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33军：红军中的川军团，走出20个开国将军，军长参加过辛亥革命

1955年9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有一个人本该出现在授衔名单上，却始终没有出现。

王维舟，一个仅比朱老总还小一岁的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护法运动，大革命时期在老家四川创办了第一个党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又是红军军长。

图|王维舟

评衔工作开始以后，评衔委员会把他列进了“须评定军衔且授予”的名单，可就在授衔前夕，王维舟主动找到了党组织，提出不参与授衔：

“连主席都不要大元帅的军衔，我要这个军衔干什么？没有军衔不是照样为人民服务吗？”

王维舟提出不参加授衔，原因也很简单，他当时已经68岁，无论是年岁还是身体状况都大不如前，他想把这个位置空出来，好让年轻人顶上来。

王维舟的高风亮节，让很多人都动容。

十年孤旗，川东星火照巴山

王维舟只比朱老总小一岁，1887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其实要说是农民家庭，也不太准确，王维舟的祖父曾考取前清“贡生”，在当地算是很有名气的，只是家里一直没有置办什么产业，所以家庭经济状况算是一般。

随着后来祖父母去世以后，王维舟的家境就更差，以至于他不得不从私塾辍学去务农。后来为了贴补家用，他幼小的年纪便远赴成都担任学徒、店员维持生计。

苦难的生活使得王维舟恨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1911年5月，清政府财政困难，提出把川汉铁路、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把铁路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借债。

因为清政府宣布把四川的铁路收归国有的时候，并没有清偿修建这两条铁路的民间资本，引起了出资修建铁路的绅士、商人、地主和农民。

后来清政府下令调湖北的新军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客观上为后来武昌暴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维舟也参与了四川这次保路运动，脱险后他返回老家，在老家组织青年“义军”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王维舟出任东乡（宣汉）军政府警备队长。

清政府垮台以后，王维舟参加了靖国军，并历任营长、团长等职。

随后几年时间里，王维舟亲眼见到了军阀混战的底色，为了探寻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离开了旧军队。

1920年，王维舟在上海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笠同志，同年5月经金笠介绍，加入了朝鲜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

同年，王维舟去苏联伊尔库茨克学习时，还坐在台下听过列宁的演讲。

1921年，王维舟从苏联回国，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积极参与工作，1927年，王维舟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这次听讲对王维舟的影响很大，也使得他意识到，中国国情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正处于低潮，王维舟回到川东大巴山，在宣汉、万源、城口交界的固军坝拉起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总兵力三百余人。

队伍刚成型，上级的要求就来了：离开四川，向湖北发展。一千多人走到湖北房县，陷入重围，大部牺牲。留守川东的第二路也在军阀刘存厚的围攻下损失惨重。

1930年7月末，王维舟又在虎城场和南岳场组织起义，合编出第三路，李光华任司令员。

然而由于受到“左”倾错误影响，第三路成立没几天，东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命令又压下来。西罗坪一战，激战三昼夜，队伍损失大半，李光华重伤被俘，英勇就义。

王维舟带着余部退回梁山、达县、大竹三县交界地带。

在意识到敌人强大后，王维舟没有选择再与敌人硬拼，而是化整为零，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王维舟出任总指挥，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并且还开辟了川东游击根据地。

图|红三十三军指挥部旧址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时，王维舟率部极大的牵制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兵力，朱德后来评价说：

“有着这样一批本地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大起来。”

后来的宣达战役中，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军作战，徐向前对这支地方武装的表现相当满意，决定把它改编为正式的红军。

1933年11月2日，宣汉县西门操场上，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下辖第97、第98、第99三个师，蒋群麟、冉南轩、王波分别担任师长，全军一万多人。

这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一支全部由四川子弟组成的红军军级部队。

四番风雨，铁血之师成孤旅

红33军建军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已经发展扩编至5个军八万多人，这个规模也引起了四川军阀的恐惧。

1933年11月，刘湘调集20多万大军兵分六路向川陕苏区发动进攻，当时红33军的新兵还没来得及完成整训，就迅速投入了战斗。负责宣汉杨柳关到开江县高桥两百里的防线，

要知道当时红33军，还谈不上多有战斗力，整体的作战风格，还没过渡到正规作战风格。

图|川陕革命根据地地图

王维舟和杨克明带着官兵在阵地上硬顶了一个多月，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任务完成了，代价是红97师减员尤为严重。

不久之后，张国焘又是一纸命令下来，为了健全各个基层连队，取消了第11、第26、第92、第97师撤销师部，部队并入其他师，同时以又以“部队伤亡大”为由指责杨克明“不会打仗”，撤掉他的军政委职务，调到地方当普通干部。

杨克明后来重回部队，担任独立师师长，可红33军的厄运远未结束。

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11月，张国焘在红33军先后搞了四次“肃反”，数百名优秀指战员被错杀。红97师师长蒋群麟，1933年12月被错杀；红98师师长冉南轩和政委龚堪彦，1934年1月被错杀。

