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教师节的不合时宜的话

写在教师节的不合时宜的话

黎荔

9月10日的早晨，我步行穿过校园。梧桐的影子还短，蝉声已经垮了，一声一声，像退了潮的水。行政楼前拉起红色横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风把缎面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一句练习了很久、仍然不太自然的口号。礼堂里在表彰大会，鲜花、绶带、闪光灯。我绕道走了。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里，我想写的，是一些不合时宜的话。

先说一件事。今年4月，我在面对本科生的通识课《艺术导论》课上，讲希腊艺术时，说到一件雕塑作品《垂死的高卢人》。那是一件帕加马学派的杰作：一个战败的高卢战士，身中数创，正用最后的力气支撑着身体，不肯倒下。古希腊人打赢了这场战争，却在纪念碑上雕刻了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因为他们懂得，对手越是强大、越是有尊严，胜利才越是沉重、越是光荣。然后，我讲到我们自己的抗战题材影视，讲到那些单一、滑稽、脸谱化、纸片化的日本人形象。我说：一个真正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不需要靠矮化、丑化对手来垫高自己；能正视敌人的复杂性，恰恰证明我们自己的成熟。我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的玉兰正在开，教室里一百多个学生，前排有几个抬着头。几天后，我被告知：有学生举报我“立场有严重问题，为日本人歌颂”。

我写了情况说明，恳请调阅课程录音，还原讲授全貌。学院也出具了调查结论，说这是艺术理论与审美范畴的学理探讨，不应被简化为意识形态立场问题。后续课堂上，我给全班做了讲解引导，申明了我坚定不移的民族立场，以及我的学术观点是倡导成熟的审美，艺术上一种更高级的处理，是在不丧失历史立场的前提下，写出对手作为“人”的复杂性。我反复强调：这不等于美化侵略，不等于模糊历史责任，更不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歌颂，这是艺术表现力与文化审美层次的讨论。全体学生表示理解和无异议——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舆情，是“别出事”。学校害怕网络舆情，于是这起艺术审美层面的课堂讨论，直接按顶格一级教学事故处理。处理文件下来的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桌上摊着讲义，某一页上还夹着去年学生送的书签，上面印着“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就在前几天，9月4日，教育部召开发布会，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对着镜头说：要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要及时澄清、正名；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他还说，要让老师手中有“矩”，心中有“度”，身后有“盾”。我支持对师德失范零容忍。但零容忍应该有两面：对失德者零容忍，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者也零容忍。如果只有前者，没有后者，那“盾”就是纸糊的。如果一有举报就顶格处理，一有舆情就先让老师低头，那讲台就会变成雷区。老师不是舆情耗材，教育也不该被热搜牵着走。屏幕里的话音铿锵，屏幕外，春天里那顶“事故”的帽子还稳稳地扣在我头上。制度的盾，立在了发布会上；落到一间具体的教室里，变成了一粒粒具体的灰，落在具体的教师肩上。

再说另一件事吧，或者说，一个时代。9月3日，OpenAI发布了新一代模型GPT-6。它可以连续工作数小时，跨应用、跨文件地把一个模糊的目标做成成品；此前内测版本解出了十个悬置多年的数学与理论计算机难题。如果说过去的AI只是学生手边的外挂，这一次，它看起来已经像一位全科教师——任何学科、任何难度、任何时刻，随叫随到，从不疲倦。

我是学人文的，但我不自欺：知识的传递正在贬值。教师是知识垄断时代的职业，那时知识昂贵、稀缺、流通艰难，所以需要特定的人去传授。而当知识分发的成本趋近于零，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复述教材的意义还剩多少？要知道，一本教材从立项、拿经费、组编写、统稿、送审、等书号、三审三校，出来要三五年，搬进课堂时，里面曾经的前沿知识早已在知识大爆炸中成了老古董。而且，如今的课堂上，正弥漫着一种越来越紧的空气：老师不敢太个性化，怕学生举报，怕发帖上网，怕被网友围观后恶意解读。前怕狼后怕虎，最后大多数老师选择了最安全的方式——当一个念教材和课件的机器人。反正一教室学生也都低头刷手机、刷考研真题、刷托福雅思。只有老师一个人对着空气表演，就像堂吉诃德对着风车念诗。下课间隙，偶有学生凑过来，笑着，客气着，小声说：“老师，我要保研，要出国刷绩点，期末能给个优吗？”这往往就是一个学期里，师生之间唯一的面对面交集。一个学期下来，师生之间唯一的“深度交流”，还是关于分数的讨价还价。我不怪学生功利，他们也在被系统推着走。只是，大学课堂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精致的功利主义者们彼此演戏，互不妨碍，各自安好——这出戏里，没有谁是无辜的，也没有谁是快乐的。

