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景园林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融合研究

建筑文化

中国风景园林艺术作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其发展历程跨越千余年，形成了融合哲学思想、艺术审美与空间营造的独特风景园林文化模式，如九宫、蓬莱、曲水、八景、西湖模式等。中国风景园林在不同的时期经多元渠道传入东亚各国，尤以朝鲜、日本、琉球为典型，后融入各国文化、经济政治及城市建设，历经融合、演化与再造，在东亚各国形成丰富多彩的风景园林形态。

文/崔陇鹏 王怡铭 杨毓婧

一、引 言

中国风景园林文化在整个东亚区域内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童轠（ léi）写于1973年的 《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一文，明确指出了隋唐（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宋元（日本镰仓、室町时代）和明末清初3个时期中国对日本园林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张十庆基于日本早期造园书籍《作庭记》的注释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东亚造园体系”的概念：“以中国文化为主干的东亚汉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总体特征是，以中国造园体系为渊源，以自然式风景园为基本形式和风格，以中国造园艺术的内涵为情趣和意境所在。要之，具有统一的造园原则及一致的审美情趣”（张十庆，1992）。而陈薇《中国私家园林对日本、欧洲造园的影响及比较》一文，则通过对比中国私家园林分别对日本和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史实及历史进程，指出了日本造园对中国的学习是一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独特过程（陈薇，2008）。

2000年以后，综合性的对比分析中日园林特点的研究开始显现，如刘庭风的《中日古典园林比较》（2003），曹林娣、许金生的《中日古典园林文化比较》（2004），许金生的《日 本 园 林 与 中 国 文 化》（2007）等，这些专著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中日间的园林发展脉络关联和各自特点。中国的园林文化与朝鲜半岛古典园林的关联和影响研究方面，较早的有郑奉九、韩东洙的《朝鲜后期的汉阳园林研究——以京华士族的园林记文与园林图为研究中心》（郑奉九、韩东洙，2007）；基于徐有榘（1764—1845）的 《林园经济志》中对汉阳士族园林的文献记载，讨论了包括金祖淳（1765—1831）修建的玉壶山房等具体的朝鲜文人园林案例，并指出了其背后所受到的中国文人文化的影响。傅舒兰的《同源文化遗产的地方特性及其价值认知——朝鲜时期园林的用石意指及其仙境构建》，从风景题名、皇家造园、文士玩石3个层面对朝鲜时期园林的用石特征和意向所指进行了系统考察，并认为“这些特征与意向始终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傅舒兰，2020）。

此外，也有学者聚焦朝鲜半岛受中国儒家文化传播所形成的某些特定园林类型，如彭鸿绪、吴昊、卢载铉的《韩国儒家九曲园林地域特征及其山水观探究》，研究了肇始于高丽末期，兴盛于朝鲜中期的“九曲园林”文化，以及其背后与朱子理学的紧密关联（彭鸿绪、吴昊、卢载铉，2021）。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中国风景园林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仍缺少系统梳理，对特定地区的调适融合特征缺少深入分析，并进一步影响了对东亚地区现存相关园林遗产的价值认知。当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从单向传播视角转向跨文化对话的探索，聚焦本土化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与互动融合机制。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中国风景园林的文化模式在东亚传播的历史脉络、融合机制，揭示其在构建东亚共同文化基因中的独特作用。

