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方广强｜方介堪印学人生及与张大千交游

方介堪先生（1901-1987)是近现代篆刻大家，一生刻印四万余方，著有《玺印文综》《两汉官印》《古印辨伪》《秦汉对识拾遗》《介堪论印》等书。

“印学崇岭——方介堪的艺术世界”大展前不久在上海海派艺术馆对外展出，呈现了方介堪先生的篆刻、中国画、书法、文字学、诗词学术研究成果等三百余件作品。方介堪先生年少于上海成名，与张大千、徐悲鸿、吴湖帆等交游笃厚，其中与张大千合作最负盛名，“大千作画、介堪治印”的“张画方印”，成为近代艺坛佳话。晚年飘零，藏品尽失。其子方广强耗费近五十年搜集、赎回父亲大量墨迹篆印手稿，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专访时，年过八旬的方广强说，守护这些遗存是作为“儿子对父亲的交代”，希望通过展览传递老一辈艺术名家重情义、轻名利、人品先于艺品的精神。

方介堪（1901—1987）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第277期封面，1937年方介堪（左5）与张大千等在雁荡山。注：存图点击二维码可阅读更多

方介堪（1901—1987），浙江温州人，祖籍泰顺，原名文榘，后更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号玉篆楼主，晚年自号蝉园老人。他16岁起以刻印写对联贴补家计，二十五余岁赴沪，拜海上名家赵叔孺为师；后受刘海粟礼聘，出任上海美专书法篆刻教授，成为我国近代美术院校中最早系统开设金石与篆刻课程的先行者。此后数十年间，他先后任教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校，出任第一、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评审委员，应马衡之邀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并与吴昌硕、张大千、黄宾虹、何香凝、谢稚柳等名家切磋论艺，深度融入海上艺术文脉，成为海派金石书画体系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50年代，方介堪被任命为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兼任温州市博物馆馆长，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备受折磨。晚年倾力投身地方文物保护与篆刻传承，培养了一批书画篆刻人才。

1979年，方广强与方介堪

方介堪的艺术人生与他的朋友圈

澎湃新闻：“印学崇岭——方介堪的艺术世界”是您父亲方介堪先生在上海的第一次大展，他可以说是海派篆刻大家，上海是他艺术生涯的成名之地，这次展览的不少藏品可以说是经过您几十年的征集整理与守护，到上海办展，和在温州等地办展的心境也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想请您讲讲这次展览的筹备与体会。

方广强：我父亲到上海是 1925 年，当时他 25 岁。刘海粟先生知道我父亲，从 25 岁起，上海这片土地滋养了我父亲。来到上海之后，他结识了很多上海文化人。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是经亨颐先生。经亨颐先生当时担任浙江省文化厅长，赏识我父亲的才气，也知道他家境贫寒。那时候我父亲初来上海住在上海西泠印社印刷厂传达室，晚上帮厂里看门值班，白天外出接篆刻的活。就在西泠印社印刷厂旁边的福州路，有个九华堂。当时有不少文艺人士经常晚上在那里聚会，我父亲就在那儿认识了丁辅之、王福庵等上海一大批艺术家。后来经亨颐先生邀请我父亲住到他家里，和他的秘书同住一室，在绿杨村一楼后侧，楼上住的是何香凝、廖承志一家人。平日里经济上遇到难处，都是经亨颐先生接济帮忙。但经亨颐先生一生清廉，过世之后，连修坟墓的钱都拿不出来。我父亲得知之后，赶过去出钱帮他料理安葬事宜。

经由经亨颐先生引荐，我父亲结识了柳亚子、陈叔通、马衡等一众民国文化圈名流。之后经马衡先生举荐，父亲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得以大量接触、鉴定古印，文字学功底由此得到巨大提升，还在故宫认识了商承祚、容庚等古文字研究的大家。上海这段经历，对他的印学与古文字修为、眼界格局影响极深。

方介堪篆刻削帖本

澎湃新闻：这次展览大量展品，都是您几十年抢救搜集而来，十分不容易。那这次在上海，您是怎么挑选展品的？

方广强：这次展览遴选了一百多位我父亲生前的老友相关文物，像郭沫若、林语堂、丁辅之、王福庵、张大千、唐云、谢稚柳等等这些海派艺术家的相关遗存都有展出，既是呈现我父亲的艺术，也是展现他完整的朋友圈。

老一辈人之间的情谊，是很动人的。1976年浩劫结束之后，我父亲脊椎受伤，是离开上海后第一次来上海看病，唐云看见大冬天他穿得十分单薄，特意跑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给他买了一套呢子服装。那个年代物资紧张，呢料都要凭票供应，这套衣服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东西。

