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传教士有多矛盾？他们一边发动战争，一边赈灾济民

首先，晚清时期来华传播基督教的群体中，犹太裔占据不容忽视的比重，这一点能由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作为佐证。这所由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学校，不仅凭借教会背景在近代教育版图中占据首要地位，更一度成为民国政要名流的子女聚集地，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内的家族子弟皆在此就读受洗，没有哪个教会学校能与之比较。

因此，犹太人不是不传教，而是在历史上极其热衷传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创教之初，传教者许多都是犹太人，至于目的是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宗教都起源于犹太教，证据是“这两个教都认为犹太人是上帝之子”。

除此之外，在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几大贩卖鸦片的巨头，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犹太裔商人为主，清政府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于1842年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同时开放五处通商口岸。这一条约的签订，成为中国领土主权的首次大规模沦丧，为传教士的全面传教，撕开了一道口子。

条约签订后，英国率先将香港岛打造成殖民据点，随后欧洲各国的军队、商人、传教士蜂拥而至，以香港为跳板，对中国大陆展开全方位的殖民掠夺与传教活动，尤其是犹太裔基督传教士更是大量来华。

1、传教士走私洋枪洋炮，武装教民

为了遏制传教士的渗透步伐，清政府曾出台禁令，严格限制传教士的活动范围，明令其不得离开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农村腹地。此举的初衷十分明确：一方面是防范传教士向口岸外的民众传播宗教，打压中国数千年来的祭祖礼教根基，瓦解中华民族的祖先认同；另一方面是为了管控教会势力与地方势力勾结，避免因宗教纠纷给西方列强提供干涉内政的口实。

然而，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西方列强不断向清政府武力施压，传教士更是不讲信用不守条约，屡屡冲破限制深入乡村腹地。名义上在乡间传教布道，实则暗中走私军火、私藏武器，甚至培养听命自己的仆从，以“入教即可获得军火”为诱饵，诱骗民众信奉基督教，并与其他宗族斗殴。

在传教士的武装支持下，部分教民凭借武器优势，在与敌对宗族的冲突中占据上风，进而恃强凌弱、侵占他人土地，彻底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与平衡。

在晚清乡村社会，宗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本时有发生，彼时的械斗多以长矛、棍棒等冷兵器为工具，胜负的关键在于参与人数的多寡，也正因如此，村民之间才能形成一种脆弱却相对稳定的制衡状态。

然而，传教士的到来彻底撕碎了这种平衡，他们无视清政府的禁令，潜入乡村腹地，把枪械当作诱骗民众入教的筹码。在冷兵器时代，几支枪械足以形成碾压性的优势——哪怕是势单力薄的小宗族，只要有人入教拿到枪械，就能瞬间扭转对大宗族的劣势，让后者在火器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只能被迫妥协、跪地求饶。

这般赤裸裸的武力诱惑，让无数民众将传教士奉为“座上宾”，争先恐后地加入教会。而那些手握枪械的教民，很快便因武器赋予的权力而恃强凌弱，开始对周边没有取得枪支的普通民众肆意发起掠夺。

这些教民手持枪械，抢占他人土地、强夺他人财产，甚至凭借背后的教会与列强势力，肆意践踏民间的祖先祭祀与信仰。其他民众为了自保，要么只能忍气吞声，要么只能被迫入教以求庇护，由此形成了“武器诱入教，入教夺利益”的恶性循环。

然而，面对教民凭借枪械优势恃强凌弱、肆意掠夺的暴行，清政府的地方官员非但不敢出面维护公道，反而迫于列强的压力，对教民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将反抗教民的无辜教民残忍处死。

所以这才有了后来义和团的悲惨运动，参加义和团的普通百姓武器装备只能以大刀、长矛、棍棒、石头等冷兵器为主。而欺压他们的教民则因为有教会的支持，许多人都配备了洋枪大炮等热兵器，这也造成了双方在对抗中的装备差距，因此这才有了那句“刀枪不入”，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迎着那些教民的枪炮勇敢冲锋。

看着身边被教民枪杀的兄弟姐妹，他们能不知道神功护体是假的吗？他们根本不是迷信，只是已经绝望到没有任何办法但依然选择反抗，只因为喊上这两句在面对那些被西方侵略势力武装的教民武装时，冲锋就没那么害怕，慷慨赴死仅此而已。