二、中国风景园林文化模式在东亚的传播路径

1.隋唐：文化辐射与初期移植

中国园林文化向东亚的传播始于佛教东传与使节往来，在隋唐时期形成第一次高峰。613年，日本大臣苏我马子通过朝鲜半岛学习中国造园法，在日本建成第一座庭园，园中凿池筑岛，象征佛教宇宙观中的须弥山，并架设中国风格的吴桥，体现对佛国仙界的追求。这一时期的传播特征主要表现为制度性移植，具体表现为3个方面：其一，神仙思想导入，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主题经朝鲜传入日本，飞鸟时代（593—709年）宫苑始现池中岛结构，如1086年建造的鸟羽离宫“山池院”成为早期实践；其二，佛教园林传播，随佛教东传的“净土园林”模式在日本生根，平安时代（794—1185年）毛樾寺庭园以象征手法表现极乐世界，石组布局受“须弥山”“九山八海”等佛教宇宙观影响，宗教象征意义较中国本土更突出；其三，曲水流觞东渐，日本飞鸟时代流杯渠残石印证中国士人雅集传统已传入，成为贵族园林重要活动。

此外，官方使团与僧侣也在其间发挥着媒介作用。新罗统一后派遣留学生入唐，将长安曲江池模式带入庆州雁鸭池宫苑，日本飞鸟池苑亦受此影响。唐代作为中国古代鼎盛时期，其园林文化蕴含丰富的规划设计思想与技艺精髓，既体现开放共生、求同存异的文化精神，更通过东亚传播深刻塑造了区域园林的文化基因与实践范式。

2.宋元：文化转译与本土化模式

宋元时期（10—14世纪），中日园林文化传播进入以意境借鉴为核心的深化阶段，禅僧成为主要媒介。鉴真东渡（753年）后，其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园林成为日本“净土式庭园”原型；嵯峨天皇仿白居易庐山草堂建嵯峨院（后改大觉寺），进一步推动了汉诗意境与园林空间的融合。此阶段关键载体包括山水画（如《潇湘八景图》）与禅宗公案中的自然意象。二者共同塑造了日本园林的写意特质。荣西禅师入宋留学4年，将茶文化及林泉生活理念带回日本，为后来茶庭的产生埋下伏笔。梦窗疏石设计的天龙寺庭园以“心”字形湖泊象征禅宗“心性”思想，并在上部山坡布置石组，形成了日本枯山水的雏形。这一时期，中日交流从制度移植转向意境借鉴，中国山水画所倡导的写意美学深刻影响了日本造园的空间表达逻辑，推动其从具象模仿向抽象意境营造的转型。

3.明清：贸易与文人的双向互动

明清两代，随着贸易发展和文人流亡，中国园林文化在东亚的传播进入深化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整体布局模仿转向元素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差异化的本土化实践。日本江户时代受 《园冶》传入的影响，引发“回游式庭园”革新。京都桂离宫以抽象手法简化“一池三山”布局再现西湖景致，中国文人朱舜水为德川光圀设计后乐园时引入拱桥技术与儒学意象，并以“西湖堤”“小庐山”等题名强化文学联想。这些实践虽借鉴中国原型，但更追求神似而非形似，体现了日本独特的简约美学。朝鲜半岛在燕行使臣的推动下，王室园林革新呈现儒家礼制与自然野趣的共生，如昌德宫秘苑保留原始地貌的“不老池”区域，呼应朝鲜“风流道”的自然观。

三、中国风景园林文化模式的传播

中国风景园林思想形成于中国先民生存的上古时期，从对山川、河流、森林等产生敬畏和崇拜开始，风景意识就已经逐渐产生，伴随着昆仑、蓬莱等风景原型的出现，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风景园林文化的起源，可以说，风景园林是基于独特的山水环境与地域文化基因而产生的，文化基因通常源于传说与历史故事，如曲水流觞、黄帝铸鼎、大禹治水、鲤鱼跃龙门等。由人文传说与地方风景结合形成风景文化模式，因其产生的基因不同，最终形成了城市风景园林，并以城市的历史、社会、地域等因素为基础寻求城市文脉的延续，以及历史积淀下的文化模式，如昆仑模式、九宫模式、蓬莱模式等，这些模式都源自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模式在风景园林营造中的应用，其带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基因，体现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伦理的认知。中国风景园林文化模式多源自上古时期先民思想中的诸多风景原型，这些文化模式在历代的演化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范式和遵循法则。

