）“老花”元素与中国柿蒂纹、宝相花同源引发的争议，还是“伪史论”等荒谬史观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这些不稳定因素，同样倒逼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进一步查漏补缺、走深走实。

10月21日，位于甘肃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记者 李一博 摄/新华社

与此同时，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领域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错误倾向，不容忽视。

思路狭隘化。要实现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就不能只保护遗产本体，也要保护遗产依附的历史风貌、文化环境、社会格局，而许多地方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有地方把文化遗产框进纪念馆，却把遗产周遭的古房古树一概拆除，使文化遗产沦为“孤岛”“盆景”；有地方高喊“保护非遗”，却片面地把非遗当成文旅表演，让非遗技艺成了脱离生活的“金丝雀”。

手段商业化。有地方重用轻保、重旅轻文，用拆旧建新等方式，给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有地方“唯流量论”，罔顾文化遗产的人文底蕴、历史脉络，只顾套上“萌帅酷美”等网红元素，把文化遗产简单地拟人化、快消化。

格局割裂化。长期以来，我国文化遗产多按遗产形态分类管理，权责分属文物、文旅、住建等多个部门，造成衔接不畅、权责不清等问题。一些地方还缺乏巡查机制、监管举措，埋下更大风险隐患。前不久媒体曝光的某地明长城被人为损毁近20年，但举报10年“无人管”，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也需要凝聚区域间合力。但近几年，从“9个地方争牛郎织女发源地”，到“多地争给哪吒上户口”，一些地方把文化遗产视为排他性资产，在彼此竞争中撕裂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局。

带着这些问题看《规划》，不论是推动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还是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种种尝试，都是在为文化遗产的下一步保护传承找支点、立规矩、优模式。

7月27日，游客在位于北京先农坛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拍摄“天宫藻井”。记者 张笑宇 摄/新华社

树立“大遗产观”，不是要一股脑把更多遗产装进保护名录，而是要以整体性思维重构保护范式，以系统性方法打通传承链条，以全社会合力赋能文化遗产。为此，能做的还有很多。

拿出系统保护大视野。要依据文化遗产的价值特征、保存状况和风险程度分类分级、精准施策，统筹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维护文物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

要让保护走在关注之前。遗产的历史分量，并非简单的“出不出名”所能决定。有的遗存体量不大，却记录着罕见工艺；有的旧址外观普通，却能补上历史拼图。保护好这些文明果实，同样是今时今日责任所在。

建立传承利用好机制。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文化遗产不仅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章节中被专门提及，也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等内容中得到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有必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从“保物”到“传魂”“育人”跃迁。

这离不开守正与创新结合。比如文化遗产数字化，就应坚持保护第一，围绕文物安全、采集精度、数据标准和转化利用，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作体系，确保科技不动摇遗产原真性。而在利用中，文旅化、产业化也不能作为唯一指标。比如，良渚古城遗址通过科技赋能保护、文化激活社区等路径，让古老文明与当代生活相互滋养，此类好的做法值得借鉴。

推动各类主体广融入。更深层看，文化遗产本就诞生于过往百姓的生产生活，激活其底蕴的最好方式，就是使其融入当代。

先行者并不少：北京中轴线，串联故宫博物院、前门大街、天坛公园，这条延伸了六百年的轴线，在一日日的烟火蒸腾里，把文脉揉进了城市肌理；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忠实记录了从采料、拉坯到烧制、商贸的瓷业全链条，为今日瓷都披上一层古朴温润的外衣，吸引着海内外游客。

“大遗产观”的深意正在于此：我们本就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保护文化遗产，不只是守护时光里的他乡，也是守护看得见的故园。当故园犹在，来路便不会迷失，前路也将更加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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