后来我父亲再来上海就医，谢稚柳先生安排他住进国际饭店。父亲的学生刘一闻去探望，还感慨我父亲身上背心都破出一个个小洞，却住在国际饭店。这些，其实都是唐云、谢稚柳这些老朋友在暗中关照。

澎湃新闻：老一辈这些艺文界名流真是有义气。

方广强：是的，还有吴青霞先生，每次招集上海友人聚餐，对外都说是我父亲做东请客，但所有饭钱实际都是青霞阿姨她自己悄悄支付。 另外还有何时希先生，那时候上海物资凭计划分配，他每个月把配给到的面筋、豆腐皮晒干打包，托人送到温州，给处境艰难的我父亲补充营养。我手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我父亲向他借钱的借条，日子过得十分窘迫。

“大千作画、介堪治印”的往事

澎湃新闻：您父亲和张大千先生交情极深，也有很多广为流传的故事，比如《一山送别图》，你印象里是怎样的？

方介堪与张大千

方广强：当年我父亲担任温州博物馆馆长，张大千收藏有一幅18 米长的《一山送别图》，画的是温州瓯江山水风物，有数十位名家题写诗词，属于十分重要的温州地方文献，这幅画保存在张大千的大女儿张心瑞手里。我父亲就劝说她，希望这件文物能够留给温州博物馆。

可没过多久动乱开始，我父亲被关进牛棚，失去话语权。画作已经送到博物馆，但馆里拿不出作为奖励的200元的经费，张心瑞那边又接连来信催款，当时她儿子生病等着做手术，急等着用钱。

博物馆无力出钱，我父亲就只能自己凑：向学生林剑丹借了 50 元，把家里仅剩的一张红木饭桌卖掉换了 40 元，再从自己运动时期每月被扣到只剩26 元的生活费里挤出 10 元，凑齐整整 100 元寄给张心瑞，以给对方一个交代，现在这幅画是国家二级文物。

张大千对我父亲也多有关心照拂。1949 年上海闹米荒，有钱都买不到粮食，张大千离开上海时弄到一卡车大米，给每位好友都送上一袋百斤大米，我父亲就是靠着这一百斤米渡过难关。张大千离开大陆之前，又留下二十幅画作，托朋友带到温州，说如果日后我父亲日子困苦，可以变卖画作应急。可惜中间人出了问题，这二十幅画我父亲一幅都没有收到。

还有一件事，谢稚柳的哥哥谢玉岑，照顾染病的夫人，自己不幸被传染，不到四十岁就离世。张大千就和我父亲商议，两人各拿出两千银元抚恤他的聋哑儿子。我父亲变卖一件文物所得十几两黄金，用变卖所得承担这笔开销。六十年代交代历史材料里写过这笔钱款的去向，这些钱一部分抚恤遗属，一部分用来修墓、赈灾、出版，当时上海的报纸也报道过这件事。张大千晚年在海外，心里最记挂的两位大陆老友，就是我父亲和谢稚柳。

1946年张大千赠方介堪的照片

张大千还有一批很有名的藏品。当年西北发生地震，出土一块化石，甘肃的军阀是张大千的亲戚，把这件疑似 “龙角” 的化石送给了他，后来才确认实际是古象牙化石。张大千把这块化石锯成四十八方印章，专程带到上海，请我父亲治印。这批印章不少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几年我从张大千后人手里征集到一部分印章，这次展览也展出了其中一方象牙化石印章。

在上海展出的方介堪印章，包括象牙化石印章

四十八方印里面，有两方最精美的印章在送件中途被盗窃，1966年后被何时希先生购得。故请我父亲到上海鉴定，看到这两方印，又愧又悔，专门写了《龙角蜀记》记录这件事。可张大千丢失两方最精美的印章自始至终，没有说过半句埋怨的话，这份胸襟格局，实在令人敬佩。

澎湃新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您父亲与张大千重新联系上后有哪些交往？

方广强：1975年以后，开始有海外来客探望父亲，通过他们得知张大千的海外信息后，我父亲于当年新春佳节，写下《和大千、静农等老友唱酬》唱酬的诗词，并篆刻《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张氏大千》《三千大千》《西蜀张爱》等印章，边款落文：“与大千自沪之别瞬将二十有七年矣，天涯海角结想为劳，今篆杜句以赠籍寄以思。”并托泰顺朋友购当地名茶与相关礼物，拜托荷兰侨胞夏俊杰先生，转交台北大千和台静农两位世伯。无奈关山万重，世事多舛，所托交物件，直至八十年代初才送抵摩耶精舍张大千世伯手中。大千先生即时回函，也托夏俊杰先生转交，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直至2001年，先父百年诞辰庆典之后，此几封信件才转到我手中。想那动乱年代，先父常手持大千世伯书信，默坐斗室，暗自流泪。两位耄耋老友企盼数十载，而音信不通，尺素阻隔，人间憾事，莫过于此。