1.九宫模式的传播

九宫模式源于禹分九州，以确定天下空间关系和方位，并以“天子五服、居中为尊”为模式，以井田制为格局，形成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的对称布局。九宫模式作为历代都城及城市布局的模板，被大量应用在宫殿的布局中。由于唐长安文化的大量输出与广泛传播，东亚地区的各个国家都纷纷效仿唐长安城的九宫模式进行城市布局，如渤海国上京、日本藤原京、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平安京都等（图1～图4）都仿照唐长安城进行建设。

图 1 渤海国上京

图2 日本藤原京

图3 日本平城京

图4 日本平安京

渤海国都城模仿唐制，设有五京，从考古挖掘的城市遗址图上可以看出，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按照唐长安城空间模式，将皇城放在北部中央，形成棋盘网格状的九宫布局。日本从藤原京时期开始营建的古代都城，无论在规划设计、建筑风格、还是文化内涵上，均带有唐长安城的鲜明痕迹。日本学者千田稔在《唐文明的导入：宫都的风光》中指出：在中国唐文化中“宫都代表着宇宙”，而日本宫都在象征的形象意义上与中国发生亲缘关系始于藤原京时代。从那时开始，宫被置于城内的北部，以宫为中轴向南笔直伸展至罗城门的大路被称为“朱雀大路”，中国都城所固有的象征意义，在日本被承继。可以说，日本古代的都城建设中，全面学习和吸收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理论和艺术，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的建成正是日本对唐长安城的学习借鉴。

2.蓬莱模式的传播

中国蓬莱模式中的“一池三山”常做成海中立三山的形式，以象征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蓬莱文化在唐朝传入日本，受到了天皇和大名的追捧。据记载，日本飞鸟时期的大臣苏我马子，就在自家庭院模仿蓬莱仙山掘池筑岛，人们都称呼其为“岛大臣”。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一池三山”模式在后期产生了本土化模式，常见形式是池中有一大岛、两岛、三岛或多岛的情况。若为一座岛，则称为蓬莱岛或者神仙岛，若做成两座岛，则分别为“龟岛”和“鹤岛”，取其长寿的寓意。这种新形式的出现，体现出日本园林文化对中国“蓬莱模式”再创作的过程。

自日本奈良时期起，蓬莱模式随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并逐步深化。初期以大伴旅人筑岛植梅等文人实践为代表，呈现未体系化的蓬莱思想萌芽；日本平安时代通过《前庭秘抄》《山水并野形图》等造园文献总结，以及《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等文学作品的仙岛描写，推动了蓬莱意象的成熟发展，劝修寺、大乘寺等现存园林更以“三神山”命名岛域，形成明确范式。日本镰仓至日本安土桃山时代，蓬莱模式虽面临园林手法多样化，仍因上层社会对权贵与长寿的追求保持核心地位，如醍醐寺三宝院“一池三山”的营建；室町时代枯山水盛行，以白沙代海、置石象征仙山的变体设计延续了其神话基因；日本江户时代更发展为“三岛一连之庭”并直接以“蓬莱”命名园林（表1）。总体而言，自盛唐文化输出以来，中国蓬莱文化通过造园实践、文献传播与文学渗透，塑造了日本园林的核心意象，使蓬莱模式成为日本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其从具象池岛到抽象象征的演变轨迹，亦印证了中日园林文化的深层关联。

表1 “一池三山”在日本园林中的应用示意表

注：表中图片来源为作者自绘。

3.曲水模式的传播

东晋永和年间的兰亭雅集之后，“曲水兰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文化模式，随着《兰亭序》、兰亭诗、历代兰亭修禊图的广泛传播，在隋唐时期，更是成为一种士族之间的主流文化，出现在各种的社交场所。据《太平广记》记载：“月上巳日，（隋炀帝）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每年三月上旬巳日，隋炀帝都会聚集群臣于曲江池饮宴观水，杂以木雕、百戏、乐舞，坐享曲水流觞之趣。隋炀帝把魏晋南北朝的文人曲水流觞故事引入宫苑，给曲江赋予了一种人文精神，让曲江的“曲水之宴”逐渐成为一种文化习俗。

