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白保国副教授的悲剧时,我们应当守住一条边界:不要把所有自筹经费完成横向指标的教师,都简单归为过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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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良性的学术生态,不能一边设置难以完成的硬指标,一边等待、追责被逼到死角的老师。我们最终要追求的,是让所有教师不必在良知和饭碗之间做选择,安心教书、安心创作,而不是持续制造一场又一场两难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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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酵之后,很多舆论走向了二元对立:一边同情坚守底线的白老师,一边把所有参与虚假横向经费走账的教师一并批判,认为他们主动参与造假、破坏学术风气。在高校从教多年,我明白这个判断太过简单。大量自己掏钱、走合同空转完成指标的老师,本心并不愿意,只是在一套脱离现实的考核压力之下,别无选择。
区分主动投机和被动妥协,是理解这一圈层教师处境的关键。横向课题,对于工科、经管学科是顺水推舟的事,企业有技术、咨询需求,付费真实,项目落地顺理成章。而对于红色文艺、艺术教育、基础人文学科,价值集中在育人、审美传承、公共文化建设,很难持续产生愿意付费的市场主体。指标不会因为学科差异放宽,经费数字是硬任务,写进聘期方案,直接决定能不能继续留在岗位上。
很多老师并不是没有努力。他们尝试对接文化馆、文旅项目,策划展览、非遗整理、地方文艺调研。但这类项目大多公益属性强,经费微薄,很难凑够考核要求的额度。反复尝试之后,合规路径走到尽头,圈内默认的操作就摆在眼前:自筹资金,通过合作单位签订服务合同,资金进入学校账户,完成横向到账记录。
中年教师的退路本就狭窄,岗位背后捆绑的,是一整个家庭的生存安稳。这些教师大多人到中年,几十年深耕校园,社交圈、能力圈都集中在教育和学术领域,缺少市场化谋生渠道。房贷、赡养老人、子女求学,每一笔都是刚性支出。高校教职这份稳定,不是简单一份工资,而是家庭抵御风险最重要的依靠。如果连续聘期考核不合格,降级、转岗接踵而至,稳定生活会直接崩塌。
摆在他们面前不是 “想不想造假” 的选择题,而是 “要不要丢掉工作” 的生存题。白老师选择拒绝,独自承担全部压力;还有一部分老师,选择妥协,自掏腰包走完这套流程。他们清楚这件事有审计风险,清楚违背学术诚信,内心同样煎熬。只是他们没有勇气,用一家人的安稳,去对抗一套自上而下的考核指标。
制度本该引导人向善,而不是不断制造良知和生计之间的残酷博弈。这才是问题的根源。错不是出在一个个普通教师身上,而是这套一刀切的量化考核,没有尊重学科差异,没有落实 “破五唯” 要求。管理者偏爱经费指标,因为数字清晰、容易统计、方便向上汇报;而教学质量、艺术创作、育人成效,评价成本高、难以量化,于是被放到次要位置。当横向经费从 “鼓励服务社会” 变成上岗的硬性门槛,灰色操作就会持续滋生。
我们必须厘清:为虚假项目辩护和理解困境,是两回事。虚假合同、资金空转,属于财务和学风风险,一旦核查,依规处置无可厚非。但不能因此忽略:这套机制本身,就设置了一个普通人很难完成的任务。当合规努力的上限达不到考核下限,就会源源不断把本分教书的人推入灰色地带。
真正要纠偏的,是评价标尺,而不是只去审判夹缝里的教师。如果分类评价真正落地,艺术、人文教师的考核重心回归课堂、作品、人才培养,横向社会服务变成自愿参与的加分项,不再是一道卡人的门槛,绝大多数老师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没有人愿意常年自掏腰包、提着心走一套随时可能被追责的流程。
白保国老师的悲剧,是这套扭曲评价机制的极端结果。而那些选择妥协、自己买单凑横向经费的老师,同样是这套机制的受害者。舆论不应该一边同情坚守底线者,一边不加分辨地谴责所有妥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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