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官记：张元济的戊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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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陆》

戊戌年变法开始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于当年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与梁启超等人。由此，张元济得以被光绪皇帝召见，投身于变法运动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趁各省举人来京会试之机，被视为“变法先锋”的工部主事康有为先后在粤东会馆、贵州会馆等处发表演说。听众当中，浙江才子、刑部主事张元济即在其列。事后，张元济对康有为的看法有所保留，其对同乡汪大燮说：“(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此外，“康在桂馆刻俚言书多册分送，其中说话亦无甚奇。惟每说及己则称‘康子’，而康字必大于余字数倍。”

张元济

一、加入维新阵营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张元济的父亲张森玉系秀才出身，后因科场拥堵而往广东捐官，其先后在肇庆、乐昌做过巡检之类的佐贰官。积累了一定资历后，他又曾前往海南署理过会同、陵水两县的知县。也正因如此，张元济虽然原籍浙江，但他实际生于广州，在14岁回乡应童子试之前，他也一直在广州生活。

在张元济返乡的第二年，其父因病卒于海南任所。尔后，张元济的母亲以一人之力培养儿子努力向学，而张元济兄弟也很争气，于光绪十年(1884年)双双得中秀才。5年后，张元济再接再厉，于当年乡试中列全省第10名，同科中榜者还包括汪康年、汪大燮、蔡元培等。3年后，26岁的张元济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考中壬辰科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并拨入翰林院深造。1894年经散馆考试后，张元济被分发为刑部主事，次年又以头名成绩考取总理衙门章京。

从履历上看，张元济无论在科考还是仕途上都堪称春风得意，这等智慧与机运，在万千读书人中可谓凤毛麟角。尤为难得的是，张元济身为浸润传统文化多年的饱学之士，却并不排斥西学。在京官任上，张元济曾自学英语，并与同时在京为官且志趣相投的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八人发起结为“健社”，之后又与诸人共同发起成立通艺学堂，以讲授英语、数学等西方新知识。

戊戌年变法开始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于当年(1898年)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与梁启超等人。由此，张元济得以被光绪皇帝召见，投身于变法运动中。

二、被光绪皇帝召见

对于徐致靖的保荐，光绪皇帝的回应十分迅速。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张元济与康有为奉旨一同觐见。据张元济事后的回忆：

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那天他就问到学堂的情形，我就把学生人数及所学科目告诉他，他勉励我几句，说：“要学生好好地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他还问我一些关于总理衙门的事，问些什么事我已经忘记了。光绪就叫我下去。问话语气极为温和，看他面貌，殊欠刚健。我退出时碰见荣禄进去。(《张元济回忆戊戌年》)

光绪皇帝

作为刑部主事兼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当时仅为六品衔，而按清朝制度，非四品以上官员是没有资格觐见皇帝的。光绪这次的召见属于破格召见，而其中的原因，除了徐致靖的保荐之外，也是因为张元济当时负责上呈新书，光绪对他有所熟悉。

总理衙门主要成员合影(右起：孙毓汶、徐用仪、奕劻、许庚身、廖寿恒、张荫桓)

事后，张元济写了两首诗表达自己的感奋之情，曰：

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

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面常留涕泪痕。苦口丁宁宣国是，忧勤百日枉维新。

三、上书变法纲目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张元济于七月二十日(9月5日)上奏变法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分别就变法全局、满汉、用人、理财等五大问题做出阐述。

在这篇近7000字的奏折中，张元济提出了五项建议：

其一是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张元济提议，仿懋勤殿南书房的成例，在内廷设立议政局，并选择年富力强、通达时务、奋发有为的官员充当局员，由皇帝特旨简派。议政局的职责在于详细核议各种重大政务，为新设立的各种机构如学堂、报馆、交通、邮政、电报、矿务等制定统一的法规章程，并呈请皇帝裁决。

其二是融满汉之见。张元济提出了五条具体办法：

一是关内旗人全部划归为民，归地方官管辖，结束满汉之间的行政隔离(皇族除外)；

二是废除满汉不通婚与旗民不交产，满人可以自由择业、自由迁徙；

三是满汉官员适用同样的选拔标准；

四是逐步废除旗兵的固定津贴，出缺后不再续补；

五是在京师和驻防地设立劝学工坊，培训旗人的就业技能。

最末，张元济还特别提出：改革限于关内，东北、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可暂保留原制度。

