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手那天是12月19日,周日下午。
我把银行卡里的余额截了图——上面显示的是58632.41,这是我工作四年攒下的全部积蓄。三万是他的,我准备转给他,备注写的是“结婚基金退款”。
我爸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抽的是红塔山,一根接一根。老妈在厨房擦灶台,那块抹布来来回回擦了三十分钟。我们没有吵架,没有摔东西,谁也没有吼,比任何一次普通对话都要平静。
卡里的六万块钱,本来是要做首付的。武汉光谷东那个楼盘,87平米,两室一厅,精装交付。我们看了三个月,置业顾问都已经认识我们了。甚至样板间里哪个插座位置不合理,都能倒着背出来。
彩礼定好了,8万。婚纱照订了,4999的套餐,还没去拍,人家说定金不退,就算了。婚庆公司那边付了2000定金,说不办了,对方还劝我们改期。
怎么改?日子都要到了。
我只跟妈妈说了一句话:“妈,我不嫁了。”
她就用那块抹布擦灶台,擦到厨房的灯光把她的手背照得发白。
我和他谈了五年。大学同学,他学土木,我学会计。毕业后我进了一家代账公司,跟着老会计跑政务中心,三伏天在大厅排队,被插队了只能小声商量。
他去了一家施工单位,常年驻在恩施的山里的项目部,一个月才回一次武汉。
五年,差不多60个月,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不到一年半。
账是这样算的:每次他回来,住三天——火车去恩施要四个半小时,周末来回就要九个小时。他项目部条件差,宿舍六个人,暖气时灵时不灵。
他跟我说那边零下五度的时候,我不信,他就发视频给我看——窗户上结了冰花。
有一次他半夜发高烧,我硬是在电话这头守到凌晨三点,听着他在那边喘粗气,整颗心都提起来,耳朵贴紧听筒,不敢挂断。第二天他又去上班了,下午交完材料才去卫生院打针,医生骂他怎么拖这么久。他在电话里笑着说没事。
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我们就是这样,在分离和相聚之间拉扯着度过了五年。
直到他父亲查出了病——肺上有个结节,需要去同济拍CT。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钱要紧了。
首付6万肯定不够了。工地上的工资是年底统一结,他这两年攒了差不多4万,加上我攒的钱,我们本来计划明年上半年就去看房。
他爸这一病,费用无底。他弟弟还在读大二,学费生活费都需要家里分担。我爸妈这边的态度很清楚:他家的事是他们家的事,但婚不能拖了,眼看就要29了。
谁家的姑娘都没有这么耗的。
双方家长坐到一起吃饭,是在黄陂街上的一家餐馆,点了鱼头泡饭和肉丸汤。都是湖北菜,他爸喜欢吃鱼头泡饭。我妈抽着空问他爸:“彩礼8万,你们能准备到位不?”
他爸没说话。他妈放下筷子,说的是:“孩子治病要紧。这婚要么再等两年?”
我妈放下筷子,语气平淡:“等两年?我女儿都31了。”
没人再说话。就是这一句话,把五年的感情切断了。
没有背叛,没有狗血,只是因为钱不够,要往后拖两年。而我妈说的那句话——我女儿都31了——其实是站在她自己的处境里替我做决定。她见过太多因为拖而散伙的姑娘,她不想我也变成那样。
他送我回家,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武汉12月的风很大,他把外套脱给我穿。我说不要。他说你拿着,我回项目部了。
我问他:“你到底怎么想的?”
他沉默了很久,说的是:“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吃苦。”
我没有哭。我说:“你从来没问过我,我吃不吃得下这个苦。”
他把烟点燃,抽了两口,又踩灭了,抬头看了看我家阳台:“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先遇到你,可能我能娶你。”
这是什么话?好像现在我们认识晚了似的。
他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穿过小区门口的路灯,被灯光一段一段拉长,最后消失在拐角。
那六年,我以为我们一定能走到结局。我们做过所有情侣都做过的事,规划过孩子的名字,商量过房子装修的颜色。他喜欢原木风,我喜欢黑白灰,我们争了三天,最后他妥协说:“那就黑白灰吧,儿子归我给你带。”
现在这些都成了废话。
我没有删他的微信,他也没有删。我们的聊天记录还停在那天他发送的那句“我到恩施了”。之后谁也没再发过消息。
我妈问我:“还恨他吗?”
我说:“恨有什么用?恨了就能有钱吗?”
