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米芾传世作品不多，以行书为主、草书次之，楷书比较少见，篆隶作品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而他目前仅存于世的一件隶书大作，被收录于《绍兴米帖》。此作字径大小约4厘米，写得极有古意，功力深厚，有魏晋之风，每个字都足够震撼。
《绍兴米帖》即《宋高宗刻米元章帖》，它是绍兴十一年(1141年)由高宗赵构亲自下令内府摹勒而成的，总计十卷，完成后置诸国子监，曹士冕《法帖谱系》高度评价此帖与原作“略无少异”，因此也被后世称为“米氏书法的百科全书”。
米芾对于众书体，最推崇的是篆书，他曾说：“书至隶兴，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隶乃始有展促之势，而三代法亡矣。”他认为后世人写隶书，舍弃了篆籀用笔，导致古法荡然无存。
而他自己在创作时，特地在隶书中保留篆书的一些技巧，颇具个性。米芾隶书笔画摒弃汉隶部分碑刻，如《曹全碑》的张扬波磔，更重“骨力”：起笔多藏锋，不同于汉隶部分露锋方切；横画行笔以中锋为主，笔画粗细变化平缓，无刻意“蚕头燕尾”的程式化。波磔笔画仅在字尾轻挑，右捺挑锋短促，避免汉隶的夸张舒展，显出行书笔法的灵动影响。
结字扁方为基，开合见意，以汉隶典型的扁方为基调，但融入米书“稳不俗、险不怪”的追求，多数字保持横宽竖短，部分字通过开合调整打破对称，左部收窄、右部舒展，左紧右松；字内空间避免均匀排布，横画间距上紧下松。
篆书笔法的融入主要体现在圆劲贯线，中锋行笔的圆劲感，竖画起笔藏锋如篆书“逆入平出”，线条无生硬转折。折笔处多圆转过渡，如“国”字框折角，非汉隶的方硬折角，更似篆书的“转笔”；长笔画如竖钩收尾藏锋，笔画具篆书“屋漏痕”的韧性，避免单薄。
米芾的隶书可以视为“复古与尚意的结合”，有古意但不盲目崇古。历代对其隶书评价聚焦“承古与创变”，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称“米元章隶，虽宗汉法，却带行书意，不泥古”。清代项穆《书法雅言》认为“其隶非汉隶之纯，然在宋人中，能避俗媚，得古意者，元章为最”。
现代学者启功、郭沫若等指出，米芾隶书虽非宋代隶书主流，却为“宋代隶书复兴”提供了“古法为基、个人风格为用”的路径，弥补了宋代隶书“重意轻法”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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