战争期间，八国联军在当地教民的引路下，闯入华北各村各镇烧杀抢掠。在教民的指认下，义和团成员连藏身之处都没有，只能拖家带口、被迫辗转作战。

一时间，京津、直隶一带的村庄都被焚毁殆尽，大片农田沦为荒野；战后，数额惊人的赔款又被强行分摊到百姓头上，压得无数黎民喘不过气，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啼饥号寒的灾民。尤为讽刺的是，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与教民，事后竟摇身一变，打着“慈善”的幌子粉饰太平，将自己塑造成拯救黎民的“救世主”赈灾济民，实在令人作呕。

2、传教士军事训练教民，转变军队

自1840年开始，面对传教士越界渗透、走私军火的侵略行径，清政府始终束手无策，任由境外宗教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蔓延，传教士的殖民野心不断膨胀，广东、广西各地的教民更是在传教士的暗中煽动与支持下，逐渐聚集到广西桂平金田地区，他们的枪械多到难以计数，只要加入太平军者即可按需配发枪支弹药，就像是有源源不断的枪支供货商一样，很显然，他们自己是造不出来这些武器的。

他们的供货商在哪？从香港洋行中的交易中我们可以寻找到答案。1853年春，颠地洋行就通过香港代理，将拆解后的200箱燧发枪伪装成茶叶包装材料转送达到太平军手中；1854年，该洋行又被两广总督指控向太平军出售多达1000支恩菲尔德步枪，而因洋行注册于香港，清廷根本无法追责，这些枪械最终顺利流入太平军。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走私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仅上海一家洋行就通过香港等转口渠道，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同期美国公司卖给太平军的军火中，包含2783杆滑膛枪、66支卡宾枪、4支来福枪、895门大炮等大量火器，这些军火多先运至香港转运至太平天国控制区。

此外，葡商费尔南德斯等人，还曾顶着清廷军需供应商的身份，从香港采购英制步枪和火药，短短两年的时间，就向太平军输送了1.2万支枪和五十吨火药。而据英国人情报，1862年新加坡成交的3000尊各类口径大炮，也经香港等网络转运给太平军，成为其重火器的重要补充。

上文所提及的太平军通过香港传教士获取的枪支武器的交易数据，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些数据的来源，是湘军、淮军在采购西式武器时，从经手交易的华裔买办口中零星打探到的碎片信息，既不完整，也不系统。至于太平军在发迹之初、尚未形成大规模势力前与香港的军火走私数据，更是因交易全程隐蔽、缺乏官方记载而无处寻迹，彻底湮没在历史的暗河之中。

由此可见，太平军绝非坊间所说的“拿着棍棒、没文化的普通贫民”，恰恰相反他们之中许多人精通洋文，早年靠入教掠夺土地而家境富裕，是被传教士与军火商们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力量。他们不仅向太平军走私洋枪火炮，甚至还派遣外国教官对太平军士兵进行专业训练，让他们掌握西式火器的操作方法与战术配合。也正因如此，太平军在起事初期才能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因此太平军初期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表象，根本无关所谓的战术精妙、战略高深，核心在于武器装备的绝对碾压。

彼时，南方诸省的地方汉人团练武装，本就是清政府在八旗、绿营战力崩坏后，仓促下令各省地乡绅临时拼凑才勉强组建的民间武装。这些团练的武器以长矛、棍棒和弹弓为主，仅有少量祖传的鸟枪、抬枪充数，更缺乏统一的编制与正规训练，堪称名副其实的一群“乌合之众”。

而他们要面对的太平军，早已不是手持农具的普通起义者。他们不仅通过香港的传教士、军火商渠道，源源不断获取洋枪火炮，更经外国教官的多年专业训练，掌握了西式火器的战斗技巧与攻防战术。

这其中最著名的传教士和教官，就有呤唎、马惇、派力克·纳里斯等人，他们跟随太平军为其训练部队、教授太平军兵士炮术、讲解炸弹火炮的撞针用法、还设计中西结合的操练阵法、还把炮弹制造技术传授给太平军、并安排众多欧洲工程师专门负责为太平军制造枪炮弹药，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指导太平军士兵熟悉武器构造与使用原理，形成“制造加训练”的联动模式。