方介堪印章

方介堪篆刻边款

1979年，父亲临近八秩寿辰，张大千世伯特地嘱托香港张应流先生来温州探望，其时父亲所居住之蝉园，因屡番抄家，破陋不堪，被打残脊椎的病躯，卧床不起，满脸病容，衣衫褴褛，张应流先生恂恂然进入先父阁楼斗室，转呈大千世伯为先父所绘的泼彩山水一幅，执礼甚恭，先父见之，拱若瑰宝，将图藏之枕边，闲时展阅，老泪扑簌，其泪也，不知其多少隐衷隐含其中。

1982年秋，张大千先生嘱张应流先生再度来温州，带来《东方朔献桃上寿图》一幅，“大风堂精制花青颜料”两缸。同时还带来先父老友台静农先生的《水墨梅花》斗方一幅、高丽参一包。张应流先生告知，大千先生正在绘制巨幅《庐山图》，因原先印章不复可用，要求先父镌刻四方大型朱文闲章，并附上大千世伯的亲笔信函，函曰：“敬乞介堪吾兄赐刻《以放易庄》、《以简易密》、《闭门造车》、《有此山川》，以上四印一寸半左右（，或二寸长一寸宽，并兄来文为感盼也，弟爰叩首。”

其时父亲虽已是风烛残年，且生计困苦，衣衫褴褛，脊椎伤残，腰挂导管尿袋，见信后，即嘱我去青田山口镇选择石料。启刀前由我抱他坐上藤椅，移至画桌案前。他精心揣摩，落墨奏刀，夜以继日，刻下八方巨印，并在边款上刻下：“大千八兄，近书来属，为刻印四方，文曰‘以放易庄’、‘以简易密’，尽得箇中三昧，其意境高远，所谓胸罗万象，笔有千秋是也，谨识数语，以志钦佩，遥乞欢教正、壬戌九月八十二叟，弟介堪方岩作于温州松台山下之晚香堂。”在另一方印的边款上又刻上：“与大千八兄海上一别，将三十有四年，一水之隔，相思万里，倘梦境是真，则精舍草坪渐平矣，介为作斯印，益增怅惘，正不知来日天涯何处能重见君颜，握手言欢，想同有此感也，壬戌十月朔日八十二叟弟介堪方岩并志。”

然则天不佑人，不久传来噩耗，《庐山图》画未竟成，张大千先生后溘然长逝，父亲闻听消息，老泪纵横，竟致成疴。

澎湃新闻：你父亲与赵丹黄宗英等人也有不少交往吧？

方广强：我父亲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黄宗英夫妇的交往，缘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艺坛。黄宗英是著名艺术表演家、作家，出身于瑞安名门望族黄家，是瑞安名流黄绍弟的孙女，她的父亲是清末工科进士黄曾铭，赵丹也因此算是瑞安女婿。

赵丹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方老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美专”是进步学生聚集的地方，常闹学潮。赵丹很活跃，曾被当局逮捕。我父亲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和同情，曾出面担保援救过赵丹等学生。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赵丹不忘师恩，经常给方老师送烟酒接济。1964年，赵丹、黄宗英夫妇来温州拜望方老师。自此，方先生认识了黄宗英，得知她是瑞安人。

世事纷纭，师生各自历经沧桑，然而情谊不渝。方介堪身处逆境、病卧温州之时，正是赵丹病入膏肓、行将辞世的七十年代末，赵丹节衣缩食省下三十元钱，郑重交托夫人黄宗英，转寄给温州的恩师，以接济他的生活。区区三十金，在当时不过是杯水车薪，但师生二人患难相顾，不因贵贱荣枯改变交往的一片真心，尽显其中。八十年代，黄宗英时常写信给方先生，关心先生生活、健康状况等。赵丹、黄宗英夫妇对方介堪的情义之深厚，堪为二十世纪上海、温州艺坛一段师生相敬相惜的佳话。

澎湃新闻：无论是张大千还是赵丹与你父亲的交往，都可以看到前辈文人重情义、轻名利的品格，让人感慨，这想必也深深影响了您，你印象里你父亲的家教是什么样的？

方广强：我父亲教育子女，最先教的从来不是写字刻印，而是做人。我还没上学的时候，我们住在江心屿文管会。有一回我随手撕了一张温州文管会的公务便签拿来涂画，被我父亲看见。他严肃告诉我，公家的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能拿来私用。第二天，他专门带我到温州府前街宋林斋文具店，给我买来属于自己的纸笔，告诉我只有自家的东西，才可以随便使用。公私分明，是刻在骨子里的底线。

