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1年12月的宁都城，寒风裹着硝烟味。1.7万国民党26路军官兵举着枪，喊着“加入红军”的口号，把2万多件武器堆在广场上——这可是红军当时最缺的“硬通货”，一下子让中央红军兵力扩张了三分之一。
可人群里，有两个人却皱着眉往后退。27师80旅旅长冯安邦和81旅旅长王恩布，对着红军干部摇头：“我们不跟你们走。”
谁都没想到，红军真没为难他们，还给每人发了300块银元当路费。这俩旅长拿着钱离开时，没人知道，二十多年后，他们会走上完全不同的路：一个成了抗日英烈，一个成了阶下囚。
这事得从26路军的“委屈”说起。这支部队本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老底子，中原大战冯玉祥败了，孙连仲带着人投靠蒋介石，编为26路军。可蒋介石用人只认“黄浙陆一”，对他们这些“杂牌”从来没正眼瞧过——给的军饷少，还专派他们去打最难打的仗。
1931年，26路军被调去江西“剿共”，刚到地方就损兵折将。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驻在宁都，官兵们想家想得厉害，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更是吵着要北上抗日。可蒋介石不同意，还派中央军把他们围住，断了军饷，逼他们继续“剿共”。
总指挥孙连仲一看不对劲，说自己牙疼，请假去南京看病；27师师长高树勋也跟着溜了，去庐山“疗养”。部队没人管，大权落到了参谋长赵博生手里。没人知道，赵博生早就被地下党策反，成了秘密党员。
之前地下党王超、袁汉澄、李肃就混进了26路军，在后勤、情报部门发展党员。译电主任罗亚平、军官学校的李秉仁，甚至执法队的王振铎，都成了自己人。这些党员再往下发展，革命的火苗很快在基层烧了起来。
可意外来得突然。1931年12月初，王超回上海述职，在南昌把党组织名单交给了被破坏的接头点，消息直接泄露给了南昌行营。12月5日，逮捕刘振亚、袁汉澄的急电发到26路军，幸好译电的是罗亚平，他赶紧把消息捅给了赵博生。
赵博生没慌，连夜找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密谈。这俩人跟共产党早有渊源，对蒋介石也满肚子火，一听说要起义，当场拍板：“听你的！”
12月14日，26路军办了场“领饷宴会”，团级以上军官全来了。酒过三巡，赵博生突然拍案：“蒋介石把我们当炮灰，不如加入红军，抗日救国！”底下的人早就憋坏了，纷纷喊“同意”。城外的要道早被董振堂、季振同的人控制，起义顺顺利利，部队后来改编成了红五军团。
可起义队伍里，冯安邦和王恩布却不乐意。冯安邦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打心底里觉得自己是“西北军的人”，跟着起义是“被胁迫”，一听说红军给“自愿离开者发路费”，立马就提了申请。红军真给了他300块，他揣着钱就去找了孙连仲，后来还当了新组建的74旅旅长，接着跟红军打仗。
王恩布更激烈，一开始就反对起义，被红军缴了枪、绑了起来，可还是梗着脖子说“不跟你们走”。红军也没为难他，同样给了300块路费。他回国民党阵营后，没再带兵打仗——早年当官捞了不少钱，1934年干脆辞职，回了老家当富家翁，天天喝茶遛鸟，日子过得悠哉。
可好日子没长久。1938年，冯安邦在抗日战场上拼到了最后一刻。他守娘子关时，带着士兵跟日军白刃战；血战台儿庄，他率部堵住日军退路，打得日军不敢前进一步。11月3日，他在襄阳遭遇日军空袭，炸弹炸中了他的指挥部，54岁的冯安邦当场牺牲。2014年，民政部把他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算是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冯安邦
王恩布的结局就差远了。1954年，新中国清查历史问题，他当年在国民党的经历被翻了出来，很快被逮捕。或许是受不了打击，1955年他就病逝了，终年59岁，到死都没摆脱过去的污点。
后来有人说，宁都起义的几位核心领导人太可惜了——赵博生、董振堂都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红五军团最后军衔最高的只有上将李达。可再看冯安邦和王恩布，就知道人生的选择有多重要：一个选了家国大义，青史留名；一个选了苟且偷生，最终落得遗憾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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