教民既有外国团队专业指导，又手握充足洋枪洋炮，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与之对抗的百姓手无寸铁，被迫以命相搏，谁都知道练功挡不住教民的长枪大炮，可是背后站着妻儿老小，列祖列宗，无路可退。

3、左手制造战争，右手赈灾济民搞慈善

这些传教士与军火商为了攫取暴利，无视中国的主权与民生，肆意向教民输送武器、培训士兵，本质上就是将中国的内战当作牟利的筹码。更讽刺的是，这些传教士还一边打着“慈善”的幌子，装模装样的当战地医生，建立医院，治病救人，运输粮食，救济战争导致的难民，一边通过军火走私挑动双方厮杀，坐收渔翁之利，全然不顾这片土地上民众的血泪与苦难。

这般行径，何其可笑，何其双标？先是倾销鸦片毒害中华民族，不准贩卖鸦片便悍然发动战争，战争铁蹄踏碎山河，致使百姓流离失所、灾民遍地，他们反倒摇身一变，打着“慈善救灾”的幌子四处传教。

传教不成便再启战端，枪炮轰鸣间强推所谓“信仰自由”；一旦传教据点稳固，又暗中为教民走私军火，挑动教民与平民的冲突，让战火在中华大地上愈演愈烈。硝烟未散，他们又以“赈灾济民”的伪善面目粉墨登场，将自己包装成救苦救难的圣人。

残酷的战争，迫使中华无数百姓背井离乡，良田荒芜、粮食紧缺，饿殍遍野的绝境里，他们仍不忘借着施粥发粮的机会散播教义，把灾民的苦难当成传教的筹码。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境外侵略者一边武力侵略中国屠杀无辜百姓，逼迫中华全族分摊天价赔款；清政府为缴赔款横征暴敛，逼得百姓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而他们又一边站出来，以“慈善”之名收割民心，将自己犯下的滔天罪孽轻轻抹去。

试问，四处对中国人民贩卖鸦片、大肆殖民掠夺中国土地、拐卖中国劳工充当“猪仔”、鲸吞中国矿产与民族利益的，究竟是谁？逼着全体中华民族背负巨额战争赔款、将华夏大地拖入苦难深渊的，又是谁？是他们的侵略暴行制造了无边的灾祸，但他们只需以蝇头小利收买那些忠诚于他们的教民五体投地的为传教士的累累罪行洗白、美化，甚至还称他们其实是来拯救中国人民脱离野蛮愚昧的圣人？

部分基督徒更是厚颜无耻地宣称“历史上只要是有传教士的地方，现在就是发展得更好”，这种言论的逻辑荒谬到了极致。

事实上，并非传教士带来了区域发展，而是他们始终刻意择取中国最具优势的地界盘踞：从长三角、珠三角这类先天地理优越的经济核心区，到天津、武汉、上海、青岛这些因通商口岸地位而率先崛起的城市，皆是传教士优先看上侵占的目标。

这些区域本就因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地，传教士不过是借着通商口岸的发展红利，抢占中国优质资源、划分租界范围。他们非但不是区域发展的推动者，反而是依附于中国近代经济资源、行殖民渗透之实的掠夺者，却妄图将中国发展的成果揽到自己名下。

尤其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江南百姓为了避免祖上数代人积攒的家族、宗族财富被悉数搜刮进所谓的“天国圣库”，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往因《南京条约》而被外国势力控制的香港与上海租界。

上海、香港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绝非基督徒口中所谓的“上帝之功”，而是拜这场血泪迁徙所赐——逃难而来的江南民众不仅带来了大量财富，更带去了手工业技艺与商业资本。追根溯源，这场迁徙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些信奉基督教、手持西方走私军火的太平军武装。他们以宗教之名行祸乱之实，将江南大地搅得民不聊生。

太平军与外国宗教势力因为有武器交易的商业关系，自然不敢对香港、上海的租界轻举妄动。如此一来，中国南方的海量财富便源源不断地涌入外国势力控制的租界当中，成为其经济崛起的初始资本。

租界里的民众尚能以租房栖身、保留部分余财，可在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百姓祖祖辈辈积攒的家产，都被以“公有”的名义强征至圣库，最终尽数落入天国政权的私囊。这些由西方宗教势力间接催生的人间地狱，反倒成了教民们粉饰侵略、吹嘘“功绩”的素材，实在是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