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卡洛斯·桑塔纳做音乐超过半个世纪，但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围绕他的那些议题，至今仍未过时。种族主义与对移民的歧视，正是他与娜塔莉亚·拉富尔卡德合作新歌《兄弟》（Hermano）的核心。
这首歌于10月29日发行，由埃德加·巴雷拉参与创作并制作。它把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传统民间音乐“松哈罗乔”与桑塔纳标志性的吉他糅在一起，在暴力面前传递共情与团结的信息。这也是桑塔纳与巴雷拉创作合作的又一章——巴雷拉带着10项提名进入2026年拉丁格莱美，其中包括与贝基·G、桑塔纳合作的《Mi Gran Amor》获得的年度歌曲提名。
《兄弟》的故事大约两年前开始成形。当时桑塔纳和巴雷拉讨论这位吉他手下一张专辑的方向，两人一致认为，移民面临的日益敌对的氛围必须被写进作品。巴雷拉回忆桑塔纳对他说的话：“摇滚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谈论街头正在发生的事。”
拉富尔卡德是他们的第一人选。这位墨西哥创作歌手接受了邀请，在迈阿密之行中带着《兄弟》最初的几段歌词到巴雷拉的录音室与他碰面。两人一起发展出副歌，把歌打磨好之后才交给桑塔纳——而桑塔纳照他一贯的做法，又把它推到了另一个层次。
拉富尔卡德回忆，这首歌最初是某天早晨出现在她脑海里的，那时它更像一首歌谣，忧郁得多。她说，这个念头起初带着悲伤，关于人与人之间被撕裂、被打碎甚至被背叛的联结：“如果你是我的兄弟，为什么要对我开战？为什么要朝我开枪？为什么要虐待我？如果归根结底我们是兄弟，为什么还有暴力？”
她提到，桑塔纳见面时特别强调这首歌在当下这类时刻的重要性——一首关于和平的歌，帮人们不必活在恐惧里。“因为活在恐惧中，就像世上最糟糕的疾病。”她与巴雷拉碰面后，为歌曲找到了希望与光的时刻。两人很在意的一点是：它要传递有力、强烈的信息，同时也要给听者带来光亮与希望，成为一首能引发对话、反思甚至争论的歌。
巴雷拉说，桑塔纳来自与他完全不同的世代，但在交谈中，桑塔纳会讲起伍德斯托克和1960年代。他转述桑塔纳前一天的话：当年在美国，人们会因为他是墨西哥人而取笑他，说“那个自以为会用英语玩摇滚的墨西哥人来了”。巴雷拉说，种族主义与不平等对拉丁裔而言一直存在，能唱出这些、为这个问题发声很重要。让他有些担心的是：如果问题如此巨大，为什么谈论它的人不够多？
拉富尔卡德则提到自己听过梅塞德斯·索萨的一段采访，谈艺术家肩负的责任——一首歌如何能唤醒意识、唤醒头脑、灵魂与精神。她说，唱《兄弟》的歌词时自己有两种感受：一方面为歌词映照的现实而难过，另一方面又感激自己处在能唱它的位置。她双手交叉祈祷这首歌能打动人。
歌里有让她深感触动的段落：讲生活的简单、生活的谦卑，讲一个兄弟面对自己的兄弟——持枪的兄弟，和将要中弹的兄弟。她说，这样的歌词很有力量，尤其因为她活在一个花与蝴蝶的世界、自己那个美好的小世界里，唱这样的歌对她很难，但有必要。
巴雷拉谈到自己作为创作者的责任感：他有一个刚满两岁的女儿，每次写歌都会想到她，想象女儿听到这首歌——“你留下了什么？你传递了什么信息？”他说自己终究是艺术家的工具，工作是帮艺术家找到自己、从A点走到B点。他是在演唱会上意识到歌曲的力量的：去看Grupo Frontera的演出，看到五六岁、十岁的孩子跟着唱，他会想，“还好我没写什么不合适的东西”。
他说，这也关乎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代言。像这样一首歌，他们唱给的是拉丁裔兄弟——包括那些在反拉丁裔组织里做事的人。“我无法理解每天做那些事的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如果我们哪怕只让指针动一点点，我都会觉得这首歌和它的目的算是有所成就。”
拉富尔卡德还谈到《Hasta la Raíz》被移民群体接纳的感受。她说，歌就是这样：你把自己交给一首歌，歌诞生后打动人心、进入人们的生活，陪着他们走过你根本想象不到的情境。她喜欢人们把这些歌变成自己的，这让她开心，也让她觉得自己只是这首歌的“孵化器”。“它来自我们，但它不再属于我们了。它属于社群，属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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