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古屋亚运会颁奖台上的白发老人，让人重新想明白一件事

作品声明：内容取材于网络

9月21日，在名古屋亚运会游泳比赛的颁奖现场，中国新星于子迪成功改写赛会纪录并荣获冠军，傲然登上最高领奖台。

然而当转播镜头切到颁奖礼仪人员时，不少观众感到十分惊讶：手端奖牌托盘的并非年轻面孔，而是几位满头银发、年过半百的老者。

这一画面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调侃日本青年人手不足，也有人感叹这是老龄化社会的真实照见，但如果仅止于这种推断，显然忽视了事情的全貌。

端奖牌的为什么是爷爷奶奶辈，这背后不是刻意安排

对此，赛事组委会志愿者部门的负责人给予了明确回应：颁奖礼仪岗位从未设定年龄门槛，既未限定必须由青年人出任，也并未特意大量筛选高龄人群。

登台的老人皆是自主报名并经正规流程录取的。据悉，本届亚运会与亚残运会招募了近4万名志愿者，年龄层涵盖了18岁至91岁，其中最年长的志愿者安乐博勋老先生已满91岁，目前正在卡巴迪场馆提供赛事保障服务。

老年志愿者数量相对多，有个很现实的原因，志愿者招募起初并不顺利，学生群体受就业和兼职的时间挤压，很难腾出大块时间参与长期赛事服务，最终学生约占志愿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缺口，很大程度上由时间充裕的退休老人填上了。

不是老年人抢了年轻人的活，而是年轻人根本腾不出手来干这个活，老人补上来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这个现象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值得认真看，日本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接近30%，与此同时年轻劳动力在持续收缩。

两件事同时发生，带来的不只是养老压力，也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大量退休老人身体状况依然不错，退休之后还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健康生活，如果这些人完全退出社会，对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浪费，颁奖台上那几位白发志愿者，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现实的直接呈现。

943万老人在工作，日本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亚运会志愿者的安排看似是个例，但更广泛的统计数据却印证了这正是当今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

据统计，2025年日本65岁以上的从业者规模已逼近943万人，不仅创下了连续22年持续上升的纪录，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也提高至接近14%。换言之，大约每7位日本职场人士中，就能看到一位65岁以上老人的身影。

如今，无论是在便利店结账时遇到六七十岁高龄的店员，还是乘坐由满头银发的老者驾驶的出租车，抑或是在机场见到老年工作人员，对当地人而言早已是屡见不鲜的日常景象。

这种局面的形成，单凭高龄群体自身的打工意愿显然远远不够，其背后还有着坚实的制度保障——日本推行的《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便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负有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老年人就业的法定义务。

2025年的统计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3.7万多家企业中，99.9%已经落实了65岁以前的就业保障，34.8%的企业已经落实了70岁以前的就业机会保障。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法律保障的是“有机会”，不是“必须干”，你可以选择继续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但社会要保证“有机会”这个选项真实存在，不是说要继续工作却找不到地方去。

制度之外还有配套体系，日本全国约有1307个银发人才中心，退休后想继续做点事的人可以去登记，中心负责介绍临时性、短期性的轻便工作。

这一群体的平均年龄已逾75岁，月均进账仅5万日元左右。尽管薪酬相当有限，但大家看重的并非报酬高低，而是能有事可做，并有机会与他人保持社交往来。

部分养老机构甚至会专门招揽60至75岁行动敏捷的高龄群体担任辅助岗位，招聘条件还特别指出要具备实际劳作能力，其初衷正是为了让老人们体会到自己依然拥有被社会需要的价值。

在东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媒体曾报道过一位77岁的退休老人。谈及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他表示离职后空闲时间变多了，随后还打趣道，自己只是希望能积累一些未来可以带往天堂的温馨记忆。

这句话后面藏着一个很具体的现实：退休不等于身体垮了，很多老人退休后还有相当长的健康年限，这段时间怎么度过，不只是个人选择，也是社会需要认真面对的结构性问题。

当然，经济压力是另一个绕不开的现实，日本内阁府的调查显示，有工作的老年人中，超过一半表示继续工作的主要原因是需要收入。

经济压力是一回事，社会能不能给老人真实的选择权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需要分开来看，不能因为有经济压力存在，就忽视制度层面给没有经济压力的老人留出的空间。

退休之后从社会消失，才是老龄化真正的问题所在

名古屋亚运会颁奖台上那一幕，触动很多人的点不只是老人出现在那里，而是老人出现在一个本来不属于他们的场合，而且出现得那么自然。

过去谈老龄化，说的主要是社会养老负担变重、劳动力缩减、年轻人要供养更多老人这类压力。

但当老龄化真正进入深水区，这个框架已经不够用了，光讨论怎么养老，默认的前提是老人是被供养者，但大量退休老人身体状况良好、仍有能力参与社会，把他们全部归进被供养的那一类，既是对个人的浪费，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对退休这件事的理解方式，退休可以意味着不再做全职工作，但不该意味着从社会上彻底消失。

一个人退休之后能否继续参与公共生活、能否在需要时找到适合自己的事情做、能否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保持存在感，这些不只是个人幸福的问题，也是社会结构能不能健康运转的问题。

这个议题不只是日本面对的，中国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截至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3.2亿，超龄劳动者规模估计在8700万到1.2亿之间，主要活跃在餐饮、环卫、保安、建筑等行业。

2026年5月，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起施行，明确用人单位应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包括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和工伤保障等。

这说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已经开始进入政策视野，不再是被忽略的灰色地带。

老龄化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怎么养老这一件事，一边是制度上保障老年人能工作、能参与志愿服务、能继续融入社会，另一边是保证这一切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不是逼着老人继续干活，不是强制延迟退休，而是在老人想继续做事的时候，社会有足够多的渠道和机会接住他们。

选择权是关键，选择本身才能给人真正的尊严感，我们都终将老去，老龄化的出路不是单方面靠养老体系兜底，而是整个社会在制度和观念层面同步调整，给老年人真实的位置和真实的选择。

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