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福柯思想的聚焦点

学术界通常从主体、知识、权力、经验、界限等概念入手来探讨福柯思想，笔者则拟通过展现福柯如何聚焦“关系”阐发其极具原创性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范畴篇》把“关系”列为十大范畴之一，从本体论视角合理解释事物之间的关联存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用“关系”这一先天知性范畴来解决对象之间如何关联的问题，福柯始终通过描述和分析种种“关系”来阐发其极具原创性的理论见识，在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座熠熠生辉的巍峨丰碑。

理性有其历史

先验条件有其历史性。福柯在其硕士论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历史先验的构成》中，批评黑格尔把历史进程视为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必然结构，质疑黑格尔“历史先验”企求从历史向超历史过渡的合法性，否认“历史先验”是使得现实问题转化为普遍必然的哲学问题的普遍条件，否认先验主体永恒不变，主张历史在具体历史境遇中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化。

先天有其历史性。福柯在其博士副论文《康德〈人类学〉导论》中，关注康德先验哲学如何在历史中成为一种思想范式，即康德先验性之被构成的历史性问题。鉴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探究“使所有经验得以被认知的普遍必然的认知条件”，强调先验主体的非时间的综合统一，福柯则想探究“使特定话语在过去或当下被视为知识的偶然认知条件”，也就是探究“历史先天”。福柯主张每个时代的知识都是由其历史先天即知识型决定的，每一种历史先天在其生效的时空范围内都具有必然的约束力，并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福柯揭示了康德从先天视角进行先验追问的《纯粹理性批判》与从发生学视角进行经验反思的《实用人类学》之间的理论张力，断言西方哲学从康德开始陷入了“人类学”沉睡之中。

理性有其历史性。在其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中，福柯质疑了近现代哲学所谓理性是先天的、普遍的、超历史的传统认知，强调理性对待非理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态度的历史生成、运作和游戏，貌似专横、普遍的理性结构其实有其偶然的历史建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理性划定自身与非理性的界限，并为强化这一界限而对非理性强加同一化逻辑以谋求理性主体霸权地位的历史。福柯毕生都把笛卡尔的我思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胡塞尔的先验哲学视为理性主义的三类形态。笛卡尔确立我思自我的实体地位，黑格尔主张“实体即主体”的绝对理性主义，胡塞尔致力于克服现代性危机中理性的异化，重铸理性的深层基石。而福柯倡导回到理性与非理性尚未分裂的原初状态、原本一体的状态。面对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性批判的最终基础终究还是理性这一所谓的理论困境，福柯掷地有声的回应是：理性有其历史，理性有其非理性的起源。

历史有其断裂

通常而言，理性观、主体观决定了相应的历史观。鉴于连续的思想史成了意识主权最安全的庇护所，鉴于近现代理性哲学把连续的历史视为主体功能的相关物，福柯则谈论主体在历史境遇中的构建、历史形态的转换、历史事件的展开，要在哲学家们、史学家们只看到连续性的地方展现历史的间断和波折，阐发了一种与信奉因果性、目的论和线性发展的传统历史观明显不同的话语历史观，主张用通史取代全球史。

福柯主张“分析知识的历史，没有必要通过主体，通过作为主体的人”，否认知识史是由绝对意识主体创造并由绝对意识主体来保障其连续性的。当某些科学突然发生从一种知识型转到另一种知识型的重组时，表面上连续的科学史进程就此中断了，且此般重组和中断并非一蹴而就、整齐划一，而是有分期、错层和异形。福柯据此断定“影响、危机、意识、问题旨趣、社会状况、心态、世界观这些神奇的功利概念”难以展现真实的思想史。《词与物》标示的西方知识史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发生的两次断裂分别意指文艺复兴知识型转向古典知识型、古典知识型转向现代知识型，表明知识基础和学科规则在特定历史节点发生了更替和重构，以批判康德人类学和萨特主体主义。《知识考古学》强调作为话语原子的陈述具有事件性、稀少性、偶然性特征，分别用“并合”“间断性”和“个体性”来取代传统思想史对“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的执念，主张意识主体不仅不是话语的来源，反而是话语实践的效果，旨在以话语实践史来批判以萨特、黑格尔为代表的意识观念史。

福柯揭示话语实践史中存在间断、偶然和曲折，拒斥主体意识史中的连续、必然和线性，并非刻意为了间断性而谈论间断性，而是通过对话语形成、话语规则、话语转换进行话语分析，意在表明在传统观念史通常以为线性连续发展的地方实际上存在着确实的间断性。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否认自己是一位间断性哲学家。

