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3月，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谈到渡江之后的作战安排。地图铺在桌上，江南、华中、西南几块区域被反复推演。陈毅忽然提出，三野可以改去西南，二野则转向东南。
“二野这些年太苦了。”陈毅的意思很实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又承担重任，部队伤亡和装备损耗都不轻。东南地区交通较便利、物资较充足，若让二野去那里，也算给这支部队一个恢复和补充的机会。
刘伯承听完笑了笑，说：“你为啥子要抢我的任务？”这句带着四川口音的话，既是打趣，也表明了态度。对刘伯承而言，任务不能只看哪一处条件好不好，更要看哪支部队最适合承担。
二野的底子，来自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长期在华北敌后作战，创建并巩固根据地。1945年8月，晋冀鲁豫军区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部队规模逐渐壮大。
然而，兵力数字看着可观，真正能随主力远程机动作战的部队并没有那么多。1947年6月，刘邓大军奉命千里跃进大别山，带走的是最精锐的野战力量。此举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却也让晋冀鲁豫根据地和南下部队都承受了巨大压力。
大别山道路难走，补给更难。部队没有稳固后方，伤员安置、粮弹运输、兵员补充，全都要在敌军重兵压迫下解决。后来转战中原，参加淮海战役，二野虽然不断缴获武器、补充兵员，但恢复程度仍不能和三野、四野相比。
陈毅并非只是在替老部队说情。他长期担任华东野战军主要领导，对华野的装备、兵力和作战条件十分清楚，也知道三野在渡江及沿海作战方面有自己的优势。让三野去西南，表面是调动方向，背后其实是对部队实际状况的权衡。
毛泽东没有立即接受这个调换。三野的前身是新四军，长期活动在江南水网地带，部队熟悉水上行动和沿海环境。渡江之后，华东、华南沿海以及岛屿方向仍有任务，三野不能轻易抽离。二野虽然兵力较薄，却有大兵团远程穿插和复杂地形作战的经验。
更关键的是，西南局势并不像地图上的兵力数字那样简单。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部盘踞川陕一带，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等人却各有打算，国民党军内部并不铁板一块。中央判断，只要切断退路、迅速施压，西南防线就可能出现连锁崩溃。
为牵制胡宗南，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秦岭方向展开行动，造成解放军将从陕南入川的态势。刘伯承、邓小平参加西柏坡会议后南下，也曾在郑州公开活动，使胡宗南进一步误判主攻方向。敌军主力被吸引在北面，二野便获得了从南面突进的机会。
渡江战役在1949年4月开始。二野随后沿湘赣、湘西方向推进，先后参加湘赣、衡宝等战事，逐步向西南展开。11月初，人民解放军发动西南战役，杨勇率第五兵团向贵州方向实施迂回，川东、川南各路部队同步推进，重点不是逐城硬攻，而是分割、包围和截断退路。
宋希濂集团的失败，正是这种打法的结果。其主力被连续压缩，部队难以相互支援，宋希濂本人于1949年12月在川东突围，后于1950年初被俘，并非在战役初期即被捕。12月上旬，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先后通电起义；卢汉则于12月9日在昆明宣布起义。
成都方向的局面也随之急转直下。胡宗南集团残部退入川西后，受到多路追击，国民党军政系统迅速瓦解。到1949年年底，西南主要战事基本结束，大批部队被歼灭或改编，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政治格局随之发生根本变化。
陈毅当年的建议，出发点是替二野减轻压力；刘伯承的坚持，则是把最难啃的任务接到自己肩上。两人的几句谈话，没有改变中央的总体部署，却把解放战争后期一个重要判断说透了：兵力多寡固然重要，部队的传统、经验、任务方向以及敌我内部的变化，同样决定着一场大战该由谁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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