其三是通上下之情。张元济认为，旧政之痼疾，在于上下蔽塞，而要上通下达，可以有六条办法：

一是皇帝随时巡视京城各部院及各省，并择机游历外洋；

二是改早朝为午朝，除大典外，寻常觐见废除跪拜之礼；

三是亲重老臣，赐以座位，以示优礼，遇有重大事件，可随时请旨觐见；

四是准许士民上书言事，并可直达皇帝；

五是皇帝定期召见外省州县官，以了解下情；

六是请总理衙门负责将各种新报逐日送呈御览，以助皇上了解中外之情。

其四是定用人之格。张元济提出了几项建议：

一是多裁旧衙门，增设新政衙门，如有军机处就不必有内阁，有大学堂就不必有国子监，翰林院、太常寺等可并入礼部；

二是所有新旧衙门官制，交由议政局重新厘定；

三是一人一职，不得兼差；

四是对不行新政甚至阻挠新政者以违旨治罪，反对新政者均令原品休致；

五是根据官吏职务大小、事务繁简等确定官吏禄俸，并适当超出其所需部分，免其后顾之忧；

六是永远停止捐官纳官，并进而废除科举；

七是各省各官，除藩臬以上可不论省籍外，以下各官均用本省人；

八是提升州县官的地位，裁去道、府等官。

其五是善理财之策。张元济提出四条具体办法：

一是简派官员将户部及各省出入款项数目彻底查清，通盘筹划，详议办法；

二是令户部整理规划岁入、岁出款目(后世之预决算)，并向民间颁示；

三是整理银钱，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

四是提倡保护工商业，并制定商律，颁行全国。

张元济的这份奏折提纲挈领，既有大局观念，也不乏具体而有操作性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有些只是抄撮古政，有些或许是来自康、梁等人的思想，也有很多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其中，有些建议还引起了恐慌，如裁撤旧部门、废除科举等，如老舍在《茶馆》与《正红旗下》中反映的，旗人们对张元济的建议反响强烈，在他们看来，变法就是旗人必须自力更生，朝廷不再供养他们，这对他们来说当然不是小事。

老舍

之后，因为听说新成立的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将全部用来安置被裁撤官员，张元济认为此举对新政十分不利，于是在八月三日(9月18日)再次上奏，请求朝廷明降谕旨，令中外大员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以充实新设立的矿路农工商总局，发展实业。

总的说来，张元济在变法期间主要的活动是被光绪召见一次，上了两次奏折，在实务方面没有太多参与。当然，并不是没有机会，只是被他主动放弃了。

早在当年五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受命筹建京师大学堂，其保荐名单中的第一名，即拟任张元济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换言之，如果张元济接受的话，他将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孙家鼐提名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并不奇怪，因为张元济在翰林院学习时，孙家鼐为教习，两人有师生之谊；更何况，张元济因办通艺学堂而声名鹊起，于新式教育颇具经验与见地。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张元济最终婉言辞却了孙家鼐的邀请。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张元济做了如下解释：

大学堂事，寿州(孙家鼐)派弟充总办，业已奏准。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此事亦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

关于张元济提到的“官书局”及对孙家鼐的看法，其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做了更详细的阐述：

寿州闻尚有心，弟曾有书上之，后屡谒而不得一见，观其行事，亦终难扫除朝贵气习。所刊局报，多系芜词。阁抄格言，最为可笑。洋报偶有微词，译署原文咨送，均被删削。其人如此，概可知矣。

由此可见，张元济之所以辞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一是不愿与志趣不同的人共事，二是对孙家鼐的办事作风印象不好，因此不愿担任此职。最终，京师大学堂总办一职改由李盛铎充任。戊戌年变法开始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于当年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与梁启超等人。由此，张元济得以被光绪皇帝召见，投身于变法运动中。

四、罢官后的反思

正如张元济隐约感觉到的，变法从一开始就不会那么顺利。在他二度上折的第三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西苑，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由其“训政”，同时下谕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变法至此，已然失败。

据张元济事后的回忆，政变发生当日，他带着通艺学堂学生前去拜见来访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后者已经知道政变消息，但不好对他们明说而只能委婉含蓄地表示： “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 等他们由日本使馆出来后，才得到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的消息。

伊藤博文

事后，张元济致信汪康年说：

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仅获其弟。......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现闻尚未弋获，将来必有株连。事变之来，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

张元济又说，他曾去见了一次李鸿章，并劝解李鸿章说： “作为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听后感叹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讯流亡海外，而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或因涉嫌“围园杀后”密谋、或因参与新政而喋血菜市口。对于这一事件背后的激烈斗争，张元济表示一点也不知情：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他也无法知悉。因为那时他只在外围。

“六君子”被杀后，其他参与新政的官员如徐致靖、李端棻、张荫桓等人也分别被拿办、下狱、流放等。与康、梁等人尚未深交的张元济虽然没有杀身之祸，但因为同属维新阵营，因而也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严厉处罚。

据说，在诏令下来后，张元济的岳母责备他说： “你闯大祸丢了官，连累女儿不能当诰命夫人，永无出头之日！” 张的母亲则宽慰他说： “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如此，时年32岁的张元济，其政治最高峰也就此戛然而止。

事后，张元济所办的通艺学堂也不得不宣布结束，并随之归并于京师大学堂。在将学堂所有财产开列清单并呈请管学大臣孙家鼐接收后，张元济也就此结束了他的京官生涯。

张元济仕途顿挫之时，同处人生低谷的李鸿章曾派人慰问并询及其打算。张元济表示：京城已无容身之地，自己将赴上海谋生。当年10月下旬，张元济携眷离开京城，南下上海。

1899年4月，在李鸿章亲信——时任南洋公学督办的盛宣怀帮助下，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翻译东西各国新书。正是这一契机，使张元济逐步脱离官场，走向了近代出版业。

盛宣怀

多年以后，张元济回想往事，其对当年的变法又有了新的看法：

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美，变易一切，诚非易事。然使无孝钦后之顽梗，又毋庸劣守旧之大臣助长其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酿成庚子之役。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尝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伤元气，虽不能骤跻强盛，要决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祸。每一念及，为之悲愤！(张元济著《涉园序跋集录》)

在张元济看来，戊戌变法的失败，既与慈禧太后及一干保守大臣有关，而康有为等人的不谙时事、一味激进蛮干也有着不辞之咎。如其所云：

时诏各省广设学堂考试并废八股，余劝长素乘此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

当然，张元济也并未因康、梁之短而抹杀其历史功绩。戊戌变法过去20年后，张元济设法搜集谭嗣同等人的遗著而编成 《戊戌六君子遗集》 ，并于1918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该书序言中，张元济不无沉痛地写道：

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默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测之祸，果发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之。生死离合，虽复刳肝沥纸，感喟有不能喻者矣！

言下之意，似有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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