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鹤鸣 | 两界山：我的口音与我的原乡

两界山：我的口音与我的原乡

文|朱鹤鸣

我的生活圈里，总有人对我肯定地说“你是××人”——“××”是指我的家乡，但他们也总是“亦对亦错”。走得再远，鞋底还是沾着故乡的泥。大家对我的判断，就因我身上的那股泥土气——口音。

古人说狐死首丘，越鸟南栖。动物尚且知道归路，何况人。生态学上讲，各种动物的鸣叫都有地方口音——浙江的麻雀与西藏的麻雀，叫声就是不一样。我的口音也像我的本性：执拗，不灵活，刻板而不善依傍。我在宁波宁海时，大家都会说我是台州天台人；我在台州天台时，大家都会说我是宁波宁海人。如果我首肯自己是宁海人时，大家都会再进一步确认：你要么是桑州人，要么是一市人。这种两边都不纯、两边都不假的处境，恰恰是我一生地理与精神处境的缩影。我站在两界山上，往东看是宁海，往西看是天台，两股风同时吹来，我把哪边推开，另一边都会觉得欠了什么。

两界山不是我凭空造出来的地名。天台与宁海之间，群山绵亘，古道蜿蜒，边界直接相连，翻过一道岭，方言就换了一种调子，水土就变了一种脾性。西边天台人说话像往山谷里扔石头，声音硬朗，弹回来还是硬的；东边宁海人说话像潮水拍滩涂，退了又来，来了又退，绵密而有耐心。我站在山脊上，两边都听得见，两边都学了个七八分，结果哪边都不肯认我这个“纯种”。可我偏偏觉得，这“不纯”才是真的我。

我确确实实是台州天台人。我妈是天台泳溪人，我出生在天台，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天台读书。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刻上了天台的印痕。动物行为学里讲一种“印随现象”：鹅鸭在出生后极短的时间内，会对第一个移动的、足够大的对象产生跟随和依恋，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那片山水的轮廓、那条溪水的声响、那种方言的节奏，就是我出生后看见的第一个“足够大的对象”。印随一旦完成，终生不退。

天台是怎么把它的调子刻进我骨头里的？先从说话的方式说起。天台话的句式短，像山路一样一步一蹬，不绕弯。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判断，没有铺垫，没有缓冲。这种节奏让我学会了一件事：开口之前先把结论想好，说出来的每个字都得站得住。天台人不是不会委婉，是觉得委婉是多余的——石头扔出去就扔出去了，回声收不回来，也不必收。我在那里完成了最初的自我塑造：学会了走路时脚掌先着地的姿势，学会了跟人打招呼时直视对方的眼神，学会了面对困难时咬住不放的脾气。这些都不是后来能改的。就像幼兽认定了母兽的气味，哪怕后来把它放在别的兽群中间，它还是会在夜里循着那股气味的方向醒过来。我的“气味”，就是天台话里那些带着山气的音节。泳溪的水从大山深处流出来，流过我的童年。我妈的方言里有一种温厚的韧劲，像溪边那些被水浸了几十年的老树根，表皮粗糙，内里纤维密实，掰开看，含水不腐。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语调的起伏，都变成了我后来理解世界的方式。你用什么声调说话，就会用什么节奏思考。天台的硬朗，天台的执拗，天台的“认死理”，都藏在我说话的每一个音节里。

我也确确实实是宁波宁海人。我爸是宁海桑州人，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直到现在。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染霜，我把最好的几十年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总有学生讲：朱老师，你的口音是普通话、宁海话、天台话三合一。他们说得对。我试着纯正地说一句宁海话，舌头总会在某个音节上滑回天台腔。我试着纯正地说一句天台话，尾音又会不自觉地染上宁海话的绵软。这不是口音的混乱，这是两个故乡在我身体里各自占了一块地盘，谁也不肯搬走。

