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春，山东沂蒙山区，陈毅、粟裕面对地图反复推演战局。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只是几场战斗，而是一支部队能否在敌后站稳、能否把分散的地方武装锻造成正规军的问题。华东野战军后来被称为“最早露头”，根子就在山东抗战留下的厚实底子。
1937年日军侵入山东时，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武装力量并不强。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许多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组织。可山东百姓没有坐等局势恶化，拿起土枪、长矛，结寨自保。共产党山东地方组织抓住了这个机会，把民间抗日力量逐步纳入统一领导。
徂徕山、黑铁山等地的武装相继建立。1938年1月，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军在徂徕山起义；同年，山东纵队成立，分散的游击队开始拥有共同的番号和指挥体系。装备不精，训练不足，却有一个重要优势：兵员来自本地，群众基础扎得深。
山东根据地没有轻易转移。泰山、沂蒙、鲁南、胶东、渤海等区域彼此呼应，部队在反“扫荡”中不断壮大。抗战结束后，山东军区仍保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力量。1946年，山东军区下辖多个二级军区，部队总数达到二十万人左右，这为后来华东野战军的形成提供了人力和组织基础。
“早露头”并不是说华野战斗力一开始就压倒各部，而是说山东这块根据地很早完成了地方武装、主力部队和后方组织的结合。1947年，华东野战军在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中连续作战，逐渐显出成熟的战役指挥能力。特别是孟良崮战役，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华野的声势由此传遍各个战场。
东野的“最壮”，则有着更明显的分量。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重地。东北民主联军吸收了八路军、新四军干部和战士，也汇合了东北抗联等力量。这里人口、铁路、矿产和工业设施相对集中，经过土地改革与整训，部队很快形成规模。
1947年冬季攻势后，东北民主联军收复大片土地，攻防关系发生变化。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统一使用东北野战军番号。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持续到11月2日，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全境基本解放。
有意思的是，东野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人数上。炮兵、工兵、后勤和大兵团协同逐渐成形，使它具备了持续攻坚的能力。辽沈战役结束后，东野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随后又南下参加渡江及华南、西南方向作战。抗美援朝开始后，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中，许多军级单位来自原东北野战军。严寒之下，部队仓促换装，东北部队承担了极重的作战任务。
西北野战军的“最苦”，首先苦在兵力和补给。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西北野战军初期兵力约二三万人，却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彭德怀指挥部队依托陕北沟壑和高原地形，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战斗中连续取胜，硬是把敌军拖入疲惫状态。
这里的困难十分具体。陕北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部队常常缺粮少弹。战士吃黑豆、野菜和粗粮并不稀奇，炮弹必须精打细算。陈毅1948年初到西北考察时，对部队在如此条件下取得战果感到震动。西北野战军不是靠装备取胜，而是在有限条件下把机动、伏击和群众支援用到了极致。
中原野战军的道路最曲折。它的前身是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刘伯承、邓小平长期率领这支力量作战。解放战争初期，中原地区夹在多方力量之间，部队既要支援华北，又要牵制敌军，难以拥有稳定而完整的后方。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连续行军，渡过多条河流，深入敌军腹地，粮食、弹药和伤员安置都成了难题。邓小平曾对干部说：“大别山是我们一定要去的。”这句话背后，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心。
挺进大别山并非一路顺利，部队付出了很大代价，却迫使国民党军队在中原重新部署。1948年5月，中原野战军番号正式使用。随后，部队参加淮海战役，攻克洛阳、郑州、开封，又在渡江战役中突破长江防线。1949年4月渡江后，中野继续向西南推进，参与解放武汉、湖南、四川等地，作战区域不断变化，始终难以按一条直线展开。
四大野战军的番号存在时间并不长。1949年以后，随着全国战局基本结束，部队任务由大规模野战转向剿匪、生产建设和国防驻防。1950年，新的军区体制逐步建立，四大野战军番号退出历史舞台。它们留下的差异，恰恰记录了不同根据地、不同战场和不同物质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统一与正规化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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