日本关于“曲水之宴”记载最早见于485年的《日本书纪》中，“显宗天皇元年三月上巳，增后苑曲水宴。二年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是时盛集公卿大夫臣连国造伴造为宴，群臣频称万岁。”藤原时期，藤原氏模仿中国在河中漂着酒杯举办“曲水之宴”，使其更加盛行。日本每年三月初三是“桃花节”，亦称“女孩节”，从中国传来的“曲水之宴”与日本当地的风俗习惯相结合，也被称为上巳节。平安时期的《作庭记》记载了日本贵族宫殿庭院内曲水营建的详细做法，要求“遣水”的水源向东求取，方向系数讲究“一尺则三分，一丈则三寸，十丈则三尺”，即3%为宜。并且出现了众多相关画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林竹和曾我萧白的《兰亭修禊图》（图5、图 6）。至今日本还有大量曲水流觞的遗迹，如留存于平城京的左京三条二坊庭园的曲水、毛越寺的曲水庭院等。早期园林中效法自然式的“曲水”还可见于日本平城、韩国庆州等地的曲水园林遗存。可见，曲水文化根植于一代代文人、画家心中，成为人们文学创作的常用主题与素材。这不仅影响着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营造，甚至对朝鲜、日本等国家的园林及绘画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5 ﹝日﹞中林竹渓《兰亭修禊图》

图6 ﹝日﹞曾我萧白《兰亭修禊图》

4.八景模式的传播

八景文化形成于魏晋时期沈约的“东阳八咏”，后有唐代王维的“辋川二十景”、卢鸿一的“嵩山十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龙门八咏”、杜位的“新昌八景”，一步步推进了八景文化的成熟。到宋代，八景文化利用文学体裁描绘或加以润色各地域、城市名胜古迹，形成了“潇湘八景”“西湖十景”等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景文化，“潇湘八景”是在洞庭湖附近所形成的8个景点，分别为雨（潇湘夜雨）、雪（江天暮雪）、湖水（洞庭秋月）、雁（平沙落雁）、舟（远浦归帆）、寺（烟寺晚钟）、渔村（渔村夕照）、山市（山市晴岚）。“潇湘八景”形成了“地方八景”营造的传统，并以诗画的方式进行传播。

宋代以后，八景文化逐渐开始在东亚地区大面积的传播，尤其是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较为深远，而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则是对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卷的仿绘。高丽人在12世纪初借入华画家李宁传入潇湘八景图绘，带动韩国八景营造，其地方八景如“西江月艇”呼应“洞庭秋月”，并带入宋迪华北系山水画风格，留存至朝鲜初期呈突出特色。

日本的八景文化除了效仿“潇湘八景”外，还受到宋代“西湖十景”的深刻影响，以湖泊水岸为主景，体现当地独特的地域性自然景色、气候特点和人的生活场景。如葛饰北斋（1760—1849年）的浮世绘版画《富岳三十六景》就以富士山为中心从不同角度描绘周边生活、风景、生产状况（图7）。此外，日本还产生了博多八景、大慈八景、近江八景、金泽八景等（图 8）。与此同时，“八景”也在琉球等地广泛传播（表2）。因地缘适配性“潇湘八景”在日、越等地形成广泛传播模式，通过诗词意境凝练地方景观特色，促成跨国文化交流与精神共鸣，既体现文化模式的扩散衍生，亦彰显不同地域对自然山水、人文意境的差异化感悟。