后来红33军师一级的干部，后来只剩下一个王波，因为是王维舟的侄子，得以幸免于难。

至于营团级干部中被牵连的更多，红33军的骨架几乎被一根一根拆掉。张国焘顺势把第98师的番号也撤销了。

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王维舟亲自出面保护下来许多干部。

时任295团书记（秘书）的王定烈被拘禁审查时，王维舟冒着极大的风险亲自奔赴295团处理，经过细致的甄别后，在全团大会上当场宣布释放被拘禁的干部战士，同时撤掉了该团政委的职务。

红33军的番号还在，可下面只剩一个第99师，兵力从一万多人锐减到不足四千人。

1934年11月中旬，王维舟在城口前线奉调赴巴中清江渡参加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后，他被调离红33军，安排随徐向前到中巴县参加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罗南辉后来接替出任了红33军军长。

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红33军承担的都是后卫任务，负责保卫总部机关安全，收容伤员，艰难转战。

懋功会师后，红33军被编入左路军南下，至1936年1月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会师后红33军缩编为红15师，划归红五军下辖。

为了促成两军会师，红五军参与了华家岭阻击战，此战中原红33军军长、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不幸遭遇敌机轰炸牺牲，年仅28岁

不久之后，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等部21800人组成西路军西征，一路血战，除少数人突围外，几近全军覆没。高台血战中，红五军几乎伤亡殆尽，杨克明在城头中弹牺牲，年仅31岁。

从1933年11月成立到编入红5军，红33军作为一个独立番号存在的时间不到三年。

红33军万余名将士，后来幸存下来的几乎寥寥。

红33军于1934年5月从四川军阀刘存厚手中抢下了城口县，并在城口建立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也是土地革命时期重庆唯一的一个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

根据资料记载，城口县当时有5000多人参加革命，其中3000多人多人参加红军或游击队，这其中又有500多人参加了长征。

城口县原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合轩经过多年的摸排调查后发现，红33军中城口籍的战士幸存下来的不到30人，绝大多数战士连名字都没留下。

至于王维舟所在的老家宣汉，全县有名有姓的烈士多达8246人，是四川在册红军烈士最多的县。

一纸辞呈，将军让衔见初心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维舟出任了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并奉令率领一个团驻守陇东，执行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重任。

1943年1月，王维舟出席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毛主席盛赞他：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谢觉哉也题写贺联给他：

“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的缘故，王维舟后来未再亲临一线，所以他把全部的工作都放在了当地百姓身上，还曾对人说：

“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天大的事。”

一次，王维舟看到一个妇人抱着孩子挖难以下咽的“白板土”充饥，当即命人把这对儿母子带回自己家中，提供饭食和衣物，又建议专署（政府）给这位妇女解决五斗粮和一些救济款，并让警卫员带着母子俩去相关部门落实。

后来妇人得知帮他的是八路军的一个旅长，连连称：

“八路军当官的都是大善人。”

朱老总听说后，还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刊文称：

“王维舟完全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儿子和学生，而群众却把他当作保姆和先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玉章、王维舟被党组织派往四川，出任四川省委书记、副书记，当时蒋介石听说后，对王维舟这个擅长游击战的专家十分惶恐。

时任国民党重庆市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以请客吃饭为名，把吴玉章、王维舟请到官邸，当众宣布：

“限王维舟三日出川，否则逮捕拘禁。”

不久之后，国民党当局便把王维舟一家老小塞进飞机，送到了南京，经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协调，王维舟一家才得以幸免。

1955年的评衔工作展开时，王维舟已经离开军队序列，转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评衔委员会没有忘记他，把他和冯白驹、周保中一起列入“须评定军衔又授予”的名单。

王维舟后来主动提出不参与授衔，为年轻人腾位置。

红33军后来出了二十个开国将军，其中原红33军294团团长张仁初被授予了中将，是红33军走出开国将军中军衔最高者。

幸免于难的王波在新中国成立后，调云南省冶金工业局办公室主任，等于说是离开了部队，他后来未参加授衔。

王维舟在各个岗位上，始终兢兢业业，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已经年近八旬的他也受到了影响，即便如此，他还是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了许多老同志，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副主任傅钟，有段时间就是住在王维舟家里。

老部下李中权因受冲击的关系，还特意去找了老首长王维舟说明自己的情况。

1970年王维舟去世后，他的老伴儿马奎宣还记得这件事情，四处找当年四川达县、宣汉县籍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为李中权证明。

马奎宣自己也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但她的职务和级别长期低于和她同期参加革命的同志。王维舟还在世时，有人就劝他不如向组织上反映一下，但他坚决不肯，还对人说：

“不能向组织伸手，比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王维舟去世后，马奎宣也带着家人从组织上分配的四合院搬出来，住进了一个只有三间房的公寓里面，因为收入微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但她自始至终，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要求，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让人不禁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