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孔子

荣海生

在菏泽市鲁西新区马陵岗镇通古集村，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成殿，每年都在此举行大型祭孔活动。据村内老人讲，举办这样的活动已有上百年历史。这里祖传是当年孔子周游列国驻足授徒的一个地方。让我们通过古籍，寻找孔子当年的足迹。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述而不作”，其言行散见于多种早期典籍。《左传》作为记载鲁国及列国史事的编年体史书，虽以解释《春秋》经为主，却也在叙事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孔子言行的珍贵记录。据统计，《左传》中涉及孔子的记载约20余处，且多集中于鲁定公、哀公时期。这些记载与《史记·孔子世家》相互参证，可勾勒出孔子从鲁国从政到周游列国、最终归老于鲁国的行踪轮廓。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孔子出身贫寒，“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仕途“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他看不惯鲁国贵族的腐朽，周游列国十四年，先后到了齐国、卫国、陈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蔡国等地。司马迁评价他“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左传》中的孔子，其早年活动基本空白。孔子怎样在《左传》中出场的呢？——不见其人先闻其声！

鲁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齐庄公打算赐予臧紇一块田地。不料臧紇当面给齐庄公一个差评，说他做事像老鼠。结果很恼火的齐庄公取消了给臧紇田地的计划。《左传》借孔子之口评价臧紇是个聪明而刻薄的人。

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郑国通过武力恨恨地教训了陈国，郑简公害怕晋国兴兵问罪，主动向霸主（晋国）进献战利品，获得了晋国原谅。《左传》借孔子讲述了“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的道理。

鲁襄公三十一年（前542年），郑国的子产执政得到国人的认可，《左传》通过孔子评价子产是个讲仁义的人。事实上，孔子确实也很赞赏子产的为人。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得知子产去世，非常痛心，认为子产“‘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称赞他为“古之遗爱也”。

这些应该都是孔子晚年对往事的评价。到鲁昭公执政时，孔子就有一定的名声了。

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孟僖子跟随鲁昭公出访楚国，因为不懂礼仪而受辱，回国后很是后悔。在他病危之际，他要他的家人向孔子学习，“以定礼位”。孟僖子的儿子后来真的就投到孔子门下做了学生。孔子称赞孟僖子“能补过者，君子也。”

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楚国右尹子革拜见楚灵王，说服了高傲的楚灵王不要放纵自己。孔子认为楚灵王为人处世不“仁”才受辱。

鲁昭公十四年（前528年），晋国的叔向处理两家大夫争地案，“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孔子认为叔向能抛弃亲情和偏见，秉公办事，“古之遗直也。”

《左传》明确记载孔子行踪的事情发生在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郯子出使鲁国，鲁昭公向郯子询问古代的官职制度。郯子如数家珍。《左传》并未明言孔子是否在场，但受启发的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做了郯子的学生。

鲁昭公二十一年（前521年），齐景公打猎，用错误的方法召唤虞人（管理山林的官吏），虞人不至，被抓，后来又把虞人放了。孔子评价说“守道不如守官”。

鲁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晋国的魏献之执政，选拔重用人才没有私心，忠诚于国家。孔子大加赞赏，称“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

鲁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晋国铸造刑鼎，刻范宣子所著的刑书。孔子非常不认同晋国的做法，认为晋国丢失古代的法度，人心不古，将要亡国。

鲁昭公因与季氏发生矛盾逃离鲁国，客死他乡。鲁定公元年（前509年），其灵柩被安葬于祖坟之外。孔子出任司寇时，让人在外围挖了一条沟，使昭公墓和他的先人墓连在了一起。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鲁国季氏权臣阳虎被鲁国驱离，先后逃往齐国、宋国，最后逃到晋国，投奔了执政的赵鞅。孔子认为赵氏捡了个大麻烦，从此不得安宁。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的齐鲁夹谷之会，是《左传》记载孔子行踪最为详确的事件之一。这一年夏天，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以相礼的身份前往。期间，齐景公听信犁弥之言，欲使莱人劫持鲁定公。面对突发局面，孔子指挥士兵持戈以待，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为辞斥退莱兵；当齐人要在盟书上强加不合理内容时，孔子从容应对，寸步不让；齐景公欲以享礼羞辱鲁国，孔子又以“犧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为由拒绝。翻阅全书，《左传》对孔子的记载始终附着于鲁国军政大事，夹谷之会若无孔子相礼，其言行便不会见于《左传》。这种“因事见人”的笔法，使得《左传》中的孔子行踪呈现出片段性，却也因此具有较高的史料可信度——它记录的是一个作为鲁国大夫的孔子，而非后世神化的圣人。

《左传》还记载：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也就是要削弱三桓的势力，孔子支持子路（仲由）推行的计划。“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在费地却遭到武装对抗。孔子指挥反击，取得胜利，完成了废费邑的任务。因为孟氏不配合，“堕三都”最终还是失败。

《左传》中，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也有评价。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年），邾隐公到鲁国拜见鲁定公。结果两人都失去礼法，作为陪同大臣，子贡判定二人都有死亡之象。果然当年鲁定公便去世了。孔子认为子贡说的话太多了。

“堕三都”失败，鲁国国君仍然还是有其名无其实。孔子对鲁国的政治生态十分失望。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其具体日期、行程《左传》中都没有记载。鲁哀公三年（前492年）夏天，鲁国发生火灾，大火蔓延到了鲁桓公和鲁僖公的祀庙。此时孔子已在陈国。《左传》记载：当时“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

鲁哀公六年（前489年），楚昭王生病，卜医者认为是河妖作怪，请求祭祀河神。楚昭王认为此乃鞭长莫及，没有办理。孔子认为昭王知大道，不会失去王位。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国攻打鲁国，孔子的弟子季氏宰冉有冲锋陷阵，孔子评价他的做法合乎道义。这一年，卫国发生内乱，孔子调解失败，“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回归鲁国之后的孔子，不再出仕为官，却以“国老”身份参与国事。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参加了鲁哀公夫人的吊唁活动。鲁国发生蝗灾，季康子当面就天象问题求教于孔子。

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西狩获麟”，是与孔子有关的重要事件。《左传》载：“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这段记载中，孔子的行踪是明确的：他前往观看被捕获的麟兽，并辨识其名。后人对此事赋予浓厚的象征意义，或谓孔子因获麟而感伤“吾道穷矣”，《春秋》绝笔于此。但从《左传》的行文看，孔子在此扮演的是博学者的角色——众人不识麟，而孔子识之。这一细节与《左传》中孔子多次以哲人形象出现的特征相吻合。这一年，齐国发生弑君事件，孔子请求出兵讨伐，没有成行。次年，卫国动乱，孔子猜定他的学生子路将战死，高柴会逃跑。

孔子晚年居于鲁，其政治影响力已很有限。他讲学、著述、与弟子论道，直至去世。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诔（悼辞）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遗（姑且留下）一老，俾屏（使他保护）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深刻表达了对孔子逝去的深切哀伤，以及对孔子无法继续指导自己的遗憾。子贡却批评鲁哀公“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

《左传》中的孔子，始终未脱离“鲁国大夫”的框架。这种“因事见人”的史笔，使得《左传》中的孔子行踪，每一处都可与重大历史节点对应，具有较高的编年价值。这与《论语》中那个与弟子从容论道的孔子形象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一个立体的历史人物。

（荣海生，菏泽市曹州历史文化研究院）