权力有其抵抗

《监视与惩罚》《性史》第一卷《知识意志》以及其他论著都表明：就主体是科学知识和强制实践交互作用的产物而言，福柯的知识—权力在主体之被动构成中融合为一个概念了。哈贝马斯谈论认知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福柯则还要谈论权力关系，认为人始终处在权力与抵抗的游戏关系之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福柯不问“何谓权力”，不探究权力的本质，而是分析权力的运作，描述交互影响、掌控与反掌控的力量关系、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游戏。显然，福柯分析和描述权力关系，与他肯定权力主要起积极作用，这两者并不矛盾。

福柯谈论的处于张力关系之中的权力，并非专指国家权力、社会权力，而主要是指在医院、兵营、学校、工厂、监狱、家庭等机构中运作的医生与病人、军官与士兵、教师与学生、工头与工人、狱吏与犯人、家长与孩子等之间的力量关系，也指像恋人之间存在的操控与反操控的力量游戏。个人通过扮演不同角色就处在由不同关系织就的巨大力量网络之中。

不同的权力概念导致不同的权力性质。鉴于哲学家们通常把权力视为一种恶，法学家们把权力视为威慑力和惩罚力，精神分析家们把权力看作压抑性的，福柯则认为权力更主要是起积极作用的。权力在操控、施加作用时引发了反操控、反作用力，权力发起并维持着双方的力量关系。力量关系通常在此消彼长中保持动态平衡。一旦内外因素打破了这种平衡，致使一方完全碾压了另一方，力量关系就难以维持，权力也就不能实施了。

不仅如此，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还强调权力以自由为必要条件。假如一方在实施权力时，另一方不能自由抵抗，不能自由地反操控，那么，力量关系就不能形成，更不能维持下去。基于这种权力分析，福柯始终身体力行，激励人们发挥和利用这种自由抵抗的力量。福柯对全景敞视式监视和管治所作的独到分析为AI时代的权力分析提供了理论范式。显然，福柯既非一位目睹个人陷于无处可逃的巨大权力铁网而显得束手无策的悲观主义者，也非一位贬低国家重要性和鄙视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者。

自身有其他人

处于权力关系之中的双方都是有着多种可能性选择的行动主体。《性史》第二卷《快感享用》、第三卷《自身呵护》《自身技术》《主体解释学》等阐发了主体之主动形成的真相/真理游戏，不仅倡导“呵护自身”先于“认识自身”，还主张“呵护自身”同时“呵护他人”。如果说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利科的“谁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伦理职责”是其自身解释学的重要一环，那么福柯的呵护伦理学比认识论更为原初和根本。

鉴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探寻到的清楚明白的真理抛开了主体的生存实践，福柯的“呵护自身”恰恰是主体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自身技术进行修炼和形变的生存实践。鉴于胡塞尔从意识意向走向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海德格尔谈论此在在世界中与他人的共在，萨特断言地狱就是他人，列维纳斯倡导他者优先的第一哲学，利科重塑作为他者的自身，福柯则主张作为自身技术的自身呵护，也就是呵护他人。福柯眼里的自我与他我、自身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明显不同于现象学、基本存在论、现象学存在论、他者伦理学、自身解释学的视域。呵护自身就是人转向内心，通过持续的自我观察、书写和审视，主动从内部改变自己的所思、所说和所行，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对话和质询，在精神修炼中诚言求真，使真理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让思想成为一种实践，把生活当成一件艺术品。

人在主动成为自己的同时，也在支持他人主动成为他自己。如是，我们与自身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福柯回到古希腊思想源头，与尼采一起再次印证了一个真相：人始终行走在成为自己的道路上。在成为自己的旅途上，人在成为主体的同时，也经受着屈从。这样的主体追求的自由并非摆脱外在束缚的解放，而是通过学习、操练和修身，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形塑彼此、相互治理。由于强调自身与他人的交互关系，福柯的呵护伦理学不同于规范个人行为的传统伦理学。

福柯通过梳理和论述理性与非理性、连续性与间断性、权力与抵抗、自身与他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重构了癫狂史、临床医学史、人文科学史、监狱史、性史、治理史，批判了理性形而上学、线性历史观、绝对主义国家理论和本质主义权力观，阐发了自己别具一格的主体观、历史观、国家观、治理观和伦理观。就福柯的话语分析、权力分析和主体解释学并非结构分析而言，他不属于结构主义阵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福柯屡次断然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甚至还想把《词与物》的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改为“结构主义考古学”。福柯拒斥“启蒙敲诈”，德里达呼吁新的启蒙，因为诚如福柯所言，我们至今仍未成年。

福柯主张先天有其历史、先验有其历史、理性有其历史、权力有其抵抗、自身有其他人、治理有其限度、主体有其屈从，无不是通过捕捉、分析和描述种种真实的、新型的关系得出其深思熟虑的思想，为当代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方法。福柯的思想至今在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媒介学、地理学甚至建筑学等众多学科仍具有穿透力和辐射力，构成 21 世纪人文社科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邵贤曼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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