图7 ﹝日﹞葛饰北斋《富岳三十六景》

（来源：中华珍宝馆）

图8 ﹝日﹞佚名《金泽八景》

（来源：神奈川金泽文库藏）

表2 中国八景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

5.西湖模式的传播

“西湖”最早是以方位来命名的湖泊之一，中国古代城市文献中以“西湖”为名的湖泊记载颇为常见，而“西湖”作为典型风景园林模式的定型形成于两宋时期。杭州西湖自汉朝时期华信筑“防海大塘”始逐步演变为内湖，此后历代地方官民因势利导开展众多系统性治理。两宋时期，在承袭隋唐浚治的基础上，苏轼开浚西湖、筑苏堤，西湖“城湖相伴、山水控带”的外形秩序与“堤桥划分、岛屿环峙”的内形结构景观格局基本形成。并且，随着“亦政亦文亦学术”的文人、士大夫作为文化创造和发展的主体，推动了西湖从自然山水空间演化为文人雅集与百姓游赏的公共文化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审美情境的西湖模式体系，同时产生了以杭州西湖为范本的全国自然风景与人工营建相结合的营造现象，如“东湖”“南湖”“慈湖”等，虽方位和名称不同，但营造义理相通。

宋代以后，大量中国禅僧东渡，随着西湖有关图书和地方志的传入，西湖文化在日本开始广泛流传，涌现众多描绘西湖的诗词和图绘，如策彦周良的“西湖十景”诗、画僧雪舟的《西湖图》（图9）、池大雅的《西湖春图钱塘观潮图》 等。除此之外，日本在造园中也借鉴“西湖模式”，并且在其间融入日本文化，构成“和化”的西湖景象。江户时代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建造的小石川后乐园，其庭院中修筑了模拟西湖“苏堤”的“西湖堤”（图10）。旧芝离宫恩赐庭园（乐寿园）中亦有“西湖堤”景观营建，《乐寿园记》记载：“新筑一道长堤斜设……稚松之并植，欲比苏堤之柳百尺姿，栋梁之势有待焉。略磏之横吟断桥之雪耶，柳观花港之鱼耶。”其中“长堤”如杭州西湖“苏堤”“稚松”类比堤上杨柳、“略磏”指代“断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乐寿园在建造中浓缩了杭州西湖的主要景观因素。

此外，和歌浦养翠园三面环山，白堤、苏堤、孤山、拱桥等西湖景观要素一应俱全；广岛缩景园中架设多座石桥的笔直长堤将池水一分为二；慈眼大师构建的东京上野恩赐公园内的不忍池亦是比拟杭州西湖所做的设计。日本吸收“西湖”风景模式的景观建设，与地方性文化相结合，催生出体现当地独特地域性自然景色、气候特点和生活场景的“西湖”文化，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西湖”风景模式跨国界、跨地域的文化交融现象，同时体现了风景文化模式在传播过程中的扩散性与衍生性。

图9 ﹝日﹞雪舟《西湖图》

（来源：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图10 ﹝日﹞小石川后乐园“西湖堤”

（来源：大桥治三，斋藤忠一《日本庭园设计100例》）

四、结 语

中国风景园林文化传入东亚诸国后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缘的因素，风景园林文化在传播演化中形成较大的差异性，体现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性与创造性。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一和建立都不是基于宗教，而是基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文化的包容性则是中华民族文化主要的特点，中国风景园林的文化内涵正体现这样的特性：九宫文化体现了天下、九州、四海一家的大同世界；八景文化体现了地域性风景的发掘和本土家园人文情怀；蓬莱文化体现了人们对于美好仙境世界的向往；曲水文化体现了士族与民同乐的雅集文化精神；西湖文化则诠释了诗画山水的审美追求与文人雅士物我相谐的栖居理想。东亚地区各国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使得中国的风景文化模式在东亚地区广泛传播。

【本文作者：崔陇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怡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毓婧 ，西南石油大学讲师。 本研究源于国家社科基金科普读物项目意象中国——园林审美文化（编号：24VTS013）。本文已入编《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