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提示我们，文学是生命诗学

中国科幻创作的历史不算长也不算短，它跟百年新文学几乎同步出世、成长、发展。它跟主潮文学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它不仅是丰富的，也是驳杂的；它不只是俨然实存的，还是相当神秘的。

梁启超对中国科幻催生试笔之时，一切都在蜕变新生，中国科幻文学萌芽的阶段，和德先生、赛先生同体，和文学革命在一起。在百年新文学的大潮边缘，它担负着独有的使命和功能。它虽不是定然的需要，也不是必需的任务，但是正因为这一点，科幻文学没有过多缠绕的关碍、没有过多成规的约束，一直在相对开阔的空间寻找着自己的触发机制和生成路径。到了新时期以及新世纪，它攒足了积蓄，迎来并焕发出自己最具光芒的神采的时刻。从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肖建亨、刘兴诗、王晓达、金涛，一直到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何夕、星河、杨鹏以及江波、陈楸帆、宝树、阿缺等几代作家群，特有的思想艺术维度，决定了它的书写界阈跟其他文体相比更加宽松和宽展。

能把百年中国科幻的轮廓勾勒出来，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创作到研究，以及所旁及的传播光谱，并连带着社会环境影响、时代模塑因素等等，再从中理出线索，找到机遇契合的气候、实虚照应的根脉、形态衍生的枝叶——将科幻文学的历史流变和审美构成弄清楚，可以想见需要付出多么艰辛又勤奋的努力和多么扎实而智慧的劳动。

煌煌三巨册的《百年中国科幻史论》，确实是罕见的重量级科研成果。科幻文学史是这部书的核心部分，但这又是一部典型的以史带论的著作——科幻发展当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科幻文学从头至今所经历的种种情状，都从这本书里能够找到确切的记录和精到的阐释。

在众多的科幻研究者当中，王卫英是集组织者、观察者、论述者、推动者于一身的“活态”学者。她和她的团队展现出头脑清醒、底子丰厚、见识深广的理论能力、逻辑能力和行动能力。这一部百年中国科幻史论，从来龙去脉上，给中国的科幻文学呈型显势，无论是对创作还是对研究来讲，都将带来持续性的深刻影响。

在对科幻创作、研究、传播主体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触摸中国式科幻文学的演进史，更重要的是，这部大书，不仅仅是在描述已有的中国科幻，同时也在预示未来的中国科幻。

中国科幻文学在世纪之交以来的二十余年间实现了真正的崛起，其面貌日益清晰，格局渐趋分明。从韩松的“深故事”，到王晋康的“重故事”，再到刘慈欣的“大故事”……每一位标志性作家皆以不可替代的创作个性构成了这一文类不断拓展的版图。

科幻文学的特质之一，在于它对人类恐慌的敏锐捕捉。《流浪地球》中人类背负地球寻找出路，绝地拯救，也唤醒了“拖家带口”的中国式温情力量。《行歌三叠》的文化底蕴和现实关切，让科幻的智者仁心，蕴含着中国式天道担当，更融合着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科幻创作的冲动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心的忧患意识与对变乱宇宙的深切知情——勘察、审视、探源、提问和辨析、整饬、呈现、试答，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共时的那一刻，生命体所面临的重大危机。归根结底，这仍是一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审美建构。

由此出发，可从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科幻特别是近二十年的中国科幻创作。

其一，科幻与科技道义的关系。科技伦理困扰人类数百年，马克思、恩格斯亦曾辨析批判过技术对人的异化。科技发展到智能时代，人类面临新的制造物与自身的更复杂的冲突，中国科幻对此一直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和深沉的思考。它们开辟出世界性难题背景上的中国式科幻视域，体现出新科技开发应用者的生存理性、人文学者的诚挚忧患和未来学家的热忱情愿的众声喧哗，科技主义与“大道之行”的彼此排斥又相互成就，它们有时并置有时遇合于文本，给读者留下选择的余地，也让文学的“民意”自然而然地在“情义”的不可割舍中汇聚。

其二，科幻与英雄主义的关系。我们强调“我”、强调主体、强调人类，时日已久。然而所有的“我”、所有的“我们”，皆在他者的裹挟中艰难存在。传统写作往往将世界越写越小，主体的膨胀遮蔽了对客体的敏感，因而过于在意自我“存在感”的创作，丢失了“现实感”也是理所当然。而科幻小说则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客体的庞大与洪荒之力。它充分跃入人类现实之河击水前行，展现了一种正视巨型客体之后而意欲重建强大主体的英勇力量。

科幻文学大抵离不开灾难想象，中国科幻包含了绝境，同时也超越了应对绝境的绝对强势化设置，在灾难中试图建立生命共同体的英勇盟约，以此支撑捍卫生命价值的信念和追求经典传世的创作意义。

其三，这也是最根本的层面——科幻与人文情义的关系。科学理性固然是科幻的筋骨，但文化才是科幻的基因，态度才是科幻的动能。一切优秀的科幻小说，归根结底都是人文情义的担当。有人对《三体》的评价仅止于丛林法则，我以为失之偏颇。在那些残酷严峻的表象之下，涌动的仍是人文情义——作为有思考能力的生命体，我们究竟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是平衡，是抚慰，还是救助？我们的创作践行着科幻的现实关怀和人文探寻，自然—道—天—地—人这样的层级承载，正变为“智能化”和“情志化”的综合容纳与糅合生成，回应着科幻文学始终追问的文明课题和共生指向。

由是观之，我们不必质疑“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化定义，但科幻的发展，让文学已经不仅是“人学”，它还是“人类学”“世界学”“宇宙学”，科幻正在让文学的本质化定义发生从本原性而来的创造性转化——文学是生命诗学。

传统的现实主义在面对今日科技剧变与文明冲突时，已显露出某种单薄与局限；而科幻以其立体的、多义的叙事建构，持续张大思想体量和艺术能量。中国科幻作家努力将技术变革与人的能力与局限、人类文明的歧路与出路紧密相连，在算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前沿领域持续追问生命的整体去向。这种写作重新接续了从托尔斯泰、雨果到海明威的方位感与方向感。科幻文学不仅是一种想象力的游戏，更是一种认知力的探险。

面对今日世界时不时显露的“夺命之大”，科幻所做的乃是持久坚定的“续命之微”——是在智性产能无度繁衍的覆盖情势下对一线生机的指认，是在情义的执着守望中对庞大而脆弱的生命体的共同命运的重新把握。

《百年中国科幻史论》以卓越的学术劳绩告诉我们，中国科幻来路清晰；三代同堂、英才辈出的创作群体也以坚定的自信示意世界，中国科幻前程远大。科幻文学理应在当代文学正典的序列中占据应有之位，甚至成为具有引领性的力量。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百年中国科幻史论》，王卫英主编，即将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此文为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