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批被遗忘九十多年的铝制录音盘，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档案馆里被重新找到。录制者是黑人语言学家洛伦佐·道·特纳（Lorenzo Dow Turner），这些盘上的声音，如今被认定为现存最古老的路易斯安那克里奥尔语真实录音。
这门语言几乎已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录音却在研究者与克里奥尔后裔努力保存、甚至试图复兴它的节点上重新浮现。
一门在种植园里长出来的语言
路易斯安那克里奥尔语是地道的美国造物。它诞生于18世纪的国际奴隶贸易，主要把殖民者与奴隶主使用的法语，与多个西非方言——尤其是塞内冈比亚地区——混合在一起。
此后几代人里，无论被奴役者还是自由社群，都在法语词汇上叠加了本地独有的语法、句式和短语，语言持续演变。
剑桥大学语言学家奥利弗·马约（Oliver Mayeux）这样解释它的形成：语言不通的非洲人被赶进种植园，而法语是那里的行政语言，所有人都在学近似法语的东西，再学“近似之近似”。一门新语言很快就诞生了。
到19世纪，路易斯安那克里奥尔语已是种植园被奴役劳工与监工的共同语言。海地难民、加勒比移民、新近从加拿大到来的阿卡迪亚人，以及新奥尔良的大量码头工人也说这门话。
今天仅剩几千名母语者，几乎全是老人，住在该州极为偏远的乡村。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像特纳这样的当代语言学家也已明白，这门语言正在衰落。
1935年的新奥尔良之行
具体细节仍不清楚，但特纳似乎是在1935年前往路易斯安那，为一个最终没能获得正式资助的项目录制克里奥尔语使用者。录音里包含对许多有色人种的访谈，其中有昔日的田间劳工和分成制佃农。
为找到受访者，特纳依靠路易斯安那的黑人医生与学者网络，然后在同事的私人办公室里完成录制。
马约说，在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时代，这些是受访者信得过的空间，而且关键的一点是——通了电。
当时的录音设备远不是轻便的随身工具。特纳的装备包括一支沉重的麦克风和两个柜子般的箱子，合计重量超过100磅。
马约补充说，光是设备本身的陌生感，就足以让受访者觉得这是一次相当古怪的经历。
录音里的那些人
特纳显然从未发表过关于路易斯安那克里奥尔语的研究成果，马约是从这位语言学家的传记里发现这个项目的线索，最终在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追踪到那些铝制录音盘，保存人员此前已完成数字化。
听到这些被遗忘已久、却清晰可辨的录音时，马约感到震惊。母语者们在其中谈论自己的日常生活与个人经历。不过有些讲述或许经过了修饰。
一位受访者奥德莉亚·埃德蒙（Odelia Edmond）生动回忆童年时如何从新奥尔良民间人物佐佐·拉布里克（Zozo Labrique）手里骗走30美分——此人售卖用于伏都教防护仪式的红砖粉。听完录音，马约称她是个“非同寻常的角色”。
他说，她的丈夫被谋杀，之后她再婚。录音里她说：“他们杀了他，我太高兴了。”
另一位受访者乔治·多伊尔（George Doyle）当过警察，直到20世纪之交新奥尔良警局实行种族隔离。他记得曾被一个他称作“老鼠帮”的白人团伙袭击，这一说法在1893年的一份档案报纸文章中得到印证。
现在谁都能听
特纳这批一度被遗忘的关键录音现已上线，任何人都能听到。对路易斯安那克里奥尔语研究者而言，这是重大进展；对库里-维尼（Kouri-Vini）运动中试图在21世纪复兴这门语言的年轻一代，同样如此。
马约说，年轻人学克里奥尔语，是为了连接自身遗产的丰富性，在一个日益同质化的世界里找到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
不过对法语流利者有一句提醒：别指望在学习中占便宜。马约警告说，当代法语使用者根本听不懂这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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