他还教我们交友处世：朋友远道而来，就算借钱，也要好好招待；借钱接济朋友，千万不能主动上门催讨；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助人，有多大力量帮多大忙，这样才能交到长久真挚的朋友。

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八人，其中四人参军，海陆空都有，两个人奔赴朝鲜战场，我的大哥牺牲。当年我去当兵，父亲专门为我刻一方印章，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热爱祖国。后来受父亲的身份牵连，我从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复员，失去正式工作，从部队回到社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方介堪印存等著作

方介堪手稿

重新认识方介堪，读懂那一代人的精神

澎湃新闻：您父亲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期是什么样的？

方广强：最艰难的就是 1966到1969 这三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在一次运动中，那些人把他从台阶上一脚踹下去，造成脊椎错位，此后整整十七年卧床不起。家里前后被抄家七次，所有藏品洗劫一空，最后就只剩下两张板凳、几块床板。那些人曾经打算砸毁江心屿从宋代流传下来的三十四方石碑，还要破坏温州博物馆库房文物。我父亲心急如焚，紧急发电报给浙江省文管会，建议把这批文物埋入地下保护。但最后珍贵古碑还是遭到损毁。

澎湃新闻：那您后来是怎么积攒财力，收集整理父亲遗存的？

方广强：1970 年代我刚从部队回来没有工作，当时环境特殊，我办过地下工厂，做羽毛贴画，后来又做木雕盒，赚到第一桶金。七八十年代大家还在争当万元户的时候，我已经是十万元户了。

我父亲特意告诫我，有钱千万不能做文物买卖生意，日后容易说不清楚。你喜欢搜集文物，只能把我们家过去流失的东西收回来，其他文物不要沾染。

我人生第一次赚到钱之后，就托人从香港花 500 元买回一台窗式空调，给常年卧床的父亲使用，还专门请上海的名医给他诊治伤病。

也是在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我开始了近50年的奔波，辗转于上海、南京、四川、台湾等地博物馆、艺术院校、方介堪先生故交处，到处寻找，赎回散落在海内外的父亲的墨迹、印稿、印章、信札以及部分父亲收藏过的夏商周三代鼎器金文拓片与玺印文综手稿等等古文字手稿残页，有些东西买不来，就留下影印件。

上世纪90年代，我倾尽全部积蓄，在温州建成一座 1800 平方米的方介堪纪念馆。可惜后来在2021年城市开发，这座纪念馆被作违章非建拆除。如今，只有泰顺政府新建大型方介堪艺术馆，温州博物馆里面，如今存放着我父亲捐赠的青铜器及出土文物、名家字画，都是馆内镇馆之宝。

目前我收集到父亲和各界名人往来信札一千多封，书画数百件，印章数百方，手稿一万多片。我给自己定下规矩，全部整理编辑出版，藏品只进不出。

我联合上海书画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了三十多册研究我父亲的著作；还请西泠印社的资深装裱师傅，钱立新先生对全部藏品做专业装裱。

1973年，方介堪与其后辈在一起

方介堪手拓《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劵》，沙孟海、陆维钊、韩登安等题跋

澎湃新闻：这次在上海办展，您希望带给上海观众什么样的感受？

方广强：上海的这次展览，从诗、书、画、印、文字学五个维度，完整展现我父亲的艺术生涯。我最想传递的理念就是：搞艺术，人品是第一位，先有人品，才能出高品质的作品。

现在很多人凡事向钱看，但老一辈文人重情义、轻名利的古风，值得被看见。我父亲一生十分勤奋，近代文艺名家里面，张大千作画超过四万幅，我父亲治印也超过四万方，两个人都是极为勤勉的代表。

澎湃新闻：那站在儿子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您父亲的印学成就？

方广强：我父亲一生极其勤奋。近代勤奋的艺术名家中，张大千是一位，他一生的画作逾四万幅，1940 年代的《申报》上面登过一篇郑午昌先生写的文章，讲到方介堪在上海二十年，刻的印章起码超过两万方。其实我父亲一生的篆刻印章数量，至少超过四万方。

上海方介堪艺术展现场 海派艺术馆

我耗费半生搜集整理这些遗存，这是作为儿子的历史使命与对父亲的一份交代。希望上海观众看完展览，能够重新认识方介堪，读懂那一代文人的精神。每当想起父亲，总是悲喜交加，悲的是他一生坎坷，所遇不公，喜的是他的艺术成就与推广乡邦艺术也得到了公认。他一生所刻的数万印章，为世人所追捧。他培育的学生德艺双馨，名满天下。他对温州文化艺术的贡献，他主创的温州博物馆，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顾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