宁海人说话，尾音里总拖着一点余温。同样一句“你来了”，城关腔和桑州腔收法不同，欢喜时尾音往上扬，平淡时往海里沉，嗔怪时又拐个弯——不靠字，靠那半截没说尽的音。我爸一辈子没跟我说过一句重话，不是没脾气，是他把力气都闷在那截尾音的弯弯绕里了。宁海话的声调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像海边的礁石，被浪打了千年，表面磨圆了，底下还是硬的。我在宁海教书，教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们毕业时跟我说“朱老师再见”，那个“见”字，用的是宁海腔，尾音往海里去了；我回应的“再见”里，带着天台的硬底，像一块石头扔进潮水里。我们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语言不要求你纯粹，它只要求你真诚。桑州的溪水往东流，流进清溪，流进三门湾，流进东海。我爸的沉默、他那种宁海人特有的、把力气闷在骨头里的劲头，也流进了我的血液里。天台给了我骨头，宁海给了我血肉。骨头是硬的，肉是软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能走路、能扛事的人。

可故土这东西，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就像一棵树，影子可以投到千里之外，根却动不了。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是精神坐标系上的永恒原点。故土不是地点，是一种方向感——知道自己在哪，才知道能往哪走。

我在宁海住了四十多年，比在天台的时间还长。按理说，宁海早该“覆盖”掉天台了。但人不是硬盘，新文件不会真的覆盖旧文件。有一次我半夜生气，脱口而出一句天台土话，我妻子听不懂，问我“你说什么”，我才意识到——那个瞬间，天台回来了。不是我选择了它，是它选择了我。天台是我人格的底层系统，宁海是我后来安装的应用软件。系统更新了，界面变了，但底层代码还在那里，决定着我处理问题的方式。

这道理，一个学生替我问了出来。有一次他问我：“朱老师，你到底算哪里人？”我想了很久，说：“我是一棵长在宁海地界上的天台树。”根在天台，枝叶在宁海，风从两边来。他笑了，说：“那您结的果子是什么味道？”我说：“是甜的，但甜里带一点涩，就像桑州的杨梅。”

所有的远行，都是对故土的一次次确认。年轻时总想走远，觉得故乡太小，装不下自己的野心。可走得越远，越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拉回去。不是被什么大事拉回去，是被小事——被一种气味，被一句方言里的某个音节，被一道菜的某种做法，被某个老人说话时的某种语气。这些东西像暗号，只有“自己人”才听得懂。你在异乡听到这个暗号，身体会先于意识做出反应——心头一热，眼眶一酸，然后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我还在这里。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话好，但只出了一半。心安处可以是吾乡，但“安”不是凭空来的。你之所以能在某个地方心安，是因为那个地方跟你的故乡之间有一条隐秘的通道。通道的那头，是天台的溪水、宁海的礁石、母亲的方言、父亲的沉默。没有这些，心往哪里安？

我的“安处”只有一个。不就是宁海，不就是天台，是这两座山之间的那条线——那条线穿过我的身体，穿过我的口音，穿过我说话时每个音节里藏着的犹豫和坚持。宁海和天台，山水相连，本就同属一片大地。两界山不是分界线，是连接线。我站在上面，往东走是海，往西走是山，往哪边走都行，因为两边都是家。

口音是一个人随身携带的故乡，你走到天涯海角，一张嘴，故乡就跟着你出来了。你没法假装。你可以改掉很多东西，但你改不掉你身体里那些“印随”的痕迹。它们比你更了解你。我的口音是三合一的。这让我在宁海显得像天台人，在天台显得像宁海人。但这恰恰是真正的我。就像两股水流汇在一起，你分不清哪一滴来自上游，哪一滴来自支流，但你看得见汇流之后的河面更宽了，水更深了。

可水流再宽再深，源头还是那两股。走得再远，鞋底还是认得那块泥。那泥里有天台的碎石，有宁海的沙粒。它们混在一起，干了，硬了，嵌在鞋纹里，步履因此有了分量。不是刷不掉——是怕卸去了这分量，便踩不实归途上的每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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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朱鹤鸣

□ 编排：天姥老人

□ 审核：水东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