分手后,我搬了一次家,换了一份工作。从代账公司跳到了一家做生鲜供应链的企业做财务主管,工资涨了一截,但加班也变多了。
每次忙到晚上九点,公交车上人很少,我靠着窗户坐,耳机里放着歌,歌单还是他给我建的,微信读书里还有几本他没读完的书。
我把他留在我的生活里,像留着别人落在家里的雨伞,明知道不会有人来取,也不舍得扔。
第二年年底,我在公司加班做年终盘点。财务部只剩我一个人,值班室开着绿色的小台灯。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是他。
“是我。”
“嗯。”
“我在武汉。想请你吃个饭。”
我顿了一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他在电话那头像是怕被我拒绝,连忙补了一句:“我爸的复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结节是良性的。手术做完,现在恢复得还可以。”
这句话很近,也很远,像他以前在山里给我打电话时,信号断续时传来的声音。
我沉默了一会儿,才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什么时候?”
星期六。中午。街道口的一家湖北菜馆。就是当年双方家长吃饭那条街,旁边隔了两家门面。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清水,看到我进来,站起来。穿着深灰色的外套,头发剪短了,看起来瘦了不少,但精神还好。
我们点了清蒸武昌鱼和排骨藕汤。我不敢点鱼头泡饭。
他先开口:“房子我买了。”
我抬头看他。他说:“不是在光谷东,在江夏。小户型,50平。首付是我自己攒的,加上亲戚借了一部分。能住。”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盒子,木头做的,很粗糙。他说:“自己做的,项目部那边废弃的木料。做了两个月。”
打开,里面是一串钥匙。
他推过来:“你愿意搬过来住吗?”
我说:“这算什么?你要是光明正大求婚,就好好求,别拿个钥匙糊弄。”
他笑了,然后又沉默了。
“那时候……我不是不要你。是我没钱。我不敢说要娶你,我怕你跟着我,连病都看不起。”
我说:“你知道吗?这一年多,我从来没遇到过什么人。”
他问:“那你怎么不找我?”
我没回答。因为说出来像气话,但其实是真话:“我怕你没钱会躲着我。”
那天吃完饭,他没有送我回家。他自己坐地铁走了。他说:“我不逼你。你自己想好。我把房子的位置发给你,你什么时候想来,我都在。”
他发来的定位,在江夏区,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楼盘。
我保存了,没有删。
后来,我偶尔去江夏那边走一圈。那个小区还在建,路还是泥巴路,但周边有学校,有菜市场,还有一家正在装修的超市。站在那块泥巴地上,我看到的是五年前的我们,在光谷东的样板间里,争黑白灰还是原木风。他那时候说的是:“儿子归我给你带。”
谁说他没出息?他已经买了房,付了首付,还完贷款,他还有钱养儿子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说的那句话——你愿意搬过来住吗——我是心动的。
那天我妈打电话问我:“周六去相亲,张阿姨介绍的,银行上班的,有房有车,你见见?”
我说:“不了。”
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我想了想,说:“妈,我要搬去江夏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我妈问:“是他?”
我说:“是他。”
她挂断了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发了很久的呆,然后看向搜索框里那个地址。我买了下周六的车票,从汉口站出发,去江夏。没有告诉他,想看他见到我时的表情。
旅程两个多小时。高铁,到站之后转公交。下车的时候下着小雨,我撑着一把黑色的伞。到了小区门口,保安问我要找谁,我说了房号。
电梯到了五楼。我敲门。他开的门。看到我,他愣了三秒,然后笑了。
他瘦了、黑了,但笑起来的样子,和五年前一样。
我站在门口,把伞立在墙角,说:“你以为我不会来吗?”
他说:“我准备等。等多久都行。”
我把手里的行李箱往前一推:“我不走了。”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哭。她说:“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多久了吗?”
我说:“妈,我以前答应你,不恨他,不怪他。我现在也没恨他。我回来,是因为我认定他了。”
挂掉电话,我站在他家阳台上看江夏的夜景。很矮,没有武汉中心那些高楼,有种小城的热闹。
他走出来,把外套披在我肩上。我转头看他,他说:“对不起,让你等了那么久。”
我说:“以后就不等了。”
那串木头钥匙,被他用红绳挂在了床头。他说是从老家奶奶的针线盒里翻出来的红绳,图个吉利。
我们领证那天,是3月15号,雨过天晴。
我没有穿婚纱,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衣,在民政局大厅排队。他穿着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件黑外套,袖口有些磨白了,但洗得干净。
工作人员问我们:“是不是初婚?”
他说:“是。”
“领证日期选个吉利的日子也行,今天日子也不错。”
他看着我笑:“今天就行,不挑了。”
拿到红本,走出民政局,天气放晴了。他拉着我的手,说:“走吧,回江夏。我把租房退了,装修也搞好了。”
坐在回江夏的公交车上,我翻看手机相册。看到那张五年前的银行卡余额截图,58632.41。我把这张图删了。号码输入他的号码,转账,备注改成了“买房基金”。
命运有时候很慢,它会让两个人绕很长很长的路,才能走到彼此面前。
但那条路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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