很多人问：AI时代，老师还有什么用？大学还有什么价值？但我仍然要说：教育里有些东西，AI给不了。它给不了一个老师捕捉到学生眼神涣散时，不动声色地换一种讲法的那种直觉；给不了灵商——那种对事物本质的顿悟能力，对伦理边界的直觉，对另一个灵魂的体恤。知识垄断的时代过去了，知识分发成本趋近于零。信息对称之后，老师若只做知识搬运工，确实可以被替代。但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是灵魂碰撞。AI能给出标准答案，却替代不了学生的深度思考；能批改论文，但不能在学生情绪崩溃时，停下来递一张纸巾；能讲伦理课，但无法用自己的一生去示范什么叫正直。认知外包是最容易走的路，而教育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拉住那个想把自己的脑子外包出去的人。AI可以当助教，可以当工具，可以当陪练，但它替代不了老师作为“人”的那部分。可如果老师被恐惧压成读课件的机器人，那AI替代的就不是教师，而是我们本可以给出的勇气、温度与人格。

我大概属于可以体面退休的那一代——AI全面接管课堂也许还要二十年，我站最后一班岗。但我看着年轻的同事，看着那些本可以锋芒毕露、如今却把讲义念得字正腔圆的同行们，心里发酸。当老师们为了保住饭碗，前怕举报，后怕网暴，最后集体选择了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将时间和精力重点放在科研上，讲课就念念豆包制作的课件。那么我们失去的何止是几堂生动的课？我们失去的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那个东西。我要学会自保，其实很简单。怎么自保？把课件做标准一点，把教材念完，不越雷池一步，不碰任何有争议的话题，不让学生有任何“举报素材”。讲《红楼梦》，就只讲考纲范围内的内容；讲艺术史，只读教科书上的定论。至于那些真正能让学生“啊哈”一下的东西——那些需要跳跃、需要联想、需要在审美层面冒险的讨论——算了，不讲了。反正就算我讲得有观点有态度，学生呢？还是在低头刷手机，有那么多“五色令人目盲”的东西把他们拉住。偶尔抬起头，个别人也许是因为老师说了什么“出格”的话，赶紧录下来，发到网上，等一个热搜。

师道尊严是从哪里来的？一部分来自传统。“天地君亲师”，师曾与天地祖宗并列；《礼记》说“师严然后道尊”。这不是老朽的怀旧，这是一个民族对待知识的姿态。一部分来自讲台本身。尊严最硬的后台，是自己的课。把课备足，把责任尽到，把心用尽，学生记你一辈子。这份敬重，分数换不来，羞辱也夺不走——我至今相信这一点。一部分来自社会各界。家长多一分理解，少一分指责；管理者多一分担当，少一分官威十足。尊严不在横幅上，在一件件具体的事里：在一次不急于下结论的调查里，在一句“我们相信老师”里。

而藏得最深的一条，是从学生那里来的。老师一辈子最大的存折，是学生的记忆。多年以后，街角有人喊一声“老师”，比什么奖状都金贵。决定学生命运的，是老师的用心；成全教师尊严的，是学生的记忆。这尊严像地里的庄稼，得慢慢长——羞辱它，土地会板结；敬重它，年年有丰收。只是如今，这地基正在悄无声息土崩瓦解。南方的酷暑一年比一年长，天地大火叠燃，全社会戾气横行，每个人都攥着手机，随时准备把一段掐头去尾的录音变成一场审判。我们这个时代太擅长愤怒，太不擅长理解；太擅长定性，太不倾听逻辑。

我知道这些话不合时宜。在一个表彰与鲜花的日子里谈论瓦解，在拥抱AI的欢呼声里谈论灵魂，在一个理工科为王的时代里谈论文科的尊严，在要求“零容忍”的时代里做一个被“零容忍”的当事人——都显得格格不入。但教师这个职业，本来就有不合时宜的基因。孔子是丧家之狗，苏格拉底饮下毒酒，他们都不合时宜。所谓师道，就是在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狂奔的时候，敢站住脚，说一声：慢一点，想一想。

未来教育真正需要的，是情感共鸣与心灵陪伴，是个性化成长和因材施教。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AI只能提供标准化的辅助，而老师能看见那个躲在角落里的孩子，能记住他喜欢什么、害怕什么、在什么时刻眼睛会亮起来。这些，是AI替代不了的。但问题是——在一个老师连正常教学都要提心吊胆的环境里，谁还有心力去做这些？当你每天都在担心“这句话会不会被截图”“这个观点会不会被举报”“这个案例会不会被断章取义”的时候，你所有的能量都用来自保了。你不可能有余力去关注一个学生的眼神，去设计一堂能触动灵魂的课程，去冒险进行一场真正的思想碰撞。一个害怕被举报的老师，不可能是一个好老师。不是因为他不想，是因为他不敢。

教育的意义，是让人变得更宽阔，而不是更狭隘。是让一个年轻人学会在断章取义的信息面前停下来，在举起手机之前多想一秒，在把对手妖魔化之前先理解“人”这个字。所以，下周就要开学了，我还要走上那间出过事故的讲台，我会接着讲《垂死的高卢人》，讲那个不肯倒下的战败者，讲真正的伟大从来不需要踩着对手的丑态来显影。也许会有人录音，也许会再有人误解——但只要还有一个学生抬起头来，只要窗外还有蝉声退潮后的安静，这堂课就值得讲下去。

我把自己视为人类最后一代教师中的一员。这个身份不悲壮，反而清明：正因为来日无多，才更要把剩下的每一节课，当作留下的那盏灯。哪怕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值得，但你的讲台值得。写在教师节的话，不合时宜，但忠诚于教师的本职。如果要落款，那么落款是——一个仍然热爱讲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